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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的兩面性:文革罪惡的受害者和製造者

王在看歌頌周恩來保護劉少奇的電影時拂袖而去,因為周其實是迫害劉致死的罪魁禍首之一──劉的項目組長。還據說在劉少奇追悼會的悼詞中,她堅持刪去了「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好學生」等令人作嘔的字眼。後來她竟然也一反常態、開始肉麻地謅媚殺夫的毛澤東了。最噁心的例子便是她對評劇藝術家新鳳霞說:「鳳霞,我們都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以至新鳳霞十分鄙視地說:「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還說這樣的話,你說壞不壞?」

王光美無疑是一個文革的受害者,但她同時是這一罪惡歷史的製造者之一。追究歷史責任、清算政治罪惡,不僅僅是為了死者和受害者,更重要是為了埋葬一個時代。

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去世,網絡上一片讚揚聲,更對她文革中喪夫陷獄,無比同情。王光美無疑是文革的受害者,就數以百萬計的文革受害者的級別而言,王光美作為當時的第一夫人,還毫無疑問是他們中最大的受害者之一。然而,歷史的真相卻往往是矛盾和弔詭的。在中共多年的政治運動中,中共黨內的受害者並不只有單一的身份,他們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識形態上,和迫害者並沒有任何不同。

“桃園經驗”開文革政治迫害先河

王光美在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並不僅是由她作為外交花瓶的第一夫人的身份而定,而是她和夫婿劉少奇一同創立的河北四清運動的“桃園經驗”,又稱為“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一九六四年九月)。如果我們今天再閱讀一下王光美在全國大力推廣宣講的“桃園經驗”,便會驚訝地發現:它們是毛的文化大革命某種形式的預演,至少為毛的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難得的經驗。而劉少奇的悲劇在於:這些他創立的經驗,卻都最終成了毛澤東打倒他們本人的利器。

首先,“桃園經驗”在中共的最高層開創了“夫人參政”的極壞的範例,使毛澤東隨後啟用江青作為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鋒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王光美創立的“桃園經驗”採取“群眾運動”(其實是“運動群眾”)的方式,主張另組“階級隊伍”,進行“奪權鬥爭”,又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體制外另組“階級隊伍”,進而“奪權鬥爭”的思路。

最後,劉王合創的“桃園經驗”中,逼、供、信和殘酷的體罰現象比比皆是。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搶提供了極壞的樣板。在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這些在劉、王直接指導下搞出來的“經驗”,全部在複查後作為冤、錯、假案平反,可見當時逼、供、信之風的酷烈。

文革中青年學生到桃園去調查這個“四清”樣板時發現:“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隊大搞逼、供、信。對幹部實行跟蹤、盯梢、罰站、彎腰、低頭、燕飛、拘留。連敲帶詐,讓幹部脫了衣服到外面凍着。工作隊動不動就掏出槍來威脅幹部……王光美住的四隊武鬥最凶。在鬥爭四隊隊長趙彥臣時,王光美到場見趙彥臣正在罰跪,就鼓動說:”你們搞得好,搞得對。堅決支持你們,就用這個辦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體罰之風,越演越烈。”這裡值得一提的是:“燕飛”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時極為流行的“噴氣式”──它很可能就發源於“桃園經驗”!據海外新聞單位的不完全的統計,在劉、王直接指導的“四清”中,共逼死幹部群眾七萬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鄉共整了五百三十二萬七千三百五十人。這些“四清”成績,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複查中被證明絕大多數是冤、錯、假案。

文革初期迫害清華無辜師生

文革初期,劉少奇故伎重演,一心想在清華大學再創一個文化大革命的“桃園經驗”,再一次派王光美作為“普通工作組組員”的名義去清華大學直接指揮運動,立刻成為“太上(女)皇”。

在王的指揮下,工作組非但立刻把校長蔣南翔和所有的副校長全部打成“黑幫”而且殘酷地迫害無辜師生。工作組一進校,就責令全部幹部,包括教研組正副主任“靠邊站”、“上樓”批鬥。清華群眾形容當時的亂斗場面是“遊街一大串,鬥爭會一大片,勞改一大隊”。全校五百多名幹部中,被王光美指導的工作組打入“黑幫勞改隊”的竟佔了百分之七十之多,對普通師生,只要是對中共有過一點批評,抑或對工作組有過一點非議,也立刻打成“反革命小集團”。

一時清華園內冤獄遍地,“右派”叢生。據文革後統計,十年中清華大學共有包括武鬥致死的“不正常死亡者”四十八人,其中被工作組迫害致死的就達三分之一左右!當時年僅二十歲左右的工化系學生蒯大富不過因為“革命”過頭,對工作組提了一些意見,立刻被王光美和劉少奇打成“反革命學生”,就地監禁批鬥,也搞得他差一點自殺。結果這一事件被毛澤東利用作為打倒劉少奇的一着妙棋,蒯大富成了赫赫有名的清華大學造反派、紅衛兵井岡山兵團的“蒯司令”,王光美反而成了“反革命”。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清華大學井岡山在全校批鬥王光美時,筆者正在北京串聯,住在清華大學。我和當時清華大學的不少師生談起王光美在清華的所作所為,所有和我交談的師生都認為:王光美言行虛偽做作,整人、心腸狠毒,雖然造反派斗她的大會有些過份,但這也是她在清華作惡多端的一種報應。

應當指出的是,王光美在文革後只是強調自己受迫害的那一面,而對於自己從四清到文革的迫害別人的經歷,卻做了種種不應當的辯解。比如,她在不少場合仍然把她在四清運動中製造出來的“階級鬥爭”和今天的“反腐敗”相提並論,來證明自己殘酷迫害別人的正確性乃至預見性。這些都是毫無反省和懺悔的一面。

一個微妙的變化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結束後,王光美對迫害自己丈夫致死的毛澤東的態度,逐漸地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在劉少奇還沒有正式平反的八十年代,王光美和她的子女還基本上對毛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的。據說她在看歌頌周恩來保護劉少奇的電影時拂袖而去,因為周其實是迫害劉致死的罪魁禍首之一──劉的項目組長。還據說在劉少奇追悼會的悼詞中,她堅持刪去了“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好學生”等令人作嘔的字眼。

但從九十年代開始,隨着她的兩個女兒也紛紛成為經濟改革中最大的特權階級──海外中資公司的老闆,她竟然也一反常態、開始肉麻地謅媚殺夫的毛澤東了。最噁心的例子便是她對評劇藝術家新鳳霞說:“鳳霞,我們都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以至新鳳霞十分鄙視地說:“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還說這樣的話,你說壞不壞?”

王光美的言行,蘊藏更深的還是她對於她家庭的特權利益的切實維護……而王光美為了兒子的飛黃騰達,自然也心甘情願地作了這一“政治秀”的主角。

王光美無疑是一個文革的受害者,但是她又同時是這一罪惡歷史的製造者之一。追究歷史責任、清算政治罪惡,不僅僅是為了死者和受害者,更重要是為了埋葬一個時代。

《爭鳴》2012年11月刊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爭鳴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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