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亂收費」，是近幾十年中國社會的壞現象之一。本就有條件收費者，當然要大收特收；本沒有條件收費者，則想方設法創造條件收。這種現象，理所當然地引起了廣大民眾的怨憤。有人甚至把這歸咎於改革開放。換言之，這種亂收費現象，也成為一些人懷念「文革」的理由。這種懷念當然是極其荒謬的。所謂收費，一般來說，總與服務聯繫在一起。所謂亂收費，是指公民享受的某些服務，本來應該是免費的，有關部門卻以此為由向享受服務者收取費用。當然，應該收費卻不應該收那麼多，所收之費多於應收之費，也是一種亂收費。「文革」期間，固然沒有現在這樣多的收費，但也沒有現在這樣多的服務。
但「文革」期間，某些「服務」，卻是要向接受服務者收費的。例如，槍斃人，公安機關要向家屬收取子彈費。再例如，開着汽車抄了你的家，可以向你索取汽油費。
槍斃人而向家屬索取子彈費的事，我是親眼見過的。那是「文革」後期了，我已十來歲。一天，聽說鄰村一個20來歲的小伙子殺了人，被縣公安局抓走了。這小伙子常來我們村與同齡的夥伴們玩，我們這些小弟弟也總跟在他後面。他臉上總帶着笑，給人的感覺是和善的，我至今還記得他的名字。忽然聽說他殺了人，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原來，他愛上了一個姑娘，而那姑娘已經許了人家。他就在一個雨夜把這姑娘的未婚夫殺了。他一定認為，這未婚夫一死，自己就可以娶到這姑娘了。我想，他愛這姑娘一定是愛得很深很深，不然，不會頭如此昏、心這樣狠。
不久，他被槍斃了。村中人用板車把他的屍體拉了回來。這樣的死，按習俗是不能進祖墳的，只能埋在亂葬崗。板車停在亂葬崗邊時，我們村一群孩子都趕去看。屍體連頭一起裹在被子裏，只一雙腳露在外面。在現場，我從大人們的議論中知道了兩件事。一是屍體上有七個槍眼；二是領取屍體時向公安局交了五分錢的子彈費。七個槍眼是因為行刑時向他開了七槍。七槍並不是同一個人打的，是好幾個人共同打出了七個槍眼，至於為什麼有好幾個人行刑，是因為他們要過槍癮。我記得大人們談論這件事時，語氣是平靜的，並未讓我感到絲毫不滿。我現在明白，即便親屬對七槍心懷不滿，也是敢怒不敢言的。我清楚地記得，當時的我，也並未對七個槍眼感到不解，只覺得反正是死，一槍和七槍有什麼差別呢，潛意識裏或許還有對拿活人練槍的羨慕——我畢竟是「文革」時期的孩子。
子彈雖用了七顆，公安局卻只收取一顆子彈的錢，按當時的規定，公安局並沒有「亂收費」。其實，他們就是向家屬索取七顆子彈的錢，甚至連拘押期間的伙食費都要家屬交上，家屬又豈敢有半句怨言。
拿死刑犯過槍癮，我當時並未覺得有何不妥。槍斃了人家的兒子卻向爹娘收取子彈費，我當時也並不覺得不合理。這不能歸因於年齡小。今天十來歲的孩子，已經會對此種事情感到憤怒了。我對此種事情感到憤怒，是在許多年後。許多年後，我知道了一個叫林昭的人，知道她「文革」期間被槍殺，知道公安機關在槍殺她後向她的母親索取了五分錢。我為林昭的事跡感動，為她的死悲哀，更為那五分錢的子彈費而憤然。這也不能歸因於年齡的增長。是改革開放後思想受到了一點啟蒙，才會讓我對此種事情有如此反應。如果「文革」繼續着，我想，我對此類事的反應仍然是漠然，仍然會認為這樣做無可非議甚至天經地義。再後來，我讀到了林斤瀾的小說《五分》。小說寫「文革」期間一個年輕姑娘成了「反革命」，在牢房裏受盡凌辱後被槍斃，公安局通過郵局寄來了催款單，說某人「業已正法」，命家屬速去交上五分錢的子彈費。幾天後，天下大雪，姑娘的母親在街上犯了心肌梗塞，倒在雪地里。她在找交錢的地方，卻總是找不到，終於犯病倒地，凍僵的拳頭杵在胸口，拳頭緊攥着的，是一枚五分的硬幣……
槍斃了人而向親屬收取子彈費，是「文革」期間的收費之一種。抄了人家的家，卻向人家收取抄家成本，也是那時的一種收費現象。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抓，中共中央立即着手解決上海問題。10月26日，以蘇振華、倪志福、彭沖為首的中央工作組進駐上海。其時在江蘇省計委工作的朱通華，被抽調進工作組，參加了工作組與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朱永嘉等「四人幫」餘孽的較量。後來，朱通華先生寫了《較量：1976—1980年的上海灘》一書，記錄了工作組解決上海問題的艱難過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了這本書。這本書對了解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朱永嘉等人在「文革期」期間的惡霸做派、流氓行徑，很有幫助。這裏只說書中記述的一件「小事」。1949年以前曾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中共黨員倪復生，「文革」期間受到王洪文、朱永嘉等人的殘酷迫害。倪復生在被拘押期間，受盡各種方式的拷打、凌轢，但始終不肯承認自己的「罪行」。朱通華寫道：「英勇不屈的倪復生，就這樣在毒刑的凌辱和煎熬下，活了下來。在他本人遭受迫害的同時，他的家屬和戰友都遭到了株連。他所在的這個地下黨支部，就有三個人被迫害致死。他的家先後被抄了三次，其中一次是幾十個人從隔離室押着他乘坐卡車去的，因此從他的工資中扣去了30元零六角的『汽油費』。」
人們習慣於認為，「文革」時期只講政治不講金錢，好像那時的人們對金錢都不感興趣，其實是並不很合乎實際的。亂收費，意味着法律規章的缺位，意味着法治程度的低下。「文革」期間，對於掌權者，是無法無天的時代，只要有名目，他們想怎樣收便可怎樣收的。無奈那時經濟活動極度萎縮、國家為百姓提供的服務也少之又少，有權力亂收費者，就是想巧立名目都難。那時固然沒有高速公路亂收費，但那時也沒有高速公路；那時固然沒有醫院各種檢查的亂收費，但那時也沒有醫院的各種檢查。正因為巧立名目不容易，他們才連殺人、抄家也不放過。他們也是想雁過拔毛的。無奈沒有雁，他們便對麻雀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