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當局逮捕的5位反性騷擾活動人士：25歲的李婷婷、26歲的韋婷婷、32歲的王曼、25歲的鄭楚然和30歲的武嶸嶸
當五名年輕的中國女性被拘捕時，警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沒收她們的眼鏡。五個人中有四個人戴眼鏡。韋婷婷是高度近視，沒有眼鏡，她幾乎什麼也看不見。警方還沒收了她的厚外套和雪地靴。那是一個凜冽的冬季，溫度在冰點之下。在單獨囚禁的牢房裏，韋婷婷被寒冷、恐懼和無力感緊緊包圍。
一天下午放風時，水泥牆、鋼筋和鐵絲網的上空突然飄來熟悉的歌聲：「你是否和我一樣，堅信着世界應平等。」韋婷婷興奮地意識到，這歌聲來自和她關在同一看守所的夥伴們。她不顧班長的訓斥，也大聲唱起這首《女人之歌》作為回應。
多少個暗夜裏，韋婷婷把耳朵貼在牢房的牆上，靜靜聽着樓道中傳來的手銬聲和獄卒叮噹作響的鑰匙聲，猜想着是哪位同伴提審完畢路過她的監室。她也學會了在晚點名時大聲答「到」，讓同伴們知道她在這裏，她還安好。
儘管無法相見，這些年輕女性用這樣的方式相互撫慰、彼此取暖。韋婷婷的心中悄悄滋生出一種「背叛老大哥」的喜悅。
《背叛老大哥》是美國記者洪理達（Leta Hong Fincher）最新出版的一本關注中國女權主義覺醒和女權運動遭到政府打壓的書。2015年因組織反騷擾活動被中國拘留的「女權五姐妹」是洪理達關注的對象之一。
來自中國境內和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讓中國政府最終釋放了這五名年輕女性，但此後的一段時間裏，她們仍然過着被嚴密監控的軟禁生活。此間，洪理達走訪了她們所在的不同城市，希望講述她們的故事。
「在我做這些採訪時，我意識到，這個女權運動的網絡事實上遠超我的想像，比我所知道的更廣泛、更深遠，」她說。
吃早飯時，王峭嶺突然晃了神，她像是自言自語似地說：有時候我坐在這間屋子裏，想着他從律所帶回來的那些卷宗，那些犯人受酷刑的文件，想着想着就擔心，我可能再也見不到他了。
王峭嶺口中的「他」是自己的丈夫、知名維權律師李和平。說這話時，李和平還在看守所中。他是在2015年震驚中外的「709案」中被 中共當局抓捕的300多名律師和律師助手中的一位。
「如果我再也見不到她了，那我就再也沒有機會告訴他我對他的認可，」王峭嶺接着說。
當時坐在她旁邊的年輕記者趙思樂這樣回憶這番話帶給自己的震動：
「想要再見到自己的愛人，不是因為想要知道他很好，我們又可以一起快樂地生活，而是想要告訴他——現在我懂得你了，認可你了。我知道你做的事是正確的。更重要的是，她想向他傳遞這樣一個信息：現在我和你一樣，也是一名鬥士了。當我們再重逢時，我可以和你一起戰鬥。我會永遠和你站在一起。」
王峭嶺等「709家屬」是趙思樂去年在台灣出版的新書《她們的征途》中的主人公之一。這本書通過多位女性抗爭者的故事，梳理了30年來中國民間運動的跌宕起伏。該書榮獲2017亞洲周刊十大好書（非小說）。中國大陸將其列為禁書。
美國喬治敦大學歷史學教授米華健（James Millward）向聽眾介紹趙思樂的新作《她們的征途》。
星期四（10月19日），趙思樂在華盛頓喬治敦大學「亞洲深度」系列講座上講述了為何選擇女性作為這本書的主人公。她目前正在這所大學攻讀國際關係碩士學位。
「這是書寫這段如此微妙、如此不被關注、如此地下的歷史最簡單的方式，」她說。
趙思樂指出，相比男性活動人士，女性抗爭者受到當權者的關注度和打壓相對較少。男性沙文主義主導的政黨和政府不太把這些女性放在眼裏，使得她們仍然有活動的空間。
《背叛老大哥》的作者洪理達說，很多人都在問，在蘇聯解體、東歐崩潰後，為什麼中國共產黨能夠如此長久地生存下來。
「我認為，中國共產黨能夠維持威權統治的最關鍵因素之一是，整個國家都建立在一種父權基礎上，建立在對女性的征服、排斥和性別歧視的基礎上，」她說。
洪理達說，中國的宣傳機器格外強調習近平的男子氣概，在他治下倡導傳統的性別規範，讓女性回歸家庭，做盡職的妻子和母親。很多這些被早期共產黨人拋棄的儒家思想如今捲土重來，為維護國家的政治穩定助力。
她指出，這一切的大背景是——中國發現自己正處於一個艱難時刻：經濟放緩、生育下降、人口老齡化、勞動力縮減，所以政府決定，度過困難時期的關鍵是讓女性、特別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漢族女性多生孩子。
洪理達和趙思樂這兩位同為女性，又共同關注中國女性議題的作者認為，儘管中國政府越來越多地將女權主義視作威脅，並試圖徹底摧毀這個可能成為大規模社會運動的力量，但是這種做法適得其反。今年「米兔運動」的遍地開花就是一個例證。道路或許迂迴，前途或許晦暗，但是中國女性在覺醒，在抗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