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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的上午，傅連璋打電話找我，他說他知道我見過毛主席了，要我到他那兒去談談。我心想，他的消息真靈啊，怎麼昨天才見過毛，他就知道了呢。我將工作交代給值班醫生，騎自行車到弓弦胡同。
我走到後院傅的住室，他從躺椅上站起來，打過招呼，他又坐到躺椅上。他說：「你昨天見過主席了，情況怎麼樣，你講講。」我將昨天見毛的情況和毛說的話都告訴了他，他很注意的聽，看上去他也很興奮。
他從椅子上站起來，給我泡了一杯茶，圍着桌子踱了兩圈，我聽他喃喃自語道：「看起來是投機了，」然後坐到躺椅上，抬起頭望着我笑道：「你的機緣不錯，初次見面就談這麼多，難得。」
「一九三一年我在福建長汀福音醫院當院長，毛主席正打擺子，還立即要出發打仗，他派人把我接到他那裏，要我立刻把擺子治好。我說可以，當時是用奎寧治好的。一九三三年主席又要去打仗，叫我去了吩咐說：『我去打仗了，把賀子珍同志交給你，你照顧她。』那時賀子珍正懷孕。我說：『主席放心，我來照顧。』我一直照管賀子珍同志，直到她順利生產，是我接的生。」傅並未說明賀子珍生了幾個小孩，我一直沒搞清楚，但我聽說她在一九三四年秋天長征之前，就已經生了兩個兒子，共產黨自南方退守時，將他們寄養在鄉下農家，後來一直沒有找回他們。
傅說到這裏時，十分激動，兩頰現出潮紅，前額也滲出汗珠。他喝了幾口白開水，停了一下說：「我不喝茶，我不吃任何刺激性食品。」
傅轉變話題，又說：「後來王明路線時將我當AB團（即反布爾什維克團，標誌是國民黨派到共產黨內的組織）打，是主席救了我。我年輕的時候得過肺結核，身體不好。主席對我很好很信任，長征的時候給我一匹馬騎，還讓我每天吃一隻雞一直到現在。那時雞是罕見的奢侈品，每天吃一隻雞更是無法想像。」
他讓我喝茶，而且說：「我講點以前的事給你聽，是想使你多了解主席的情況。」我對以往，特別是長征之前，在江西的紅軍期間，更不清楚，所以聽起來很有興趣。我說：「我很想知道一些主席以前的情況，你講了，對我以後給主席工作有很大幫助。」
傅笑起來，又講道：「主席有很嚴重的失眠。我在福建長汀和江西瑞金時，派人化裝成商人，到上海買了凡羅那，又買了葡萄糖粉，建議他睡前用熱水化一小杯葡萄糖粉，服一、二片安眠藥片。這辦法很有效，主席非常高興。你看，我對主席是忠心耿耿。我與主席同歲，但是身體沒有他好。」
他注視着我，嚴肅的說：「派你到主席那兒工作，是黨對你的高度信任。這工作非常光榮，可是也很艱巨。」
說到這裏，服務員擺上飯菜。傅對我說：「昨天主席要你同他吃飯，今天我用便餐招待你。」很清淡的四樣小菜和一碗清蒸雞。他解釋道：「我每天吃一隻雞的習慣，至今還是這樣。」
他又叫人給我一小杯葡萄酒，他也倒了小半杯。他舉起酒杯來說：「我平時不喝酒，今天同你喝一點。」在吃飯當中又說：「你在主席處做醫療保健工作，要十分謹慎小心。遇到困難，不管什麼時候要告訴我，我會幫助你。」我不曉得傅連璋能幫我什麼忙，但他顯然想對毛及其活動有全盤的了解。
他吃完雞，就不再吃了，然後對我說：「我每天要吃五頓飯，每次吃不多，你不要拘束。主席要你同他一起念英文，要你教他，這是很自然的同他接近的好辦法。看來他很願意同你談談，你可不要有架子，除去醫務上的事，別的事能為他做的，都要做。」
我聽了後，心裏很不舒服。如果這樣做法，醫務反而成了我的次要職務。我衝口說道：「我可以照你講的做。但是這樣做，我不但沒有臨床機會，反而距離醫務也會越來越遠。」
傅正色說：「不能只看到這點。主席的知識深廣如大海，可以從他那裏學到許多東西。你既然負責他的醫療保健，就不能局限於醫學，知識面應該更廣泛，才能有更多的話同他談談，這樣才可以更加了解他。」
毛也要我多讀讀書，我想傅的話是很有道理的。毛仍年輕健康，剛開始頭幾年我可能不用治療什麼疾病。但如果我不多接近毛，就不可能知道他的脾氣、性格和生活習慣，也就不知道造成他目前心理和肉體特點的原因，那麼怎能採取一些改進他的健康的辦法呢？要接近他，我必須先取得毛的信任，首先我得多讀讀書，與毛有共同的語言才成。
我起身向傅告辭，感謝他給我的指教。他站起來同我握手說：「以後每個星期到我這裏來一次，有事無事都來一次。」
我騎着車子，從沙灘轉入景山前街，正在午後，天氣晴朗，有些燥熱。是五一國際勞動節前，各個機關的大門都在懸燈結綵，一隊隊的學生做着遊行演習。節日前的景象和氣氛使我不由得振奮起來，心中充滿了自豪感。
自從一九四九年回來以後，這幾年中心境一直煩躁不安，自尊心也一再受到挫傷。我的哥哥和我少年時的好友都已經是「老革命」了，他們都是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後去了延安；這時他們無論留在北京，或在外地，都是一個部門的領導幹部。雖然有些人在三反運動中被批判，但他們仍留在工作崗位上，受人尊敬。
而和我一樣沒有「參加革命」的醫學院同學們呢？他們這時都在各大醫院中的各個專科中工作，已經成了各科的專家。
可是我卻丟掉了外科專業，作着各科都乾的類似開業醫生的工作，我似乎看不到一點迴旋的餘地。更糟的是，周恩來決定將中南海門診部與國務院門診部合併，由國務院秘書廳總務處領導，並且決定要精簡機構，裁減人員。雖然我被任命為門診部主任，但是在人事大變動，人心浮動的情況下，很難穩定住局面。
就在這個時候，突然調我任毛的保健醫生，使我立即脫開人事糾紛的困境。
自從一九四九年進入北京以後，毛即深居簡出，住處警衛森嚴，對一般人來說，他是個遙遠，神秘，又無法企及的人物。最高層的領導人，除去開會，也很難得與毛個別見面談談。我作為醫生，是所謂「身邊工作人員」，可以隨時見到他。特別在他讓我教他英文以後，見面與閒談的機會更多了。
我的整個世界豁然開朗，天地都為我歡唱，我不再只是個無名小卒。一九四九年我剛回國去見傅連璋時，他是坐着見我的。今天他站着，幾乎是奉承般地迎接我。我後來也發現很多高級領導人突然變得很願意接近我，對我很客氣。我已經不是個普通醫生了。我為自己感到驕傲。
我是毛的專任保健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