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路過耶魯，在圖書館碰到隨余英時教授寫博士論文的朋友。不經預約、沒有通傳，她即領我到余教授的辦公室。一坐下來，談了一個下午。夜幕低垂，教授着我明天再來談談。如是者又談了個下午。新近拿起《余英時回憶錄》細讀，三分一個世紀前在他辦公室問教的情景，歷歷在目。
後來林山木先生在《信報月刊》登了那近1.4萬字的問教筆錄。閱畢《回憶錄》重看舊時筆記，發覺余先生的反共思路貫徹如一。他並非頭腦僵化，只是從自身經驗出發，用事實求證，確定共產主義既有悖人性亦不合國情，非反不可——自1978年囿於人情以美國學人的身份訪問中國大陸後余先生再沒有踏足大陸。無以名之，姑且稱他此堅定取態為科學反共。
余先生在抗戰前七年出生。生於憂患，而自出娘胎即失去母愛——母親分娩時失救離世，自此父親帶着他從天津輾轉到了南京和開封，抗戰軍興又送了他返安徽。在鄉下九年，他目睹土匪掛着革命軍的招牌打家劫舍、殺人越貨。與族人的接觸又讓他體驗到地主與佃農之間即使有衝突，亦非共產教條宣傳的「階級鬥爭」。
抗戰勝利，他與在瀋陽辦學的父親團聚。然而進駐東北的蘇軍奸淫擄掠，令人髮指。此再次讓余先生見識共產黨講一套、做一套之慣技。儘管如此，到1949年入讀燕京大學時，在「群眾的壓力」下他還是加入了共青團的前身新民主主義青年團。那時毛澤東已登上天安門高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時年19歲，正是血氣方剛、充滿理想，不期然「感染了一種宗教式的狂熱情緒」，患上了「左傾幼稚病」。
余先生是歷史學家。按他分析，講大話面不改容的共產黨得天下，近因是「八年抗戰和戰後蘇聯佔領東北」，授中共以坐大之機。遠因則是滿清積弱、列強入侵，激發起知識人的救亡情緒。被愛國激情沖昏腦袋，他們對共產主義「是否合乎中國的病情，根本未深入研究過」。這個舶來主義何以如斯啱聽？
共產黨得以奪權，先有不求甚解、囫圇吞棗的知識人佔據輿論平台、形成風氣，繼而得到外力——日本及蘇聯——之助，可以說是裏應外合的結果。然而共產違反人性（余先生贊同李贄「夫私者，人之心也」之說），追求此理想則務必要制裁人性、暴力摧毀以人性私心為基礎的私有產權制度。
及至發覺違反人性的後果是舉國一窮二白，不得不面對現實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到那個時候規範行為的制度——和道德仁義之心——已蕩然無存，以致依賴政治權勢的畸胎（趙紫陽所謂的權貴資本主義）應運而生，催發化公為私的掠奪貪腐；為富不仁，社會矛盾日益尖銳，胡耀邦因而響起了「亡黨滅國」的警號。
共產黨將如流沙般崩潰
即使晉身第二大經濟體亦幫不到中共化解「亡黨滅國」的危機，反之為了平息貧富極度懸殊激發的怨憤以鞏固權位，打着反貪腐的幌子，加強箝制言論、全面中央集權。共產黨能還魂否？三分一個世紀前余先生跟我如是說：
「在我看來，共產黨是個泄了氣的皮球。皮球泄了氣，要把它灌起來是不容易的。共產黨的危機已經公開化了；共產黨的危機是內在而不是在外的。關起門來人民也不聽你的話，內面亂七八糟，成一個怎樣的局面呢？從前尚且能勉強維持一點面子，用謊言來欺騙世界，用謊言來控制自己的人民，現在已經做不到了，人民根本就不怕共產黨。共產黨不是可怕的，共產黨是可悲的。」
展望未來，余先生是樂觀的。他的樂觀植根於如泥潭流沙般韌力無窮的中國文化。這個文化將讓共產黨慢慢的陷下去，如流沙般崩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