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教授、經濟學家向松祚在人大演講的視頻為中國經濟描寫了遠比中共願意承認的陰暗得多的現實和前景。在演講的最後，他提出了三改建議：稅改、政改、國改。顯然，這是在改革開放40周年紀念之際對最高當局的建言。
然而，寄希望中共能在40年後重啟改革的人們可能會失望了。事實上，無論誰是今天的中共領導人，都不可能回到鄧小平時代去了。從中共改革的第一天開始，就已經種下了今天失敗的種子。
40年前，當中共決定開始改革的時候，正是文革剛結束，幾乎是一切從零開始。中共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政策。眾所周知的兩個最重要的政策分別是「鬆綁」和「摸著石頭過河」。松的是中共的綁，而且只是部分鬆了而已，而摸石頭過河就是沒政策，這兩個政策很難定義為改革。
現在比較流行的說法是改革已死。似乎對此有異議的不多，不同的是哪年死的。一種說法是1989年，另一種說法是2008或2009年。第一種說法說的是六四天安門鎮壓以後，所有的改革都是為了權貴攝取更多的利益。然而，89學生抗議的不正是之前改革中出現的腐敗和特權嗎？
就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勉強算得上的改革，也應該看看改的是什麼。中國最先開始的是農村改革，以安徽鳳陽小崗村為代表。18名村民立下生死狀分田到戶，保證如果村幹部因此坐牢全村扶養他子女到18歲。何等悲壯，面臨多大的壓力。不過，那個壓力是誰給的？正是中共而不是別人，農村改革是打破中共的束縛，怎麼就成了中共的功勞了呢？
城市改革則是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就是允許私有經濟存在和發展。這就是人們認為有價值的改革了。如此可見，無論農村還是城市，早期的改革無非就是部分否定中共建政後被歡呼為成果的三大改造，即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就是說，社會主義改造是消滅了私有制，改革開放是部分恢復了私有制。如果那也能算成果，全盤否定或當初根本就不搞社會主義改造豈不是更好？
後期的改革，如為了加入世貿而進行的國企改革，造成大批工人失業，國有資產廉價轉讓給權力集團，又如教育體制改革，醫療體制改革和住房改革，使教育醫療產業化，住房私有化，被中國民眾稱為新三座大山。三座大山原是中共宣稱通過自己的革命推翻壓迫中國人民的所謂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
中共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似乎對「改革」有特別的偏好，除了20周年、30周年和這次40周年都有最高級別的紀念大會和黨魁長篇講話外，幾乎所有和政治經濟有關的中央會議、文件都少不了提到改革，連地方官員也言必稱改革。還有人發明了黨內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實際上，中共體制內的不同集團和官員都是經濟開放的受益者，人人都是改革派，沒有保守派。
如果說經濟體制改革是部分恢復了中共建政前「舊社會」的東西，部分引進了現代西方的技術和管理，還有一些正面意義，那政治體制改革從任何意義上從來就沒有開始過，當然也就沒有什麼改革派。文革結束後不久有一次撥亂反正，不過那只是撥文革之亂，重建中共的秩序而已，算不上政治體制改革。有人把取消黨魁終身制當成改革，把最高權力的集體領導也說成是改革，似乎今天習近平的集權就是倒退了。事實是，鄧小平取消了終身制也從來沒有當過中共黨魁，但照樣發生了六四天安門大屠殺；江澤民時代號稱集體領導，卻發生了持續至今長達19年的對法輪功修煉者的殘酷迫害。中共從來沒有擺脫過一段時間就造成一場大規模人權災難的循環和詛咒，根本沒有什麼進步和倒退之分。
中共統治的歷史上，在重大轉折關頭，極少例外的都是做出了一般人常識認為的錯誤選擇，轉向了更大的災難。在大躍進失敗後，本來要糾左的廬山會議卻變成了反彭德懷的右傾；經濟開放剛開始，就提出了緊箍咒的四項基本原則；在被人認為政治最寬鬆的80年代，還有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而被人認為的改革派代表人物胡耀邦和趙紫陽卻被先後廢掉。如果只有一次可以說是偶然，但每次都是，那一定來自中共的本質。
今天中共面臨的從意識形態到理論體系，從政治經濟到外交的全面困境，恰恰是中共40年所謂改革開放方向和政策的必然結果，中共的經濟發展是建立在人權、環境、資源和道德這四大代價上的，貿易戰只是加速了這些內在矛盾的爆發和惡化。這不是用重啟改革或深化改革能解決的。所謂重啟，就是回到鄧小平的路上。鄧小平的改革基礎，是經歷了文革災難的極度貧窮，從任何角度看，都是在谷底，無論往什麼方向，用什麼辦法，都只有一個方向：向上。如果40年後還繼續摸石頭肯定是過不了河的。而深化，無非是在錯誤的路上走的更遠罷了。如果目的是保中共政權，任何改革都不會有出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