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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抗爭在中國:一個六四目擊者的記錄

【編者按:吉恩·夏普(Gene Sharp)是過去幾十年中世界上最有影響的非暴力抗爭研究者和倡導者。他的著作在不少國家爭取民主的鬥爭中發揮過重要作用。1989年,吉恩·夏普與其助手布魯斯·詹金斯(Bruce Jenkins)飛到北京實地考察了正在發生的天安門民主運動。他認為那場運動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計劃;由於缺乏計劃,抗爭停留在自發的、技巧性的層面,而不是戰略性的。這一認知深深影響了他以後的寫作,例如,他的著名的《從獨裁到民主》就特彆強調了戰略(區別於戰術、策略)和計劃的重要性。

本文是吉恩·夏普與其助手在實地考察、採訪基礎上完成的關於天安門民主運動的特別報告,發表在1989年秋天(鏈接:http://www.aeinstein.org/wp-content/uploads/2014/01/nvs-vol.1-no.2.pdf)感謝愛因斯坦研究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授權《民主中國》發表該文中文版。要取得最後的勝利,必須從過去的失敗中學習。希望此文對於提升中國以後的非暴力抗爭會有所幫助。】

原文按語:去年春季,中國學生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示威遊行,提出民主訴求的新聞,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1989年6月4日,政府軍隊介入,屠殺了幾百人後(有消息稱達到數千人),這一持續了六周半的運動方才結束。

在1989年5月28日至6月6日的9天時間中,美國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的所長吉恩·夏普(Gene Sharp)先生,和助理研究員布魯斯·詹金斯(Bruce Jenkins)先生,在北京對這一民主運動做了實地考察,對民主運動中的學生領袖和普通參與者進行了一系列的採訪,並在天安門廣場觀察了每一天的活動情況。對於這一民主運動是如何逐漸演變為6月4日的大屠殺,他們掌握了第一手資料。

這一民主運動,從發起到屠殺之夜,“嚴格的非暴力形式地抗議”是其最顯著的特徵之一。我們去北京想要了解,學生們為什麼會選擇非暴力的抗爭形式,這些想法來自何處?他們掌握了多少非暴力鬥爭的技巧?如果有領導者的話,是誰在領導這一運動?活動是自發的,還是有計劃的?活動有着怎樣的戰略構想?我們前去尋求對這些問題以及其他問題的答案。下面就是我們所得知的東西。

選擇非暴力抗爭的動機

學生們嚴格地追求非暴力抗爭方式的動機是在本質上是實用性的,並不是出於道德或宗教的影響。對於該運動為何沿着非暴力的路線發展,學生們給出了兩個理由:首先,學生是無法和軍隊相抗衡的;再者,暴力行為會給政府鎮壓學生的借口。一個學生還舉例說,暴力行為導致了政府在1986年的上海鎮壓了那次學生的抗議活動。“這次,沒有借口,”他說。

對於這一運動公開宣稱是非暴力形式的原由,一個年長的研究生給出了兩個不同的解釋。第一,中國社會中的許多社會和經濟的“矛盾”不能被粗暴地解決。相反,那些問題必須通過“有建設性的措施”來處理。他將這些措施等同於非暴力行為。第二,學生們並沒有謀求推翻政府,而是要它改革。這就意味着,實現這一目的最好採用非暴力的手段,而不是暴力的。

學生的非暴力抗爭知識

在對所有學生的訪談中有一個普遍現象,他們都很熟悉世界其它地區發生過的非暴力抗爭事件(菲律賓、印度、波蘭和韓國的事件經常被提及;緬甸、台灣和美國的事件也被提到過一兩次)。一個學生告訴我們,中國的電視台常常將這些事件長篇累牘地報道為:“人民奮起抗擊反革命勢力。”

然而,我們不能將任何一個證據引申為,學生們真正了解非暴力抗爭的本質。沒有一個我們訪談的學生接觸過探究非暴力抗爭的書籍、手冊,或是任何語言的視聽資料。一個加拿大外交官告訴我們,他聽說有一些從美國買來的、關於非暴力抗爭的書(未指名)在北京大學流傳,但我們依然不能確認這一信息。許多學生說,他們的歷史課本中提到了甘地和印度的不合作運動,有一個學生還很熟悉甘地對絕食鬥爭的運用。之後的一些報道指出,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人們能看到的也是很有限的相關資料。

領導層的組織架構

在那些訪談中常常提到,缺少“普遍公認的組織”是他們運動中最薄弱的方面。幾乎所有的學生被以大學為單位,編排為小的團體。直到大屠殺的時候,學生們也沒能建成一個統一的領導架構。

(下面嘗試將能收集到的、支離破碎的、關於學生領導層組織和架構的信息進行拼接。初步認為這是最理想的做法,因為在對學生的訪談中,並沒有深入的討論組織架構的話題,許多問題的探討停留在各團體之間的派系鬥爭層面,也就是他們之間的合作與摩擦。)

在4月底到5月初的這段時間裏,北京的許多大學和學院中原有的學生會組織被民主派學生接管,有的則是建立了新的組織。5月上旬,來自每所大學團體的代表聚集在一起,成立了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以下簡稱“高自聯”)。這個團體在運動的早期,承擔了領導和協調的工作。

與高自聯相對應的是對話代表團,他們是一群來自北京各個大學的學生代表,被指定預備在將來的某個時候同政府對話。雖然對話代表團同高自聯關聯在一起,但是對話代表團普遍是由年紀較長的研究生組成,他們不是街頭運動中活躍的角色,而只是作為年輕學生領袖的顧問參與其中。

大規模的絕食抗議開始於5月13日。最初的幾天,有6000餘名學生參與了絕食活動。頭兩天之後,絕食學生的數量銳減到3000人左右。很多學生拒絕所有的食物和飲料,因此他們的生命體征惡化得非常迅速。

圍繞絕食廣場上形成了大致兩個團體:絕食團指揮部(the Committee of Hunger Strikers)和糾察隊指揮部(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the Hunger Strikers)。在5月24日(絕食活動被暫停後)(應該是5月20日後——譯者),這些組織合併組成了天安門廣場指揮部(Headquarters of Tiananmen Square)。這個組織的領導層最初是由絕食抗議者所組成。人們對我們說:“這些願意先犧牲自我的人,是有資格做領袖的”。然而這時,每天都有大量其他省市的學生團體來到北京,加入到佔領廣場的運動中來。曾有一個新的領導層被通過“民主的方式”選舉出來,合併了廣場上的這些新的學生團體。每個學生團體都選派一名代表在廣場指揮部。在廣場上有幾百個不同大學的團體,幾乎每一個帳篷上都飄揚着不同的大學旗幟。一個廣場上的學生告訴我們,他所在的大學已經建立了一個輪換機制,每7天派10個人去替換廣場上的同學。

在大屠殺前的一周里,佔領廣場的運動發生了大規模的重組。學生們用更大、更具安全結構的帳篷,將營地強化為更加緊密的陣型。在這一過程中,他們也努力地清理廣場。

高自聯起初同絕食示威者,之後又同天安門廣場指揮部之間,持續不斷地出現矛盾。一種說法是,高自聯從一開始就反對絕食示威。在我們探訪的這一周時間裏,我們得知高自聯正試圖做到使他們的權力在廣場指揮部之上。

在廣場指揮部和高自聯領導者之間,存在許多的問題,它們從來沒有得到清楚說明。比如,抗爭、對峙沿着什麼方向,它的局域性、意識形態、戰術,等等,諸如此類或其他的問題。而且,在廣場最著名的一些領導人,比方說柴玲,本身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同時也是廣場指揮部中最重要的指揮者(因此,他們不就同時隸屬於兩個組織了嗎?)

組織能力

戰術層面,學生們展現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組織技能。他們為了調控擁擠的人群,同時維持非暴力紀律,大量地招聘糾察隊。我們親眼看到,中南海門口的糾察隊“維持治安”,在示威者和士兵之間形成一條三英尺寬的通道,他們既防止群眾同士兵發生肢體碰撞,同時也向士兵宣講遊行示威的目的。

槍擊開始前的幾個小時里,還有五個頭戴發箍的學生,胳膊挽着胳膊圍繞着一個士兵,在對士兵充滿敵意的北京市民中組成保護環,護送他安全地通過人群,

我們得知,學生們還建立了一個電話通訊網絡,在校園外學生們也可以使用它接收或撥打電話,在全城都可以向學生群體傳遞軍隊的動向和最新的事態發展情況。甚至,廣場的指揮部中也設立了一個電話,通過一條很長的線連接在中國革命博物館中的一台電話機上。

學生們還在廣場上建立了屬於他們自己的廣播系統,在揚聲器中播放他們的訴求和活動開展的狀況。

在廣場上,學生們還有一個“通行”系統。廣場指揮部位於人民英雄紀念碑(在天安門廣場中央),要想進入以其為中心的同心圓圈的多片安全區域,必須出具由指揮部頒發的特別通行證。不同的通行證,代表不同的進入層級。通過這種方式,學生們盡量去控制進入他們最敏感區域的人流。

我們曾親眼看到,兩個學生組成的宣傳隊,舉着擴音器穿過臨近的街區,陳述學生們的訴求,請求支持。我們聽說,有許多這樣的宣傳小隊,散布在這個城市中。

學生們利用敲鼓向市民傳遞軍隊活動的警報,示意人們要來到街上。6月3日的早晨,我們所住的酒店外面,有一群學生咚咚地敲着大鼓走過。片刻之後,一群市民在附近的街道上“逮捕”了一隊四十多人的身着便衣的士兵。市民們遞給士兵食物,並陪同着他們向南走,遠離天安門的方位。

戰略

在這一民主運動中,很難發現有任何明顯的戰略層面的思考。在問及一些關於戰略的問題時,我們常常得到相互矛盾的回答。許多行動的計劃,更多是戰術而非戰略的。我們沒有發現證據表明存在協同計劃,那種計劃會將諸多跨越不同階段的、相互支持呼應的行動包括進去。

兩個對話代表團的學生領袖告訴我們,他們直接參与到許多學生行動的計劃和分析中。然而,討論到絕食示威活動的發展和相關事宜時,一個學生領袖說:“這些活動不是按照一個系統化的計划進行的,不過我們還是有一些計劃。例如,每天晚上我們會討論當前的形勢,討論策略和應對措施,給其他組織者提出意見。也會有組織者衝到指揮部,問我們的建議。我們努力把握學生運動的方向。”

該學生領袖還告訴我們:“在對話代表團中,我們不僅探討當前兩三天的運動形勢,還會考量到10天或20天以後。我們還有一些不在對話代表團中的同學,也在思考戰略計劃,他們提出的有些方案是半年甚至是一年以後的。我們每天會同他們見一次面,討論這些戰略構想。”不過他還是沒有具體闡述這些計劃,也沒有給出任何證據證明這些計劃的存在。

另一個對話代表團的學生領袖描述了學生同政府之間的行動-反應關係:“由於中國的各種矛盾是錯綜複雜的,一旦我們開始了‘不合作運動’,就觸發了多米諾骨牌效應……因此,當運動開始,人民‘不合作’時,就能迫使政府來回應我們。那麼,根據政府的回應,我們再來決定運動的形式,以及運動的廣度和深度……(用這些行動)作為對政府的回應。總之,這些(政府的動作)都是由‘不合作運動’所引發的。”

有人告訴我們,絕食示威和最初的阻擋軍隊與軍車的活動都是自發的,沒有遵照什麼計劃。第一次在主街上設置路障後,情況有所轉變,領導者們嘗試協作(通過鼓的信號和電話作為警報),努力地阻止企圖返回到北京城區的38軍。

煽動暴力

在大屠殺發生前的那個下午,我們目睹了蓄意煽動暴力的行為。盡我們所知,這一事件在其他地方沒有被報道過。

在我們到訪的這一周內,工人自治聯合會(三個成員在這一周早些時候被捕)已經在廣場邊遠的西北角上設立了一個帳篷。在大屠殺發生前的夜裡(6月3日),他們已經在這個角上建立了屬於他們自己的揚聲器廣播系統。那天早些時候,市民在城市的許多地點“逮捕”(包圍)了士兵。一個刺耳的女聲從喇叭中傳出,號召人們聚集起來去“殺死士兵”,並宣稱“只有暴力革命才能擊敗政府的反革命暴力。”這些煽動性的言論持續了將近30分鐘,時而輕柔,時而慷慨激昂。奇怪的是,在這一時段政府和學生的揚聲器系統都沒有進行廣播(這晚廣場上的聚集人數極不尋常地超過了10,000人)。在廣場上,我們身旁一個懂中文的西方外交官,確認了我們的譯者對廣播內容的翻譯,他還說一個法國記者在幾小時前親眼看到有人切斷了學生擴音器的線路。

這些暴力的言辭,與學生的自律、非暴力的訴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因而可以產生一系列問題:工人自治聯合會的成員是誰?為什麼他們要與學生的佔領劃清界限?這些組織中存在內奸嗎?據說,那夜晚些時候,大概在11點左右,這群人帶着帳篷離開了廣場,而第一批軍隊和武裝人員是在凌晨00:15分進入廣場的。

戰略錯誤

在對學生領導的民主運動進行分析時,浮現出兩個初級的戰略性教訓。首先,一個非暴力佔領活動(nonviolent occupation),無論所佔領的地方代表什麼價值觀,對於抗議者來說都是風險很高的,他們很容易被對手清除掉。實際上,佔領地點越具有象徵性,就越危險,越會激發對手採用強硬措施。

在這個事件中,廣場的大幅區域被佔據,其中包括人民英雄紀念碑和毛主席紀念堂,廣場南北的終端是前門和故宮,東西兩側是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人民大會堂。這是對政府合法性的勇敢挑戰,也在宣稱政府的理想在現實中的失敗。此外,中南海前門外的大片區域也被佔據,這個宅院是中國政府最高黨政領導人的居所。可以說,這一大無畏的行為,遠遠地超過了越戰時期美國反戰分子在白宮門廊上露營幾周的行動。

如果學生們能轉換戰略,把他們的積極性從佔領廣場轉到同全民溝通他們的訴求為主的運動,將會好很多(大部分北京學生已經早就撤離了廣場。5月27日,學生領袖吾爾開希號召廣場上的所有學生都撤離。然而,幾千名剛剛從全國各地的大學趕來的學生要求留在廣場,以彰顯他們的信念)。回想起來,在北京市民三番五次地阻擋並攆走38軍士兵後,原本是一個撤退的好時機,學生們可以宣稱取得了勝利,並走出去感謝人民群眾,藉此將他們反對腐敗、要求民主的信條傳播到北京的大街小巷,逐漸擴散到田野鄉村。他們本應該將這些信息,同將來對大規模不合作運動的更深入廣泛的需求關聯起來,尤其可以爭取不滿的黨員、公務員、警察和士兵的支持。在事後的反思中得出這些建議當然是很容易的,但是在當時,他們一定陷在某種誘惑中相信所有其他的軍隊也會被勸阻、擋住,或者說相信那些軍隊會自發地拒絕實施軍事戒嚴令。可能,他們甚至還認為黨和政府會屈服於大眾的要求。

但事實上,這種情況明顯地誘使黨政官員中的強硬派認為,只要清除廣場上的學生,他們提出的挑戰也隨之會消散。更進一步,強硬派還認為僅僅清場是不夠的,清場的方式必須讓其他人感到恐懼。就像中國的一句成語:“殺雞儆猴”。如果學生從廣場上撤退,實際上是移除了一個非常容易受政府攻擊的目標。

再者,拋開學生對當局的象徵性挑戰的力量不談,另一個失敗之處在於沒能動員起一場大規模的群眾不合作運動,沒能動員起那些能夠使不合作運動持續開展的力量,包括公務員、軍人、警察,還有通訊和交通領域的操作人員。不合作的方法,在這種情況下,尤其是政治性的不合作運動(也包括罷工和經濟抵制),通常構成了最有力的非暴力抗爭措施。不合作的形式能對統治集團構成巨大的挑戰,相比非暴力擾亂(nonviolent intervention,比如用身體佔領天安門廣場)的方式也少了很多挑釁性。

當時出現了很多警察、公務員和工人的個人不合作事例;也有教師和記者進行的集體活動,包括抗議和表達對學生的同情。還有,對於政府來說最大的麻煩可能是超過100位退休軍官的聯名公開信,反對頒佈戒嚴令。然而,這些行為並沒有轉化成主要支柱性力量系統性地撤銷對共產黨體系的支持。(你可以猜想,發生大規模不合作運動的潛在可能性會與日俱增的,當它發生時會逼迫政府做出應對。但是,在就這一問題得出任何結論之前,首先必須了解多支不同軍隊以及工人組織的內部形勢。當被北京市民阻擋不能向天安門行進時,頭頂如山軍令的38軍軍官和士兵願意去掉頭,也許這在歷史上都是第一次,這也證明了這一行動的潛在力量。)

運動的成績

這個從4月到6月間發生的運動,應該被看做是長期鬥爭行動的開始。它的得與失都需要總結。

數千人的傷亡,和公開反抗活動的終止,都是這次活動顯而易見的失敗之處。共產黨控制下的意識形態整頓可能使將來的非暴力活動複雜化。同時,一大批非暴力抗議者被殺害,可能導致一些中國人轉為採用暴力活動來對抗政府。

不過,這一運動還是取得了如下成就:

民主運動造成了對統治體系一次公開的挑戰;

這些學生可能開展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絕食示威活動;

大約兩周的時間內,運動成功地蔑視了戒嚴,好像它並不存在;

活動喚起全國各地的大批學生參與其中,共涉及350餘所大專院校;

反腐敗和尋求自由的示威活動在全中國的主要城市發生;

學生髮起的運動激發了大多數城市居民的同情(至少是同情),促使他們對活動表示支持;

這一運動使黨和政府的領導層產生混亂和分裂,在如此大膽的挑戰面前,在一段短暫的時間內,他們無計可施;

運動使得現役和退休的將軍產生了公開的對立,尤其是對於使用軍隊鎮壓學生運動;

在北京,市民阻止38軍進入市區,一些部隊中產生了猶豫和不忠,甚至很多穿着便服潛入北京的士兵都會折回;

大屠殺前的學生運動,在大部分人心中撼動了政府的合法地位;

本次運動建立了非暴力抗爭運動的樣式,儘管不知道這一鬥爭形式是否能夠持續。

大屠殺是削弱這個政權的某些進程的延續,它產生的影響如下:

同中國成千上萬的學生產生了永久的情感隔閡;

一個情願去大量地屠殺、運用恐怖行動來保全自己的體系被揭露;

如果中國的政策和政體沒有大的變革,60,000餘名留學生中的大多數可能再也不會回國去貢獻他們的知識;

中國政府的形象已經跌入谷底,被列為令人反感的政權;

在外交領域,中國政府蒙受了巨大的損失;

大屠殺之後國際社會推行的廣泛的經濟制裁,將會阻礙中國為經濟增長而做出的努力;

只有重大的政策和體制變革,才有可能修正和逆轉這些損失。

結論

我們的旅程本身就是一個極端行為:極端驚訝於人民全面違抗戒嚴令,極端哀傷於在街上對沒有武裝的平民百姓殘暴的屠殺。我們會永遠記住這些反抗和血腥鎮壓的畫面。

雖然這次旅行的長度幾乎被縮短了一半,它的成果還是意義重大的。我們了解到:1)學生們尋求非暴力的抗爭和抵抗方式的動機完全是出於現實考慮的(practical);2)學生們沒有詳細的關於非暴力抗爭的歷史或是動向的知識;3)運動的組織是薄弱的、分裂的;4)幾乎沒有,即使有也是很少的戰略計劃;5)出現了企圖煽動學生進入暴力狀態的事件。

此外,實時、實地地對運動的不同層面進行思考,能獲得領悟,永遠不會重現的領悟。我們能夠在行動中直接地體驗全方位的非暴力措施:一場非暴力的佔領、示威遊行、阻隔街道、向軍隊申訴、發表演講和聲明、口號、橫幅、不合法的廣播和印刷品、學生罷課、否定權威、大眾不服從(popular nonobedience)、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靜坐示威、象徵性地展示,甚至更多。還有,我們直接見證了,運動參與者克服了所有訪談中展現出的恐懼;這是非常重要的。

自從政府鎮壓以後,已經有許多不同的、關於中國非暴力抗爭的進一步行動的報道。其中包括消極怠工,記者將支持改革的想法植入新聞故事,增加病休和其他勞動力因素引起的怠工,還有北京大學的學生蒙面示威。這些鼓舞人心、令人振奮的活動再一次顯示,政府殘暴地鎮壓並不一定能終止非暴力抗爭運動。

原標題:非暴力抗爭在中國:一個目擊者的記錄

【編後語:2014年美國白宮解密文件顯示約有10454人死亡、40000人受傷(白宮的報告引述自戒嚴部隊的消息人士提供的中南海內部文件)。2017年底,英國國家檔案館解密的文件顯示,有中國國務院的成員稱1989年天安門事件至少造成10000名平民死亡。】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民主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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