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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毛澤東的書也被中共當局列為「敏感物品」

1970年春天,寧夏銀川宣布破獲了一起「重大的反革命集團案」。十幾個二十來歲的年輕人,仿效毛澤東青年時創辦湖南自修大學,在銀川成立了自學組織「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其宗旨是培養和造就一批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的革命戰士。他們自籌經費刻印過兩期「學刊」,刊登了社論等6篇文章和3篇農村調查報告。結果被當局打成反革命組織,十三個成員,一人自殺,三人被判死刑,其餘九人分別被判處無期徒刑、有期徒刑和管制。

到了習時代,習近平思想被奉為「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因而馬克思和毛澤東都被晾到一邊,馬克思的書、甚至毛澤東的書,都成了「敏感物品」。(湯森路透)

英國《金融時報》11月28日報導:國際著名語言學家、激進左翼政論家喬姆斯基(Noam Chomsky)連同世界其他30多個學者聯名呼籲抵制中國舉行的馬克思主義會議,對中共當局最近對支持工人的學生所採取的鎮壓行動表達抗議。他們說:“繼續參加……(中共)官方主辦的馬克思主義相關活動,意味着我們將成為中國政府這套把戲的同謀。世界各地的左派學者都應該參與抵制此類大會和活動。”“中國政府打壓這些學生,甚至綁架他們,證明中共領導層都是假馬克思主義者。”

這真是莫大的諷刺:一個以馬克思主義自居的政府,卻對馬克思主義學會的大學生,遵循馬克思主義,支持被馬克思主義定義為革命領導階級的工人的行動無情打壓。

還有更諷刺的事情呢。

日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朱繼東教授在微信朋友圈裡講到他最近遇到的一件事。朱繼東寫道:“從社科院下班,沿着長安街北側步行回家,路過天安門城樓東側的安檢處,刷驗了身份證,隨身帶的包過了安檢機器,兩個女員警說包里是書,必須打開檢查。打開之後,看到裏面有幾本關於毛主席的書,其中一個女員警就問我:‘為什麼帶毛澤東的書?’我說學習、研究。女警察竟然又問:‘學習為什麼要帶毛澤東的書?’因為此前有幾次路過這裡安檢時,警察看到有關於毛主席的書就盤問再三,這次又這樣,我就生氣地反問:‘為什麼不能帶毛主席的書?毛主席是我們的偉大領袖,你們為什麼見了毛主席的書就如臨大敵?’這時候馬上有兩個男員警圍了過來,女警察就拿着一本《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給他們說:‘這個人竟然帶着這樣的書?’我再次質問他們:‘這些書都是合法出版物,毛主席是我們的偉大領袖,你們為什麼對關於毛主席的書如此緊張、如臨大敵?你們心裏怎麼想的?’其中一個男員警氣勢洶洶地說:‘是紙張就要檢查,這樣的書更……’我要繼續和對方說說,同事怕出事就把我拉走了。”

朱繼東寫道:“尤其是在知道我是中國社科院研究人員之後,仍然態度如故,匪夷所思!”

我在網上一查,才知道這位朱繼東原來是一位頗有份量的中共官方學者。在他一大串頭銜中,引人注目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書長、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毛澤東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首席專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朱繼東發表過大量關於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文章,不久前還出版了《習近平意識形態思想研究》;多次參加中央重大報告、黨的寫作和政策制定等,多篇文章獲得中央主要領導同志批示,多項建議被中央和國家有關部門採用,並多次獲得中央獎勵、表彰,等等等等。

這真是“大水沖了龍王廟——自家人不識自家人”。天下還有比這更諷刺的事情么?

朱繼東寫道:“走了幾步,看到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像,想到剛才的一切,我心裏五味雜陳、非常難過:‘某些人為什麼要這麼看待、對待毛主席啊?這是她們個人行為還是有人交代或授意她們這麼乾的?’”後來朱繼東知道了:“為什麼毛澤東的書被當成敏感物品?有人說時因為有些人打着毛澤東的旗號幹些反對我們共產黨的事情,有關部門才這樣。”

原來如此!

這事看上去十分荒謬,但並不新鮮。毛時代就發生過類似的事。1970年我在四川渡口市(今攀枝花市)郊區農村插隊當知青時,一次,成都市公安局派人下來了解“階級鬥爭新動向”,找到幾個被認為政治可靠的知青同學,問到知青的各種情況,看哪些知青思想有問題,對現實不滿,其間就問到有誰在讀馬列的著作。因為林彪講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中,我們要99%學習毛主席著作。”如果你不是整天讀毛選卻要花相當時間讀馬列,不是對現實不滿是什麼?不是別有用心是什麼?有些人打着馬列主義的旗號反對毛主席反對共產黨,這就是“階級鬥爭新動向”。

就在1970年春天,寧夏銀川宣布破獲了一起“重大的反革命集團案”。十幾個二十來歲的年輕人,仿效毛澤東青年時創辦湖南自修大學,在銀川成立了自學組織“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其宗旨是培養和造就一批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的革命戰士。他們自籌經費刻印過兩期“學刊”,刊登了社論等6篇文章和3篇農村調查報告。結果被當局打成反革命組織,十三個成員,一人自殺,三人被判死刑,其餘九人分別被判處無期徒刑、有期徒刑和管制;其罪名就是“打着研究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號,旨在推翻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寧夏共產主義自修大學”這個案子直到毛澤東去世、四人幫被抓之後的1978年才獲平反。本來大家都以為,這種極端的做法已經走入歷史,殊不知到了習近平時代又有死灰復燃之勢。

連毛澤東的書都被今日的中共當局列為敏感物品。這看上去極其荒誕,其實有它的邏輯。共產專制是以“主義”治國,凡非“主義”,都算邪說。然而“主義”有其家譜,老祖宗們的說法又有所不同,這就存在着用某位老祖宗的說法來批評現任領導人,用“先王”反對“後王”的可能性。儒家提倡“法先王”,與其說是出於保守,不如說是希望給當朝的帝王多少一點約束;而“法後王”則意味着賦予當朝的帝王絕對的權威。在這一點上,共產黨像法家,總是主張“法後王”。在毛時代,毛澤東思想被奉為“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克思主義”,而馬克思本身被晾到一邊,讀馬克思的書成了危險的事。到了習時代,習近平思想被奉為“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因而馬克思和毛澤東都被晾到一邊,馬克思的書、甚至毛澤東的書,都成了“敏感物品”。這就是習近平時代的邏輯。用中共當局自己的話,這就叫“定於一尊”。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上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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