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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婚戀:一場待價而沽的「生意」

曾經以為鄉村就是藍天白雲、青山綠水,可是回到生我養我的鄉村,看到的卻是荊棘叢生,荒野遍地。

稀稀疏疏的鞭炮聲,零零碎碎的狗吠,給這個豫西南的鄉村塗抹上一層灰暗的色調。

只有幾戶大門口停着的幾輛耀眼的小汽車,為這個日漸凋零的鄉村增添了幾分衣錦還鄉的生氣。

那見人就撒的平日里捨不得抽的玉溪白沙軟中華,那見人就笑的熱絡又陌生的寒暄,給人幾分亦真亦假的親切。

與此同時,有這樣一群人,整日穿梭在鄰里鄉村,用一種產生於約定俗成和自我總結的規則,熟練地互相介紹着回家過年的青年男女,為他們牽線搭橋,到哪兒都是座上客。

她們,就是鄉村的媒婆,一群熱心、懂“行情”、又有話語權的農村人。

今年過年,我回到老家,親眼目睹了農村青年的婚戀狀況,百感交集,於是,在跟訪了十幾對相親青年和三個農村媒婆之後,寫成了今天這篇文章。

我不知道該如何改變這些農村青年的婚戀困境,作為一個出生於農村的“文化”人,我只能把這種現象描述出來,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探討和重視。

以下現象的坐標均為豫西南農村,若有與讀者見聞不符之處,可能有地域差別之原因,此文暫不論述。

01

女孩成了“唐僧肉”。

經歷了八十年代的計劃生育,九零後成了農村重男輕女傳統思想的直接體現者,這一體現的結果是——男孩比女孩多。

這些九零後男孩的父母在二十年前慶幸自己得了傳宗接代的兒子時,絕對想不到,二十年後,他們會為此整日愁眉苦臉,憂心忡忡。

王根發的兒子今年26歲,已經相了四年親。

兒子身材高大,長相普通,高中畢業出去打工,一個月六千多元工資。

為了讓兒子在婚戀市場上有點說服力,他拿出積蓄,買了一輛價值十三萬的車。

這四年,他們見了不下三十個女孩,都是附近村子的,都在外打工。

王根發本來以為憑着自家的條件,會在相親中佔據主動地位,沒想到,幾輪下來,他就被打擊得失去信心。

不是女方嫌棄他兒子不會應酬(兒子是個實在人,不會說漂亮話),就是嫌棄他家的房子沒在縣城。

如果對方自身條件好也就罷了,偏偏這些“挑三揀四”的女孩自己條件也很一般——相貌、學問、工作、家庭條件都在中等偏下。

王根發和兒子一氣之下就拒絕了這些女孩,誰知道媒人後來給他們介紹的一個不如一個。

他們後悔了,央求媒人把之前介紹過的再提提試一下,沒想到他看不上的這些女孩很快就訂了親,且男孩家個個有房有車。

王根發的狀況代表了一大部分農村人的現狀。

因為男多女少,所以只要是個女孩,只要沒什麼大的毛病,就可以任意挑選男孩,佔據相親的主動權。

有一些女孩一天之內會被媒人安排相親兩三場。

當男方還在忐忑不安地猜想對方對自己的印象如何,今天有沒有失禮的地方,有無可能往下發展時,女孩已經被安排着見下一個相親對象了。

最後,女孩當然會優中選優,男孩子則淪為被“選秀”的對象。

如果媒人和男方是親戚或者媒人人品比較實在,則會費盡心機為男孩出謀劃策。

02

彩禮成了一個坑。

在農村,“娶一房媳婦,窮一個家”絕對不是危言聳聽。

就拿我們當地來說,相親當日如果雙方都看“順眼”了,願意做親,就要按照以下步驟進行:

見面禮:男方請女方吃頓飯,飯後送給女方見面禮。

一般是一萬零一塊,叫“萬里挑一”;也有一萬零七塊,或者一萬七千塊,叫“萬里挑妻”。

過禮:男方要送給女孩兩身衣服、兩雙鞋、兩雙襪子;化妝品一套;箱包一個;三金(金戒指、金耳環、金項鏈);另送彩禮六到十萬塊錢;再送給女方七大姑八大姨每人至少六百到一千塊紅包。

送日子(即商定結婚日子):男方一次性給女方六萬六。

結婚當天:男方要給女方買離娘衣,送離娘錢兩千塊,發家衣(新娘裏面穿的衣服),紅包若干,開門錢,梳頭錢,端茶錢等等臨時發揮的錢。(像那種當場拿不出來憤而罷婚的男孩基本上都是杜撰的,畢竟已經付出這麼多了,大多都選擇了忍)

我們當地發生過一起在結婚當天女方另外要二十萬的,最後男孩只得出去借錢湊齊。

以上花費大約二十萬。

這個花費是在男方已經有房有車,而且還是兄弟一個的情況下的花費。

如果男方無房無車,那是連媒人都不會登門的。

如果男方兄弟兩個或兩個以上,女方會要的更多,為自己鋪後路。

還有的圖省事,乾脆一次性要齊,起步價往往是“萬紫千紅一片綠,一動不動”。

“萬紫”指一萬張五元鈔票,“千紅”指一千張百元鈔票,“一片綠”指一片五十元鈔票,這個不固定,主要看新郎心意。“一動”指汽車,“不動”指房產。

這樣算下來,一場農村的婚禮大概要花在五十萬左右。

至於這些錢從哪兒來的,女孩不會考慮,更不會替男方父母還賬。

所以一場婚禮,就會使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村老人掏空家底,甚至債務纏身,把人生的最後一二十年全部用來還賬。

在農村還流行着這樣一句順口溜,來總結現在女孩的嫁人規則:

“要找弟兄一個兒的,婆子四十二三兒的,家裡還有存摺兒的,房子蓋在路邊兒的。”

03

婆婆成了“童養媳”。

九零後男孩的母親是最悲摧的一代人。

在她們年輕的時候,婆婆是一家之主,媳婦要服從婆婆,“多年的媳婦熬成婆”,一個“熬”字就說明了媳婦的家庭地位。

到了她們當婆婆的時候,社會變了,媳婦成了一家之主。

這些九零後的女孩在家往往嬌生慣養,即使出身農村,也不會做家務,再加上受電視網絡的影響,出門打工又學會了虛榮。

回到娘家或者婆家,往往都是玩手機打麻將,不懂得謙讓和孝敬公婆,生了孩子也是往婆婆懷裡一丟,自己照樣徹夜玩。

說好聽一點是沒長大的巨嬰,說難聽一點是沒有教養。

而這樣的男孩也不在少數。

因為花了大價錢娶了兒媳婦,所以農村的婆婆往往要把兒媳婦高高地供着,不但要做一日三餐,洗全家衣服,抱孫子,哄孫子,更有甚之,還把做好的飯菜端到兒子兒媳床頭,讓這些只顧熬夜玩手機的小兩口坐在床上吃。

我曾經親耳聽到一個農村老頭跑到地里喊自己的老太婆:“你快點回去,媳婦兒說想吃你蒸的饅頭了。”老太婆就趕緊扛起鋤頭回家去。

有很多婆婆在兒子剛結婚時就對兒媳說:“你們只管出去打工,生了孩子我給你們帶。”

所以很多農村的小兩口把孩子一生,就又出門打工。

除了寄錢回家,孩子很少能夠享受到父母的教育和愛。

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在農村比比皆是,造成的教育缺陷和社會隱患非常嚴重。

04

離婚成了家常飯。

如今離婚率高的反而不是城市,而是鄉村的九零後。

就拿我們鄰鎮的一個村莊來說,村裡已經有十幾對九零後男女離了婚。

他們都在外打工,沒有感情基礎,不考慮三觀和性格是否相合,完全是看彼此的外貌和家庭條件。

他們在父母的安排下,送彩禮、登記、辦酒席、結婚,一步緊跟一步,不能真正意義上相互了解和認識,很快相親成家,很快又生了小孩,成家後一切生活又有公婆包辦,沒有盡到家庭的義務,甚至連婚姻的意義是什麼都不知道。

他們不像七零八零後,懂得忍讓,願意湊合。

一旦發生了矛盾,不會包容和遷就,很快一拍兩散,也不會顧及雙方老人和自己的孩子。

因為兩人都在外面打工,或者一方在外一方在家務農,夫妻分居,婚內出軌現象也比較嚴重。

有很多年輕夫妻只是靠打電話聯繫感情,很容易出現分歧,婚姻破裂就在所難免。

我們村子有一對年輕夫妻離婚之後,男孩的父親受不了打擊,天天醉酒,最後竟然神經失常。

據澎湃新聞報道,這些青年的離婚呈四化特點:

一是離婚主體女性化。起訴離婚的大多是女性。

二是離婚事由多樣化。子女老人、生活習慣等都能成為離婚理由。

三是婚姻時間短暫化。

四是婚姻價值偏激化。

因為在婚戀市場上佔據優勢地位,很多農村女青年就會生出優越心態,大多不想嫁給農村人。

即使嫁給農村人,因為長時間的城市生活,也讓部分女青年對沒有能力的農村伴侶逐漸心生厭倦,希望與在城市打拚的農村男或城市男結合成婚。

“聽說他們挖走了家鄉的紅磚,砌上了水泥牆。家鄉的人們得到他們想要的,卻又失去他們擁有的......”

這是《鹿港小鎮》裏面的幾句歌詞,聽起來叫人不自主地傷懷。

我們的年輕人從農村走了出去,想要給自己換上一雙看世界的眼睛。

他們忙忙碌碌尋尋覓覓,以為找到了阿拉伯的神燈,卻不知道在得到財富的同時,已經失去了最珍貴的初衷。

他們茫然失措着,跌跌撞撞着,滿載着父輩的希冀,嚮往着文明和喧嘩的繁榮,以為自己是那禁錮於鋼筋混凝土中的一份子,卻在現實的殘酷中被打回原形。

花謝花飛花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農村的現狀不正如一株漸漸凋零的花嗎?

它生長在偏僻的角落裡,也曾為繁花似錦的春天貢獻了自己一生的芬芳,但當芳華落盡之時,卻不得不面對孤芳自賞、自生自滅的命運。

這真是一種悲哀。

畢竟,兩性關係是一個社會存在的基石。

如果兩性關係出了問題,社會也就出了問題!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秦瑞 來源:新浪看點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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