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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的康奈爾」國立北洋大學 慘死於中共手中

——中國過去的世界一流大學

北洋大學一直以教學質量嚴格要求著稱,美國以及歐洲各國的大學研究院都有明文規定,免試接受北洋學生入學」。「當時美國把中國的大學分為A、B、C、D四個等級,其中A級有四個,北洋大學是A級第一位」。 1951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高教部令北洋大學與河北工學院合併,改稱天津大學。從此,這所中國近代最早的世界知名的大學黯然消失。

這是一所消失了的大學。現在的國人,特別是包括大學生在內的年輕人恐怕都不會知道她的名字。而她,曾經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大學,其歷史比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還要早——京師大學堂建立於1898年,而她,誕生於1895年。她的辦學起點很高,一起步就與當時的世界一流大學接軌,與哈佛、耶魯相伯仲,畢業生可免試進入美國一流大學攻讀研究生,因而被譽為“東方的康奈爾”。她的創辦人是中國近代洋務運動中叱咤風雲的紅頂商人盛宣懷。在中國近代史上,盛宣懷是一位傳奇人物。在科舉取士的制度下,他科舉未中,卻官至一品;他從未出洋歷練,卻在洋務派所辦四大實業中執掌三門;他沒學過金融,卻創辦了我國第一家國家銀行……他還被世人稱作“中國商父”,其從事的實業範圍涉及礦業、能源、交通、紡織、電訊及金融等眾多領域,成為洋務派中的實力人物。他並非學者,但當他掌握了權力和財富的時候,卻親手創建了中國最早的兩所大學,其中最早的一所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大學教育的開端。

我這裡所要講的是北洋大學,其全名是國立北洋大學。

一、“自強首在儲才,儲才必先興學……伏查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才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設立學堂為先。”“況樹人如樹木,學堂遲設一年,則人才遲起一年”。

北洋大學是與盛宣懷的名字密切相關的。

盛宣懷(1844—1916),清末政治家、企業家和慈善事業家。出生於清末江蘇省常州府武進縣龍溪。字杏蓀、幼勖,別號愚齋等。曾任天津海關道、山東登萊青兵備道、會辦商務大臣、郵傳部尚書等職,1916年在上海病逝。作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的得力助手,盛宣懷一生經歷傳奇,成就非凡。近代中國第一家自辦最大航運公司招商局,第一家自辦電報局,規模宏大的煤鐵鋼聯合企業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和最大的紡織廠華盛紡織廠,近代中國自辦的主要鐵路幹線和第一家銀行—一通商銀行,等等,都是由他創辦、主持和控制。另外,中國近代化第一階段中創建起來的主要工礦交通運輸和金融企業,也大半經他之手,也就是說,他不僅是中國近代民族工業和洋務運動的開拓者與奠基人,更是中國近代工業史和洋務運動史的縮影,是一位處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李鴻章對他的評價是“志在匡時,堅韌任事,才職敏瞻,堪資大用”,並稱讚他“一手官印,一手算盤,亦官亦商,左右逢源”;張之洞讚譽他“可聯南北,可聯中外,可聯官商”;而孫中山推崇他“熱心公益而經濟界又極有信用。”

這樣一位“辦大事,作高官”的權貴和工商巨子,同時又是一位對於中國近代新式教育有開拓之功的教育家,而他在教育方面的最大成就是在當時幾無先例可循的情況下,一手創辦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所新式大學北洋大學。

盛宣懷所以熱心於興辦新式教育,特別是新式大學,自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和地緣背景。盛宣懷所處的時代為19世紀中後期,即鴉片戰爭至戊戌變法這一歷史巨變時期。鴉片戰爭之前的滿清政府歷來堅持閉關鎖國,由於不了解世界的發展而養成朝野夜郎自大的心態,視西方科技為奇技淫巧,認為“自來奇技淫巧,衰世所為,雜霸歡虞,聖明無補”。鴉片戰爭慘敗以後,滿清政府雖然攝於西方的船堅炮利,開始向西方學習,洋務運動亦勃然興起,但其目的僅局限於“師夷長技以制夷”;甲午戰爭中國再一次慘敗,且敗於先於自己向西方學習的日本,反省失敗的原因,雖然加大了興辦新學的力度,但其原則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提出“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並將這一思想貫徹於1903年清政府頒佈的學制之中:“無論何等學堂,均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抱殘守缺、食古不化,仍然不從體制上找原因。但在此期間,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也發出了激進的變法的呼聲。維新派認為中國衰弱的根本原因在於教育不良,學術落後,救亡之道應從改良教育入手。他們尖銳地指出洋務教育的嚴重不足。梁啟超在《學校餘論》中批評洋務教育“至今數十年,未嘗有非常之才出乎其間,以效用於天下”,在辦西學的過程中,“雖糜巨萬之資,竭數十年之力”,但成果最多“僅為洋人廣蓄買辦之才”而已;1895年在“公車上書”時更是把矛頭直接指向科舉制度,提出“廢科舉,興學堂”。維新派也不贊成洋務派所堅守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嚴復指出:“體”和“用”是不可分割的,中學和西學各不相同,“中學有中學的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並立,合之則兩止”,認為洋務派“中體西用”學西學不徹底,“盜西法之虛聲,而沿中土之實弊”。維新派主張引入“西學體用”,不僅要學習西方先進的自然科學知識,還要學習西方思想文化,改良政體,至少變“中體”為君主立憲制度。同時,效法西方,建立近代學制,也成為全國教育界的普遍要求。在維新派推動下,清光緒皇帝於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1895年7月)發出上諭:

自來求治之道,必當因時制宜。況當國事艱難,尤宜上下一心,圖自強而弭隱患。朕宵旰憂勤,懲前毖後,惟以蠲除痼習、力行實政為先,疊據中外臣工條陳時務,詳加披覽,採擇實行。如修鐵路,鑄鈔幣,造機器,開礦產,折南漕,減兵額,創郵政,練陸軍,整海軍,立學堂……皆應及時舉辦。……各直省將軍督撫,將以上諸條,各就本省情形與藩臬兩司暨各地方官悉心籌劃,酌度辦法,限文到一月內分析復奏。

盛宣懷長期操辦洋務,自然洞悉中國之積弊,也從中深刻地認識到西方國家乃至日本興盛的原因。經過近三十年的苦心經營,到19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他實際上已經全部或部分地控制了一批關係到國計民生的輪船、電報、鐵廠、鐵路、礦務、紡織、銀行等大型企業。在披荊斬棘、奮力開拓的過程中,他深深體會到,“實業與人才相表裡,非此不足以致富強”;沒有與新興企業相適應的新式人才,將一事無成;那些皓首窮經的學究們絕不可能去搞機器技術和企業管理,科舉所取之士對此一竅不通。新式人才從何而來?盛宣懷認識到,必須立足於自己培養,聘用洋師只是暫時的、短期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煤鐵礦藏“實以開採為大利所在,未便使外人久與其事”。基於這種認識,盛宣懷在經營企業的過程中,往往創辦附設於企業的帶有訓練班性質的學堂。比如辦電報局時,他在天津、上海等地辦有電報學堂;督辦漢陽鐵廠時,也辦有附設的學堂。這些學堂在學制、課程等方面都只注重實用,理論和基礎知識則不求系統,屬於非正規的訓練班。但他事事都是有心之人,“精細為群僚之冠”,在及時總結這些訓練班經驗的基礎上,他更加感到興辦正規新式教育的迫切和重要。為此,早在1892年,他就與在中國開辦學校的美國學者丁家立研究在天津按照美國大學模式建立一所大學,效法西方培植高級人才,開始了建立中國近代學制的探索。所以,當他接到光緒皇帝的上諭後,立即向清廷進言:“日本自維新以來,援照西法,廣開學堂書院,不特陸軍海軍將弁皆取材於學堂;即今之外部出使諸員,亦皆取材於律例科矣;製造槍炮開礦造路諸工,亦皆取材於機器工程科地學化學科矣。僅十餘年,燦然大備。”他還建議說:“自強首在儲才,儲才必先興學……伏查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才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設立學堂為先。”“況樹人如樹木,學堂遲設一年,則人才遲起一年”。他在提出這一“興學強國”主張的同時,以急迫的心情提議“當趕緊設立頭等學堂、二等學堂各一所為繼起者規式”。由此可見,盛宣懷對於新式教育的認識遠比同時代的人深刻。他不僅認識深刻,而且付諸實踐,並在辦學實踐中摒棄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原則,代之以“西學體用”,也就是他所說的“西人學以致用為本”。

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陰曆十月初二(1895年11月18日),經光緒皇帝批准,盛宣懷按照美國大學模式在天津辦起“北洋中西學堂”,後來於1902年袁世凱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時更名為北洋大學堂。他本人被委任為督辦(校長)。這是由中國政府批准,並出資創建的我國第一所國立大學。

建設大學,工程浩繁,為了能夠在短期內將北洋大學開辦起來,盛宣懷想盡了辦法。天津海河西岸原有一座博文書院舊址,因經費緊張未能開辦,致使將建成的校舍抵押給銀行,盛宣懷集資從銀行贖回校舍,利用博文書院原校舍開辦北洋大學堂。北洋大學堂是清政府批准建立的一所國立新式大學,經費本應由國家直接撥款,但是從鴉片戰爭開始,清王朝國庫極為拮据,根本無錢撥付。盛宣懷只能憑藉其職權及其辦理洋務的條件,想盡辦法,從各條渠道籌措。除了由天津海關解部庫款撥付,也向社會募捐,他自己則率先捐出巨款,很快使這所新式大學上了軌道。

北洋大學堂這所新式大學所以誕生於天津,也與天津當時具有的地緣優勢有關。1860年天津被闢為通商口岸後,西方列強紛紛在天津設立租界,天津成為中國北方改革開放的前沿和近代中國“洋務”運動的基地,是中國第二大工商業城市和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貿中心。戊戌變法時期,也是維新派的活動中心;軍事近代化,以及鐵路、電報、電話、郵政、採礦、近代教育、司法等方面建設,均開全國之先河。北洋大學建立於天津,自然具有了區位優勢,而盛宣懷親任大學堂督辦,同時由他提名伍廷芳(清末民初傑出的外交家、法學家,中國近代第一個法學博士。辛亥革命爆發後,任中華民國軍政府外交總長)、蔡紹基(首批留美幼童之一,入耶魯大學學習法律。回國後先為上海大北電報公司翻譯,後任清政府駐朝鮮外交代表、袁世凱的幕僚、天津外事局局長)分任頭等、二等學堂總辦,聘任美國人丁家立為總教習,更讓其名至實歸,先聲奪人,其成功當然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二、“美國以及歐洲各國的大學研究院都有明文規定,免試接受北洋學生入學”。“當時美國把中國的大學分為A、B、C、D四個等級,其中A級有四個,北洋大學是A級第一位”。

北洋大學堂創建後,以盛宣懷提出的“科教救國,實業興邦”為宗旨,以培養工科高級人才為辦學目標,以近代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的教育模式為藍本,進行專業設置、課程安排和學制規劃,而在這些方面,丁家立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丁家立(1857-1930),美國公理會教士、外交官。出生於波士頓,先後畢業於達特茅斯學院、歐柏林神學院。光緒八年(1882年)來華,在山西省太谷傳教,他曾力勸當地富紳捐資興學,但收效不大。遂於光緒十二年(1886年)辭去教會職務,赴天津就任李鴻章的家庭英文教師,同時在天津創辦了一所不帶宗教色彩的“中西書院”,自任院長,在社會上獲得一定聲譽,盛宣懷因此對他倍加賞識。同時,丁家立還曾兼任美國駐天津領事館副領事。北洋中西學堂創建後,丁被盛宣懷聘為總教習,該學堂易名為北洋大學後,仍就任總教習。後又兼任保定學堂總教習。庚子之亂,八國聯軍侵入天津,天津中西學堂舊址被德軍佔領,校舍受損,丁家立旋親赴柏林與德國政府交涉,獲五萬兩海關銀的賠償金,丁即以此款建筑北洋大學在西沽武庫的校舍。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辭去北洋大學總教習職。其在北洋大學任教時,該校課程仿照美國著名大學標準,教學方法重質不重量,凡畢業生皆可直接進入美國著名大學的研究院,北洋及民國時期的一些著名人物多為丁家立本人護送留學美國的高材生。

創建之初,北洋大學堂設立頭等學堂和二等學堂。頭等學堂為大學本科,二等學堂為預科。這是中國近代教育分級設學之始。頭等學堂學制四年,分基礎課和專業課。二等學堂是“中國最早的新式公立中學堂”,招收13至15歲學生入學,修業年限為四年。

北洋大學堂雖偏重於工科,但初創時期實際上已經是包括文、法、工、師範諸多學科的綜合性的新式大學。初創之時,頭等學堂分設律例(法律)、工程(土木)、礦冶和機械4學科。其中既有社會科學學科,又有自然科學學科。北洋大學堂的法科,是中國近代法學教育的開山者,影響巨大而深遠。其培養的學生多為各界翹楚。如法科首屆畢業生王寵惠,後來留學美國獲耶魯大學法學博士,1912年出任南京臨時政府外交總長,1920年出任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長,1922年出任北京政府內閣總理,1923年被國際聯盟選為海牙常設國際法庭正法官,是我國近代著名法學家。另外如近代著名法學家徐謨,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張太雷,現代著名詩人徐志摩等,都畢業於法科。在其後的辦學過程中,北洋大學堂不斷地根據國家需要增設學科:1897年增設鐵路專科;1898年附設鐵路班;1903年附設法文班、俄文班,培養專門翻譯人才;1907年開辦師範科,以培養師資。北京師範大學早期創始人之一齊璧亭,就是北洋大學堂師範科的畢業生。北洋大學堂的另一個鮮明特點是所設學科皆為西方大學的新興和前沿學科。在學科建設方面,北洋以美國大學為藍本。其時,美國南北戰爭結束,社會工業化步伐加快,哈佛、耶魯等傳統大學開始向現代大學轉型,芝加哥、克拉克等新的研究型大學紛紛建立,工程技術人才的培養成為美國大學的發展趨勢。此時的工程(土木)、礦業、機械等學科,成為美國高等教育的新興和前沿學科。可見,北洋大學堂學科的設立是着眼於當時世界高等教育前沿的,在我國更是處於領先地位。有一種比較普遍的看法認為,上世紀30年代以前國內工科大學設備最完備的應屬北洋大學。北洋大學有關資料記載:“本校創設原旨,側重工科,故理工設備,最稱充實。凡關理化、地質礦冶、土木、機械等科系所需圖書標本儀器,以及各種探測分析實驗等器材,都是參照美國各名大學所有設備,盡量自美購置,並連年陸續補充,可謂應有盡有。即西方雜誌一項,經常保持一百餘種,且均為世界理工權威學術期刊”。北洋的學科設置為:採礦、冶金、土木工程和法律四個專業,工科特色明顯,而這造成了北洋學生課業異常繁重,無暇他顧。以土木工程專業的學生為例,前兩個學年共修的課程有:英文、第二外語(德語)、國文、高等數學、高等物理、高等化學、測量學、工程圖畫、應用力學、材料力學、水利學、物理化學實驗、測量實習、軍訓等。到了三四年級開設的專業課程則有:材料學及材料強弱實驗、電氣工程學、工程地質學、測地學、鋼筋混凝土學及設計、地圖地形和經緯線的各種繪圖法、透視畫、砌工學、機械學原理及設計、機械工廠實習、水利機械學及實驗、房屋構造學、鐵道曲線和土方工程學、鐵道結構學及設計、鐵道工程學、電氣鐵道工程學、道路工程學、水利工程學、衛生工程學、橋樑工程及設計、冶金制器學、工程法制、工程經濟學等。可知其學習內容廣泛,確有工科“通才教育”意味。

北洋大學一直以教學質量嚴格要求著稱,其學生在校期間考試之多、之嚴,淘汰率之高,幾近“嚴酷”。舉一個招生的例子,在學校開辦之初,1895年香港招生報名應試者有千餘人,但僅僅取十來名,可見錄取之嚴格。辛亥革命後,雖然政權更迭,新學制建立,但是北洋大學寧缺毋濫的原則仍然未變。1936年8月至10月北洋大學招收新生,在天津、北京、上海、武昌四地招生,報考人數為1220名,錄取123名,錄取人數占報考人數的10.1%。還有一種說法,由於我國正式培養工程人才始自北洋大學,故北洋錄取的學生常常彙集南北各優秀中學的前三名考生。錄取雖嚴,但由於聲譽遠播,即使在上海,南洋、復旦、滬江、聖約翰等學校欲入法科或工科的學生,也大多設法轉考北洋。“嚴酷”還表現在學生培養的“淘汰制”上。北洋各屆畢業人數往往只是同屆錄取人數的60%左右,即是說差不多接近一半的學生因種種原因慘遭淘汰。學校規定:學期考試兩門功課不及格者,留級;三門不及格者,退學。此項規定,幾十年一以貫之,嚴格執行一絲不苟。一位任課教師踏入某班級教室,一看學生的座位即知其成績如何,因為座位按考試成績排序。後來甚至將畢業同學錄的先後順序也依據畢業成績排定。此類做法,在大學史上至為罕見,就積極意義觀察,確乎營造出“學業至上”、追求卓越的奮發砥礪氛圍。據1923年畢業的陳立夫回憶:“我們那一屆班次,原本有四十五名新生,到畢業時只剩下土木十六人,礦冶十五人,一共三十一人,中途不是因病輟學,就是成績不夠標準而退學,幾乎佔了三分之一的人不能終學。”著名礦冶學家魏壽昆曾自豪地說:“北洋大學一向有儉樸苦讀的作風,花花公子的少爺們不到北洋來讀書,他們吃不了那樣的苦。”當年北洋大學還以“東方康乃爾”相期許,要求畢業生的成績向美國康乃爾大學畢業生看齊。後來曾任北洋水利系主任的常錫厚回憶:北洋畢業生出國深造,不需考試可直接進入研究院,“美國以及歐洲各國的大學研究院都有明文規定,免試接受北洋學生入學”。據上世紀30年代中期獲得美國愛渥華大學工程學博士學位的北洋校友劉德潤現身說法:“當時美國把中國的大學分為A、B、C、D四個等級,其中A級有四個,北洋大學是A級第一位”。

早期北洋校園,還是一個英語世界。北洋校友對此有很深的感受:“課本是原文的,教授用英文,答卷用英文,到處是英文,我們吃完晚飯在北運河畔散步,連枝頭的小鳥也都在講英文!”為了提高英語能力,同宿舍的同學約定,任何時間不許講中文,違者罰銅幣一枚。起初錢罐里銅幣驟增,久之習以為常,以致夜間捕鼠夾的聲響驚擾睡夢,醒來竟亦以英語呼叫。漸漸地,隨着英語的進步,錢罐收入也減少了。北洋大學“重質不重量”的鐵則和入學後類似於英語學習這樣的“魔鬼訓練”,確實鑄就了這所學府令人敬畏的盛譽。1918年,北洋校史上迎來“連中三元”的空前榮耀:全國外交官考試第一名徐謨,全國高等文官考試第一名勵平,清華留學考試第一名康時敏。北洋大學堂創建之初,就將資送畢業生留學作為學堂的主要任務之一。《擬設天津中西學堂章程稟》中規定:該學堂學生畢業後“准給考單挑選出堂。或派赴外洋,分途歷練;或酌量委派洋務職事”。1899年北洋大學堂第一批本科生畢業,原本畢業後即可赴美國留學,可是因為英法等八國聯軍攻佔了天津,北洋大學堂被迫停辦而擱淺。後來延至1901年,由盛宣懷設法而終於成行。這是中國首批大學出國留學生,是中國高等學校留學教育之始。當時,學堂設“留美學堂監督”一職,由學堂總教習丁家立兼任。丁家立親自帶領北洋大學堂第一批畢業生赴美留學。此批留學生共8名,他們是:陳錦濤,31歲,廣東南海人,入美國耶魯大學學習博物學(物理學);王寵惠,23歲,廣東東莞人,入美國耶魯大學學習法律學;張又巡,24歲,廣東南海人,入美國耶魯大學學習法律學;王寵佑,25歲,廣東東莞人,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礦學;嚴一,26歲,廣東南海人,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政治學;胡棟朝,26歲,廣東番禺人,入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工程學(土建);陸耀廷,31歲,廣東高要人,入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工程學(土建);吳桂齡,22歲,廣東新安人,入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機械學。這批留學生分別取得了碩士或博士學位,回國後大都成為了國家的棟樑。王寵佑獲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回國後曾任漢口煉銻公司總工程師、漢冶萍鐵廠廠長等職,是我國著名的礦冶專家。張又巡獲耶魯大學法學博士,回國後曾任清華學校校長,是我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

從1901年至1907年,我國官費留美學生總計約有100餘人,其中北洋大學堂就佔有半數以上。他們後來大都成為我國著名的專家學者,如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醫學家劉瑞恆,數學家秦汾,銀行金融家錢永銘,冶金學家溫宗禹、蔡遠澤,法學家趙天麟、馮熙運,師範教育家李建勛、齊璧亭等等。北洋大學堂除資送學生留美外,也有留英、法、德、日、比等國的學子。

毫無疑問,北洋大學實行的是精英教育,但如果因此認為北洋是一所權貴子弟學校,就大錯特錯了。精英是指材質優秀,與貧富無關。為了延攬出身貧寒的優秀生員,北洋大學的費用一直比較低廉。北洋是國立大學,國立大學的學費本來就比較低,學校又實行“貸書制”,課本和理工科學習用具免費使用,學期末仍願留作自用者可半價購買,這自然為不少寒門優秀子弟提供了就讀機會。大體而言,民國前期該校每位學生一年費用有130-150元即足夠,而同期私立或教會大學學生則需200-300元左右。1917年,青年陳立夫決意投考北洋大學採礦科,除了學科優勢的考量外,據說費用低廉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中共早期領導人張太雷當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京師大學堂(現在的北京大學)法律預科,但由於北京大學學制長,自己的經濟條件難以支持,他就未入北大就讀。期間打聽到北洋大學學費便宜,且預科班為期半年,便攜好友一起報考北洋大學法律預科。並憑藉優異成績被錄取,與北洋結緣,一呆就是5年。由於學生多為平民子弟,且學校要求嚴格,所以北洋學生一向有儉樸苦學之風,平素大多穿着一襲藍布長衫,每當傍晚時分,津郊霍家嘴和西沽村之間的桃花堤上便會出現一隊隊學生外出散步的身影,當地人笑稱之“藍衫隊”。

盛宣懷在辦北洋大學時,也同他辦實業一樣,始終以“學以致用”為準則。他把北洋辦成工科大學,也是出於這一指導思想。所以,當年北洋校內從上到下普遍瀰漫著工科為主的氛圍。張太雷的同窗好友吳南如讀法科而有文才,作《津門雜詠》六首刊於《北洋季刊》,師生們讀之交口稱讚,但當時的趙天麟校長卻表示:這幾首詩“雖然大家傳誦一時,但對社會又能有多少貢獻?對北洋大學的名譽又能增加多少?”其中所透露出的正是這所工科為主的學府“揚實抑文”的特有價值追求。校長的冷落,使這位北洋才子從此不再把心思用在作詩為文上。當年哈佛法學博士出身的馮熙運校長屢屢遭拒,除卻他對學生運動的強硬態度外,學生們認為此後專辦工科不需要法科出身的校長,也是不可忽略的原因。

北洋大學停辦法科,專辦工科,曾被形容為“失去一翼”,遺患深遠。早在民國之初,北京教育部就有將北大併入北洋或將北洋併入北大的種種動議,因兩校師生堅決反對而中止。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後,調整學科,對此,他是這樣解釋的:“我沒有本校與他校的界限,常為之通盤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時北大設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學亦有工、法兩科;北京又有一工業專門學校,都是國立的。我以為無此重複的必要,主張以北大的工科併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辦。得北洋大學校長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與礦冶工併到北洋去了”。北大工科併入北洋,而北洋法科的預科學生升入北大,北洋的法科本科學生維持到1920年夏畢業,不再招生。整個過程中,北洋方面並沒有抵制,而蔡元培基於他對德法兩國大學的認知,以其在教育界的威望,暢行無阻地實施了這一改革。北大最終只保留文、理二科,商科停辦,法科獨立(未能實行)。當時即有人在《新青年》上撰文批評蔡氏專辦“文理學院”的做法與世界高等教育的綜合發展趨勢大相背離,卻未能引起國人和知識界的足夠重視。最終,這一改革對北大和北洋都造成了不利影響。到了20年後的西南聯大時期,北大較之清華相形見絀,所差主要就是缺少了實科(工科)。裁併北洋大學法科,事後看來幾乎構成一個關鍵性轉折,專辦工科的結果,導致這所大學1929年以後不得不“降格”為獨立學院性質的“北洋工學院”。這樣的結果固然緣於蔡元培,但也與北洋一向“揚實抑文”有關。1945年8月,抗戰勝利,天津收復。經李書田校長及北洋校友多方不懈努力,翌年5月,國民政府教育部同意恢復北洋大學,北洋大學的血脈終於得以延續。

三、他是執掌北洋大學時間最長的校長,一生以工程學術救國為宏旨,提出了中國工程教育的指導方針和大工程觀的教育思想,並埋頭苦幹,以“實事求是”的精神,謹嚴的教學實踐,體現了那個時代的工程教育理念。

在北洋大學的校史上,有一個地位並不亞於盛宣懷的關鍵人物,他就是李書田。如果說盛宣懷是北洋大學的創建者,那麼李書田就是北洋大學現代工程教育的靈魂人物。

2009年7月,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時任美國能源部部長的朱棣文來到天津大學。他專門到學校的檔案館,因為這裡珍藏着他的外祖父李書田在北洋大學學習及擔任校長期間的許多珍貴資料。在朱棣文心中,難以忘懷的是家族的影響,正是這種影響成就了他今日的輝煌。

李書田(1900-1988),中國現代著名教育家、水利學家。字耕硯,河北省人。1917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學預科,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土木系,隨後赴美國康奈爾大學研究院,繼續攻讀土木工程專業,1926年獲得博士學位。1927年回國後,應聘為母校教授。1932年任北洋工學院院長,1935年創辦研究院,開創了研究生的教育培養。抗戰期間先後執掌國立西北聯合大學等6所院校。抗戰勝利後,1946年春率學生回天津復校。北洋大學復校後,李書田被任命為北洋大學工學院院長。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曾為李書田頒發“勝利勳章”和一等金色水利獎章,用以表彰他在國家水利上的貢獻。他的治黃思想曾得到毛澤東的關注,為此曾囑咐周恩來設法挽留,欲委以重任。1950年赴美,當過工程師、教授,為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會員、美國土木工程協會會員。在美期間,創辦世界開明大學。1988年在美逝世。

在天津,李氏家族是個罕見的科教世家。在李書田與哥哥李書華的後代中,有18位獲得了博士學位。

在中外教育界,李書田一直被稱為“傳奇校長”。他的傳奇除了其一生在教學方面留下了很多有價值的經驗,更重要的是,他曾對國內外的大學建設做出過很多具有創新意義的貢獻。例如,在李書田的堅持和努力下,曾於1929年降格為工學院的北洋大學最終得以復校,李書田由此成為北洋大學校史中的關鍵人物。李書田1950年到美國後,繼續他的“傳奇”,在72歲時創辦了世界開明大學,到他去世時,該校已成為國際知名的學府。李書田晚年擁有百萬資產,坐在世界科教界的前端,但生活卻只是粗茶淡飯。雖長期在美國生活,卻一無房產、二無汽車、三無電視,家中甚至沒有電話,也沒有什麼傢具。病故時連一套新一點的衣服都沒有,也沒有一雙新鞋。他生前只有在買書上從不計較價錢。臨終時他將百萬資產全部捐給了世界開明大學,同時給後代留言:“自私是只考慮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我一生追求的就是面向全世界。我要用我畢生的財富,獎勵那些優秀的專家、學者,為祖國、為全世界培養高科技人才,發展科技事業。”

李書田的名字也與中國工程教育的歷史密切地聯繫在一起。他是執掌北洋大學時間最長的校長,一生以工程學術救國為宏旨,提出了中國工程教育的指導方針和大工程觀的教育思想,並埋頭苦幹,以“實事求是”的精神,謹嚴的教學實踐,體現了那個時代的工程教育理念。

李書田工程教育指導方針是:理工並舉,奠定學生深厚的科學基礎;注重實踐,訓練學生實際的工程技術能力;工管並重,鍛煉學生的組織與管理能力;家國情懷,培養學生研究中國實際問題之興趣。總而言之,在他看來,工程教育的目標就是要培養有人文內涵和創業與刻苦精神之健全工程師。

人文內涵是健全工程師的必要條件。他認為:“我們現在辦學,第一要注重學生的精神訓練。”北洋向以“嚴謹治學、嚴格教學要求”而著稱。李書田要求考入北洋的學生,均系抱讀書目的而來,故一時一刻不能虛度。但北洋的工程教育並不只是讀書學習而已,而是培養的工程師要有創業與刻苦的志氣。為做到這點,李書田特彆強調工程教育除關注自然科學方法在工農業生產中的應用外,還應關注其可能產生的結果及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他說:“工程設施和工程學術的進步,究為促進世界和平之原動力,抑為毀壞世界和平之利器歟?吾人從事於工程教育者,在此不可不審思明辨之。”工程師對社會所負的責任非常重大,幹得好是造福人類,幹得不好是貽害社會。因此,工程教育的目的應是“永遠福益人類,而無時濟人類之禍害”,優秀的工程師必須有高尚的人格修養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工程教育要“使學生的思想正確化,提倡明敏的觀察,以養成學生的判斷能力”。

李書田認為,工程學術與人文社會科學有“切要之聯繫”。工程教育需要綜合多學科和交叉學科的知識。工程師不僅要有很強的數理能力,同時要有人文、社會、經濟、歷史及管理等多方面的知識與能力。他認為,美術學科應當是工程學術最重要的學科之一,“美”對於工程教育有着重要作用,優秀的工程師必須有“美”的修養,要能發現美、鑒賞美,不能破壞自然之美。“故所有人為建築物,必須於適用、經濟、耐久、可能範圍之中,設法增益其美觀。”他還說,“工程師之有需於語文,不減於律師之有需於語文,其在工程合同及施工細則中之語文,尤須詳明切要。”他認為,歷史“是為研究工程學術者所必洞悉之前人歷程,其啟發與策勵之功用極大,而開來尤須於繼往”;經濟和法律則是土木工程師所最應習知的社會科學,“建築鐵道、修築公路及辦理水利必須徵用民地,評價議價、解決糾紛,技術法律行政三者須同時應用。”他提出,培養土木工程師,除土木工程及水利工程之基本科目必須掌握外,經濟學科、農業學科及水利行政、水利法律,亦應盡量設置授習,才能滿足國家對工程高等專門人才的需要。

關於現代大學的大學精神和北洋大學的使命,李書田也有前瞻性的認識。他說:“校舍之堂皇,設備之宏麗,院系之遍設,學生之眾多,決未足盡大學使命之萬一。”以北洋大學“實事求是”的精神觀之,大學應對國家民族作出如下貢獻:1.能綜合前賢的思想學術傳給現代青年,養成現代青年獨立研究學術的能力;2.能闡明思想學術而致用,以福利人群;3.能發明新方法以滿足現代人群所需要。他還說,辦大學有兩大目標:“第一向國家人群供給思想學術,新發明、新創造,籍大學之刊物如本院之周刊、季刊及專著等輸之四海之內,以備國家人群之用,而增進人類之福利;第二造就具有思想、富有學術,能發明創造、領袖群倫之人才,負設計人群團體間一切職務以躋於治平。”所以大學除有培育人才的功能外,為國家工業化服務是一大任務。李書田認為,工程教育“俾資充分適應我國物質建設之需要”,特別是“當國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大學之責任愈大,尤其以應用科學為國家富強樞紐之現代我工程學院所負之使命愈大。”作為中國歷史最悠久的工程學府北洋大學,“所負之使命更非新設之工學院所可同日而語”。李書田主持北洋的17年,工程教育始終圍繞服務國家工業化這一主題。“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陷,國人一致要求開發西北,陝西尤為開發西北的門戶。西北建設首先是道路交通需要大批的土木工程技術人才,但西北尚無工程學府,北洋的畢業生供不應求。李書田深思熟慮後,認為學校代陝西培植土木工程人才,尤其是培養陝西當地人才更為有效,所以他邀請陝西子弟來津。北洋與陝西建設廳、教育廳合作,代招土木工程專業1個班,培養開發西北的建設人才。北洋1933年添設的電機工程專業、1935年設立的航空工程組,都是根據當時國內建設和國防需要而設立的,旨在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從教師的科研成果或課題也可以看出北洋的工程教育的這一特點,如1935年11月,北洋牽頭建成了中國第一大水工試驗所,將救國救民的家國情懷灑向黃淮江海,興修水利,造福蒼生……如此等等,都是“北洋人”對國家作出的卓越貢獻。

李書田不僅把他的大學教育理念付諸北洋的工程教育實踐,而且以身示範——他本身就是一位具有豐厚人文內涵和刻苦精神並敢於創業的人。抗戰8年,他沒帶家眷,孤身一人在大後方各省中組建了6所國立大專院校:西安臨時大學、西北聯合大學、西北工學院、西康技藝專科學校、貴州農工學院(貴州大學前身)、北洋工學院西京分院。他的銘言是:讀書、讀書、再讀書。在抗戰時期,生活條件極端困難,千頭萬緒均需應付,他仍每晨讀一篇古文,每晚又秉燭讀一篇英文。在美國定居後,於古稀之年,他依然自學地質學博士課程,並獲地質學博士學位,成為擁有3個博士學位於一身的奇才。他學問淵博,治學成就蜚然,一生留下《鐵道運行工程》、《經濟論》、《水利學》等13部專著,《對數圖解洪水流量計算法》等800餘篇在17個國家發表的論文、調查報告等。

李書田在辦學實踐中尤其重視弘揚北洋文化和傳承北洋精神,在他長校期間,主持舉辦了隆重的北洋大學建校40周年紀念活動,並以北洋大學的發展為主要內容撰寫了《四十年來之中國工程教育》的紀念文章,在校慶大會上作了專題演講,並最終確定了校歌。

北洋大學校歌的誕生本身就是北洋文化精神的集中體現。

1934年12月3日,北洋大學校刊《北洋周刊》上刊登了一則“徵集校歌啟事”:“本院……近擬編纂院史,並擬徵集校歌。尚望全國北洋先後畢業各同學,本其發揚母校精神之熱忱,各抒偉見,激勵後生。並附錄校歌未定稿於後……”校歌未定稿為:“武庫宏開,蔥蘢佳氣繞樓台。是我最悠久中華學府,文化胚胎。北運河流茲潤澤,西沽桃李遍培栽。煉歐美,鑄通材。綜土木機電冶金採礦,育成建設人才。看外交司法崢嶸頭角,工商路礦,蜚騰聲譽,盡皆實事求是中來。勸同儕,好繼續共同努力,永使我北洋光華髮越,普照埏垓。”

“校歌未定稿”雖文辭典雅,然而時任北洋工學院校長的李書田卻並不滿意。當時的天津、華北早已是黑雲壓城,家國命運艱危,一場前所未有的浩劫正在逼近。而此時的北洋,在危局中仍然踐行着自己“興學強國”的諾言,率先實現了工程人才培養的本土化,打破了中國大學在工程技術上對外籍教員的依賴,並開創研究所,招收中國第一批研究生,引領了中國大學向研究性大學的轉型;同時克服艱難險阻,於1934年由鄧曰謨教授帶領機械系學生研製出了我國第一台飛機發動機,各項技術指標都追平甚至超過德國原機,達到世界一流水準……

面對時局危難,李書田抱定了這樣的信念:作為中國最早的大學的校歌,應該唱出時局危難,唱出家國興亡,唱出北洋師生於家危國難之際的擔當!為此,他找到當時中國音樂界的兩位巨擘——蕭友梅和廖輔叔,請兩位大師以北洋大學之精神風骨為基調,譜寫校歌。

1935年8月,在北洋大學四十周年校慶之際,由蕭友梅作曲、廖輔叔作詞的《北洋大學校歌》正式確立。校歌意境高遠,大氣磅礴,足以匹配北洋大學的歷史地位,體現北洋大學的文化精神與優良傳統:

花堤藹藹,北運滔滔,巍巍學府北洋高。

悠長稱歷史,建設為同胞。

不從紙上逞空談,要實地把中華改造。

窮學理,振科工;重實驗,薄雕蟲。

望前驅之英華卓犖,應後起之努力追蹤。

念過去之艱難締造,願一心一德共揚校譽於無窮。

自此以後,這首校歌成為北洋人的精神支撐,激勵着萬千北洋師生扶危克難、嚴謹治學、救國報國,一字字,一句句,一聲聲,洋溢心頭,化作無盡的力量,伴隨他們走過抗戰西遷的歲月,迎來了抗戰勝利後返津復校再開新局的一天。

但幾年之後,政權更迭,一切天翻地覆。1950年,李書田去國赴美。1951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高教部令北洋大學與河北工學院合併,改稱天津大學。從此,這所中國近代最早的世界知名的大學黯然消失。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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