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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宮習近平!海外黨媒刊發檄文:極左撕裂中國

所謂屁股決定腦袋。習近平坐在中共最高領導人的位子上,往後看,那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百年恥辱,往前看,那是中國在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極大可能,即便目下所及,也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挑戰之外中國也有着不可限量的機遇。可是對普羅大眾而言,有沒有切實的獲得感,是不是有足夠的自由和空間表達自己的觀點,這些才是衡量美好生活的起點和根本。

極左撕裂中國習近平應負責

雖然有關“民營經濟退場論”的妖風,已經在習近平北上與南下以及座談會後得以一定程度的紓解,但是如何避免更多的“妖風”接踵而至,習近平作為這一即將滿百年的大黨“核心”,必須進行自我檢討。

過去一段時間,中國輿論場紛紛擾擾。先是幾位名不見經傳的所謂經濟學家鼓噪“民營經濟退場論”,並很快演變成一場群情激昂的大討論;再是從重慶到福建再到浙江的高考“政審”風波,讓很多人心有戚戚焉地想到了毛時代的“成分論”;還有中共中央政法委和浙江省委在“楓橋經驗”發源地聯合召開紀念大會,直接將習近平與毛澤東並列於橫幅上——紀念毛澤東同志批示學習推廣“楓橋經驗”五十五周年暨習近平總書記指示堅持發展“楓橋經驗”十五周年大會,批評者認定這是習近平的本意,他就是想成為另一個毛澤東。

這三個事件雖然彼此孤立發生,但放在今天中國的政治氣候中,好像有着某種不可不察的共通性,一些想像力豐富的人,特別是對歷史較為敏感的,所有這些都是為擔憂與警惕中國向左轉提供了證據。具體對習近平本人,擔憂和警惕的表達則更直接——習近平就是要成為毛澤東第二,就是要大權獨攬走回頭路。

事出有因

如果將很多人的這一判斷作為當前的階段性結果,那麼導向這一結果之“因”,則不單純是以上提到的三個事件,而是更長時間裏各種政策導向和廟堂之高所言所行的總累加。

首先便是習近平“權力”的不斷加碼。這位強勢領導人從十八大至今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擔任一切關鍵小組的組長,並成為定於“一尊”的核心。尤其是十九大時正式提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簡稱習近平思想)並寫入黨章,2018年兩會又修改憲法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之後官方又沒有很清晰說明背後的邏輯性和必要性,以至於更加夯實外界的判斷,習近平就是要“黃袍加身”,就是要成為“終身主席”。而這一切,都讓人們自覺不自覺聯想到毛時代,以及“一句頂一萬句”口號之下的那一場場由權力過度集中導致的浩劫與災難。

其次是“黨管一切”。從本來已經是既定事實的“黨媒姓黨”、“央視姓黨”到“軍隊姓黨”,再到被西方媒體帶着放大鏡看的黨組像紅旗一樣插遍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經濟組織、文化組織、社會組織,以及在華外企黨支部風波,一時間人心惶惶。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黨政分開”,是鄧小平為了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而做的抉擇,現如今“黨管一切”取而代之。用王岐山的話說,“在黨的領導下,只有黨政分工,沒有黨政分開,對此必須旗幟鮮明、理直氣壯。”從“黨政分開”到“黨政分工”,按照很多人的線性邏輯,這不就是要重新回到毛時代“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老路上去嗎?

第三則是此起彼伏的個人崇拜風潮。這裡需要分三個層面進行說明。第一層普通民眾層面,不消說,對普羅大眾而言,崇拜領袖再正常不過,是基於對領袖作為的肯定與讚賞,是樸素情感的表達,一些讓外界聽上去很肉麻的頌揚歌曲主要由此而來;第二層是學術研究機構,比如各大高校紛紛成立的習近平思想研究中心,一方面是講政治,另一方面也是跟風為之;第三層是官員層面,這個層面的個人崇拜危害最大,而且因為低級紅和高級黑參半,牽扯到切實的利益與官位,甚至有時候夾雜一些政治鬥爭的小手段,所以更容易拔出蘿蔔帶出泥,引發外界聯想與想像。2016年5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上演的一出鬧劇——公開演唱文革中宣揚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文革歌曲並同時演唱吹捧習近平的歌曲《不知該怎麼稱呼你》,就是典型的高級黑。而這三個層面經過一番相互作用和某種程度的“共振”,便營造出了一幅“個人崇拜”圖景,人們的記憶很快被拉回到毛時代。

其四是意識形態“左”轉。十八大之後不久,中共在輿論層面有過兩次大膽嘗試,一是山東省濟南中院以微博直播的形式,實時播報了對於重慶市委原書記薄熙來的審理,二是中共黨報官媒發起的“憲政大討論”,參與者之眾前所未有,最終成為一場牽扯左右各派,社會普通民眾廣泛參與的政治思想理論大碰撞和大辯論。可好景不長,隨後不管是對於媒體還是高校,以及微信公眾號所代表的新媒體,都不同程度進入了被管控的“寒冬”。現如今,偏右媒體已經悉數“陣亡”倒掉,主流媒體只剩下一片紅的正能量,高校課堂很多紅線不能碰,某些新媒體端口海量信息被屏蔽。這樣的“左”轉,因為牽扯範圍之廣,且具體而細微,所以成為很多人判斷“中國全面左轉”的關鍵佐證。

可以說,正是因為有了習近平集權、“黨管一切”,以及“個人崇拜”風潮、意識形態“左”轉等被外界放大或因為各種因素跑偏導致的刻板印象作為前提,諸如“民營經濟退場論”等不堪一擊的荒唐言論,才能在短時間內掀起一陣狂風巨浪。從這個層面來看,與其說是不入流的經濟學家很不負責任地挑動了公眾神經,毋寧說是這顆定時炸彈早已埋下,只不過在“國進民退”的爭論中得以總爆發而已。

誰該負責

雖然有關“民營經濟退場論”的妖風,已經在習近平北上與南下以及座談會後得以一定程度的紓解,但是如何避免更多的“妖風”接踵而至,習近平作為這一即將滿百年的大黨“核心”,必須進行自我檢討。

首先要檢討的,便是底氣不足的理論。雖然由習近平起草的十八大報告中就已經提出“三個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後來還加上了文化自信),但具體到理論層面,似乎遠不夠自信。就今次已經平息下去的“民營經濟退場論”風波來說,尋根溯源,最核心的還是理論層面出了問題,作為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政黨,中共至今沒有解決一個理論難題:共產黨究竟要不要消滅私有制?

如果說毛時代對於馬克思的中國化,局限於歷史和客觀原因還只是簡單的遵從,而鄧時代因應於中國的社會現實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進行了緊急糾偏,承認了私有制和民營經濟的合理性,可仍然沒有從跳脫實踐升華到理論,那麼到了今天的習近平時代,國際國內兩個大局比毛鄧時代更為嚴峻,矛盾和問題也更為突出,如果習近平真的足夠“理論自信”,就應該開誠布公地將《共產黨宣言》中“消滅私有制”的諸多前提和假設以及不適宜中國的地方講清楚,甚至應該說明,消滅私有制這個概念對馬克思來說是哲學意義的,消滅資本主義並不等同作為生產要素的“資本”將會在一段時間之後被取締,對這類問題做出回應必須是已經提出一年且寫入憲法的“習近平思想”該有的底氣和底色,而不是任由各方勢力將這一思想的外延和內涵悉數掏空。

其次需要檢討的,是對於現階段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未能重新定義,因而會出現各種不斷挑戰中共傳統理論的事件。中共十三大確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也即中國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斷,它與資本主義、民營經濟或私有制有着什麼關係。

其實,由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共的實踐中確實發生了各種認識上的偏差,特別是在蘇聯革命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為了自己的革命和政治鬥爭需要,多次削足適履,將馬克思的哲學政治經濟學的意思扭曲了,既發生了抽象化、教條化的情況,更對歷史階段的定義錯誤認定。所以,除了要更好理解馬克思的哲學政治經濟學,更要掌握到今天的歷史發展階段是什麼性質的。只有這樣,中國的知識分子才能夠更好認識在此特定時期某些具體政策的解釋,才有機會讓政府的施政考慮被理解。

回顧毛鄧時代,一直面臨著解釋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以及社會主義社會的命題。當時,中國尚且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屬於農業為主的社會形態,所以如何徹底推倒三座大山、走出封建社會,成了首要任務。由於這種理論認識,對於走資派,在毛時代是不由分說必須要打倒的,這種政策是建基於對馬克思社會結構的矯枉過正認識,讓人們錯誤以為只有貧窮才是社會主義,越貧窮,就越接近社會主義。

到了鄧時代,隨着改革開放的到來,農業經濟逐漸地向工業經濟轉變,鄧小平也用辯證法闡釋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計劃與市場的關係,並直言“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首要的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這種說明並沒有真正讓社會認識到其理論原意,但由於政策很快就解放了生產力,社會財富急速上升,大家粗略接受了這種說明的科學性。但其實在當時,城鄉依然處於二元對立中,不少人對於這個時期的社會形態依然存有困惑,卻願意對理論層面的討論稍作延後。然而,這種延後並不會是永遠的,經濟和生活越好,大家就會停下腳步質疑這種政策的長期性,擔心中共一旦改變,將這種理論只是作為一時間的無奈之舉,甚至是引蛇出洞,之後就會取消這種政策。

鑒於這樣的困惑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本身的動態變化,習近平需要通過對社會形態的重塑,來完成時代交予的任務:通過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係的更深刻說明,更具說服力地將中國今天的社會形態解釋清楚。因為當下的中國,不僅毛鄧時代的二元對立被打破,城市化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公平取代了效率,人們對於二次分配的需求急劇膨脹,也就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有着更緊迫的理論要求。此外,信息化時代帶來便捷資訊的同時,也帶來了不可低估的公民意識的崛起,大家要知道目前的政策與社會形態是否會有足夠保證,而不是會因為政治而發生較大變化。這些新時代下的新情況新問題,是毛鄧不曾面對甚至不會料想到的,卻成了習近平不得不面對的時代任務。

再者需要檢討的,是模糊不清的意識形態。為什麼十八大至今輿論層面不斷湧現對於中國全面“左轉”的警惕?牆裡牆外為何都越來越篤定撕開習近平的面具出現的是毛澤東?甚至極端論者認定,習近平正在走着一條沒有薄熙來的薄熙來道路?這一切的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意識形態惹的禍,將責任隨意轉嫁給某個批評者或某些看不清的群體並不會解決問題,只有切實看清問題的性質,勇敢面對,與大家展開一場辯論,這既是一場理論層面的鬥爭,更能夠讓一般民眾撥開雲霧。

向左走還是向右走,姓資還是姓社,鄧小平當年以88歲高齡南巡時說得很明白,“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至於姓資姓社,從改革開放第一天起,這個爭論就是一切思想問題的中心,一直到八十年代後期還爭論不休。鄧小平雖然提出了“三個有利於”的標準,並直言“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並因此為中國爭取了接近四十年的理論冷靜期,更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經濟成就。

然而,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堅持沒有改變,中共更不會因為不爭論而將自己的統治地位做出任何妥協,過去四十年的經驗回答了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性,更徹底否定了以往那些似是而非、不倫不類的所謂社會主義政策和哲學解讀,更現實地回擊了社會主義就是要節衣縮食等荒誕理論。對一名歷史唯物主義者和熟悉辯證唯物主義的共產黨人來說,經過歷史的實踐,什麼是姓社姓資的愚蠢命題實在應該棄之如敝屣,以私有制、國有企業或計劃經濟等教條僵化一知半解的論述來評價運動中的歷史並對其冠以意識形態定義,只能是庸俗的理論家所為。左與右的分析框架早就應該被掃進歷史的垃圾桶,不要將鄧小平當年不糾纏在口舌之爭的一句話視為世界真的分為左與右。

對於習近平來說,在信息技術的倒逼下,其實早就無法做到“不爭論”,中國也已經不再是鄧時代一味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初級階段,所以面對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尤其是意識形態層面的亂象與爭論,有必要很坦誠地說清楚,而不是一味地防與堵。習近平在馬克思誕辰200周年時坦言,“社會主義並沒有定於一尊、一成不變的套路。”所以中國究竟如何向前發展,如果人們得出結論的理據只是習近平今天說了“前後兩個三十年不能否定”,抑或十八大上台後第一站選擇了重走鄧小平的南巡路,那難免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因為不管是前者和後者,背後的辯證思考和符號意義絕非左轉或右轉這麼簡單可以一概而論。

最後需要檢討的,是帶有局限性和誤導意義的“定於一尊”。這個概念第一次出現,是在2018年的組織工作會議上,強調中共中央是大腦和中樞,必須有“定於一尊、一錘定音”的權威。雖然這只是現有民主集中制的另類表達,但此概念提出後,很快被外界看作是習近平要搞獨裁,要搞“一言堂”,個人崇拜之風旋即颳起。

既然中共是“大腦”和“中樞”,那麼作為“定於一尊”的中共的核心習近平,就必須走出廟堂,對於社會層面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進行立場鮮明的說明或鬥爭,就好像這一次反擊所謂“國進民退”的謬論,既不能簡單假手與中宣部,更不能通過太抽象的行為或言論來完成。事實上,只有當習近平幾番講話還專門開了座談會之後,這股持續了很久有關“國進民退”的妖風才終於平息,焦躁不安的一眾民營企業家才終於吃了一顆定心丸。吃一塹長一智,為了避免更多類似的妖風再颳起,混淆視聽,習近平有必要分階段地對社會普遍關注的理論焦點,尤其是容易被曲解的一些政策進行宣講,表明中南海的立場和態度,真正地“定於一尊”。這樣的“確定性”,不僅能在很大程度上化解民眾的疑惑和焦慮,也能避免因政策導向不清致使中共威信和對政權的信任度被損耗。此前十八屆三中全會六十項改革舉措,十九大對於中國階段性目標的表達,就是很正面的例子。

所謂屁股決定腦袋。習近平坐在中共最高領導人的位子上,往後看,那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百年恥辱,往前看,那是中國在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極大可能,即便目下所及,也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挑戰之外中國也有着不可限量的機遇。可是對普羅大眾而言,有沒有切實的獲得感,是不是有足夠的自由和空間表達自己的觀點,這些才是衡量美好生活的起點和根本,反覆強調要“以人民為中心”的習近平,應該看到了普遍存在的社會焦慮,也必須深刻認識到由此而來的後果,包括轉化為民怨的可能,因此更需要切實地進行檢討和反思。

挑戰依舊

在習近平十八大上台前,以諍友的姿態表達了對他的期望,分析了落在他肩上的歷史性重擔。放在六年後的今天,這些挑戰依然沒有過時,這至少說明挑戰還沒有完全被克服,一些層面問題和矛盾的激化甚至新增了更多的挑戰。這不禁讓人猶疑:究竟是改革不徹底、不到位,還是習近平自己也已經被這個制度束縛住了,甚至被壓得失了判斷?

恐怕沒有人懷疑,習近平有着足夠的政治抱負和魄力,以及對中國更為長遠的思考,外界之於“習近平就是想當第二個毛澤東”的評價,某種程度上也間接印證了這一點。但必須承認的是,在重塑社會形態的過程中,不可不體察瀰漫於社會上的民怨與情緒。正所謂治大國若烹小鮮,只有掌握了細微之處才能成就大業,作為國家領導人,如何與人民建立互信,跟整個社會輿論建立互信,只能通過解民之所憂的一件件小事積累。所以一些該立場鮮明講清楚的事情就應該乾脆利索地講出來,一些有理有據的作為就應該理直氣壯地落實,而不是遮遮掩掩、含含糊糊,任由外界紛說,讓基層官員無法甩開膀子做事情,讓普羅大眾不斷“猜猜猜”,進一步加劇廟堂與江湖的對抗與撕裂,只會貽害更深。

回到開頭的話題,習近平真的想成為第二個毛澤東嗎?就普羅大眾來說,可能既希望他成為毛澤東,但又懼怕他成為毛澤東,因為“毛澤東”的背後,不僅有帶領受壓迫的中國人站起來,還有反右、文革等切實的災難。對習近平而言,可能從一開始就不想成為任何人的“套娃”,而是想擺脫左右、超越左右,進而以非傳統思維來重塑政黨模式和社會形態,這既是長遠計,更是他上任以來不斷努力的工作,而且確實獲得很好的成績。然而在眼下,面對被極左和極右勢力撕裂的中國,習近平如果不深刻反思,擺脫中共體制內的組織約束,直面輿論層面的挑戰,用直白但極具自己特色的理論深刻回應各種議題,不斷磨損的不僅是對其本人的信任度、中共的信任度,甚至是人民對政權的信用度。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多維被刪改原文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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