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經濟急速下行、中美貿易談判明顯向美國跪低的情況下，按正常的思維，中國應該會珍惜香港這個「白手套」，至少表面上放鬆對香港的干預，顯示實行一國兩制的誠意，以降低美國對中國利用香港避稅和進口高科技產品的戒心。但情況顯然相反，中央直接向特區政府下公函要求把屬於香港內部事務的執行《社團條例》的事向中央報告，提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把香港融為一個中國城市，特府又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只要中國認為是罪犯，居香港者就會送到大陸受審。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在一黨專政的官僚體制下，不同系統的主管只會執行自己部門的政策和原則，不會考慮整體利益或對其他部門的影響。而知識不廣、理性不強、喜怒無常的高層領導人通常都會有一種社會心理學稱之為「個案思維」（Compartmentalization）的思考方式，特點是：從來只考慮對單一事件要採取的措施，而沒有聯繫到這種措施是否與其他的政策措施相牴觸。
比如當年要爭取台灣接受一國兩制時，就說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是對台灣的「率先垂範」，但當香港主權到手後就不再只是「換一面旗，換一個總督」啦，而是樣樣都忍不住插手，根本不會顧到什麼「率先垂範」。思考中美貿易問題，只考慮如何讓美國得到利益，如何讓美國滿意，而不會考慮在美國對中國越來越警惕的情況下，如何善用香港這個「白手套」。
處理香港問題，是不同個案，於是有不同思維。對囊中物有權用盡：大灣區規劃和《逃犯條例》修訂都是依循重一國輕兩制的政策思路。個案思維只會思考大灣區利用香港獨立關稅區之利，而不會考慮美國把香港和大陸城市一體對待之弊。
但是，見多識廣又有智庫、國會和嚴密決策系統的美國，決策者並不是一些缺氧的「個案思維」頭腦，在作出對中國實行遏制的戰略改變後，就是全方位、各部門的意志。美國駐港總領事唐偉康去年中確實說過，「一國兩製成功，令中國在經濟發展上變得更多元，有利外國人在中港投資，同時進行學術、文化等不同領域的交流」，並表示「對此我保持樂觀」。那是美國對華政策沒有明確大改變之前。去年底美國國會報告，指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不復從前，建議美國商務部檢討是否繼續將香港和中國視為兩個獨立關稅區。前天唐偉康接受訪問時就說，尤其在2018年，中國對香港施加壓力，令香港政治空間收窄，將來或進一步影響營商環境，相信委員會的下一份報告將更嚴厲。對香港修訂《逃犯條例》，表示某些草擬內容和方式，或影響美國與香港的雙邊協議。
倘若美國和其他與香港訂有相互引渡協議的國家，紛紛因香港修訂《逃犯條例》而擱置協議，那就意味在香港居住或營商，都會與在大陸居住或營商有相同的風險。
林鄭上場後，全速推動「HK is China」，但又要虛偽地宣稱香港「成功實行一國兩制」。美國現在就像那部莊園主警告中國遊客要遠離野熊的短片那樣，不再聽你的廢話，一於根據現實判斷，直接鳴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