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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時代政治運動盤點

動力:不僅是職責更是良知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的第八年始,七名旅美的華裔學者(宋永毅、郭建、丁抒、周原、周澤浩、沈志佳和王友琴)和一些來自台灣、大陸的學者一起,於無聲中啟動了一個名為《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1949-1976》的系列史料工程的構築。伴隨着風風雨雨和星轉斗移的是我們整整十六年的篳路藍縷、集腋成裘的努力。隨着這最後一個數據庫——《中國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運動數據庫:從土地改革到公私合營(1949-1956)》由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出版(香港中大出版社發行),這一浩大的歷史工程終於初步完成了。迄今為止,整個數據庫系列收集了共約三萬二千份原始文獻,大約一億七百四十六萬中文字。其中中共的文件和內部檔案,約佔了總文獻數的百分之四十左右,讀者可一瞥以下的簡表:

今天,我們可以無愧地說:這一史料系列是第一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有關毛澤東時代政治運動集體記憶的數據庫。此外,它又是一個以現代圖書館學和信息學技術建立起來的完全動態開放的電子數據庫。

回顧十六年前這一歷史工程的起因,主要還只是想向海外學術界提供文革研究的方便。身處美國中國研究圈和圖書館界的我們,深知研究文革的原始資料的匱乏。於是就有了第一個數據庫、《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1966-1976》在二○○二年出版。但又是什麼原因使我們一發而不可收地投入到反右、大躍進—大饑荒、乃至土改、鎮反等整個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運動的史料工程中去的呢?簡言之,不僅是職責,更是良知。

當代中國史是一部政治運動史

在我們挑選、編撰文革數據庫的近七千份原始資料時,首先震驚於當代中國政治運動的惡性重複。它們非但貫穿於整個毛澤東時代,之間又一脈相承。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湖南道縣和廣西對所謂的“地富反壞”的大屠殺的檔案里,就不難發現它們無論在形式還是內容上都不過是建國初期土地改革運動的某種發展:發出殺人指令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其實不過是土改時期“人民法庭”的某種翻版。而施害者所採用的對受害者們先開“殺人現場會”鬥爭、再宣判,後用野蠻的私刑處死,完全是土改殺地主的全套流程。值得注意的還有:劊子手在殺戮受害者之前,常常先追逼受害者的“浮財”,並欺騙他們:這是“土改政策”,交出你的錢來,便可以買下你的命。而在殺了受害者以後,兇手們一定不會忘了土改的傳統——瓜分掉受害者的全部“浮財”——包括受害者的家庭里的青年女性。如果說有什麼不同之處,那就是暴徒們再也無法從受害者那裡分得土地,因為第一次土改中他們分得的土地,早已經被中共在一兩年後以“農業合作化”的名義收歸了國有。這些發現使我們深深地感到:僅僅把我們的史料工程局限於文革便會切斷歷史的源流關係,無法反映出整個中國當代史上的政治運動的全貌。

一部當代中國史,其實是一部政治運動史。毛澤東和中共用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作為治國的主要方法和形式,一方面,它以侵越和顛覆常態化的國家治理—制度、法規和合法程序為代價,來換取一時的治理效率。另一方面,它在運行機制上完全藉助於領袖和中央的絕對權威,自上而下地發動的大規模暴力型的群眾運動。這不僅一次次地引發常態社會秩序的混亂,其效果也常常是有限的和短暫的。例如,毛澤東在一九五二年年初發動“三反運動”,想籍此解決黨內日益嚴重的貪污問題。在他的強力推動下,如火如荼的群眾運動確實也打出了幾百萬隻大小“老虎”,還公審槍斃了近五十名黨內相當級別的幹部。雖然當時黨內的貪污現象有所收斂,但是其他的腐敗現象卻此起彼伏起來。為此,毛只得在一九五三年初又發動了一場“新三反運動”來制止新的腐敗。再如,當代中國史上同名同主題的政治運動常常重複出現,自一九五○年開始,一直到文革後期(如“批林整風”),中共黨內的“整風”運動從沒有停止,但黨內的風氣卻越“整”越壞,中共的威信也越“整”越低。又如,在毛澤東時代至少有過三次“三反運動”和兩次“五反運動”。除了上面已經提及的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的“三反”和“新三反”運動外,一九六○年初毛澤東還在黨內發起了一場內容完全相同的“三反運動”,但不久便不了了之了。那兩次“五反運動”是一九五二年針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和一九六三年三月的全社會的“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這些不斷重複的政治運動沒有一次解決黨內的腐敗和派系問題,其結果是命中注定般地走向了規模更大、內容更廣、手段更激烈的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

政治運動釀造巨大的人道災難

我們從文革數據庫起步,延伸到編撰整個毛時代的政治運動史料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震撼於這些政治運動的數目之多,間隙之密,以及它們史無前例的殘酷性和由此造成的巨大的人道災難。就政治運動數目而言,以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六年中共建國初期為例,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發動的全國性政治運動便有四十種之多。它們分別是:征糧,減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查田定產、黨內整風、推銷公債、抗美援朝、全民捐獻、鎮壓反革命、反政治謠言、反地方主義、宗教三自運動(自治、自養、自傳)、思想改造、批判資產階級傾向、清理“中層”、“內層”、司法改革、清理積案、對黨忠誠老實、民主改革、民主改革補課、審干、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增產節約、批判《武訓傳》、新三反(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和反對違法亂紀)、四反(反行賄、反欺騙、反暴利、反偷漏)、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交待和資產階級關係、統購統銷、批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批胡風反革命集團、肅反、批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批胡適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批李四喜思想、農業合作化、公私合營和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等等。換言之,僅在中共建國初中期的六年里,平均每年的政治運動就有六、七種之多。儘管上述運動不少是在經濟和其他非政治領域內發生的,但在毛澤東時代,一切都泛政治化了,它們都是以暴風驟雨般的政治運動的形式展開的。

在本數據庫中收集的三萬二千多份原始文獻,有着警醒和揭示因年湮代遠而免被人遺忘真相的功能。例如,大多數人都以為“土地改革”是中共解放後農村的第一場政治運動,其實全國範圍內、尤其是在新解放區的“征糧運動”才是。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年初,中共在全國近三分之二的新解放區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征糧運動”。這次運動罔顧剛剛敗退的國民黨政權已經徵收了整年的糧賦的事實,用武力強迫農民重複繳納一年的公糧。對於富裕農民和所謂的“大戶”,糧稅更是加徵到了百分之二百到百分之三百的不合理程度。在鄧小平主政的雲、貴、川三省,更對不滿的民眾採取激烈的“武裝征糧”的手段,人為地造成了饑荒的發生。其結果是“官逼民反”——激發了大規模的抗糧民變,連不少已經起義的國民黨軍隊也重新“反水”。這些“暴亂”當然被當時在軍事上已經佔了強勢的解放軍鎮壓下去。在一年後中共中央的不少文件中也對過激的征糧運動做了反省和糾正,但是凡參加了這一抗糧運動民眾卻仍無一不被打為“反革命”被鎮壓,餘下者也一一在其後的“清匪”“反霸”運動中被清算殺戮。如果讀者看完我們數據庫中的近百份有關“征糧運動”的原始文件,便不難得知:其實中共農村政策的失衡,並不起源於人民公社或農業合作化,而是早於土地改革的“征糧運動”。

大規模處決“前朝遺民”

儘管歷次政治運動中的受難者數以千百萬計,但中共對於具體的數目卻一直是遮遮掩掩,含糊其辭。以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三年的“鎮反運動”為例,在公開的史料中我們只能模糊地得知:毛澤東最初定下的殺人運動的指標是全國“千分之一”的人口,結果很快超越,大約殺了七十萬人。但是在中共的絕密文件中,我們卻可以看到其實遠遠不止這一數字。一九五五年七月一日,公安部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八年全國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各種犯罪分子的計劃綱要》中承認:“歷時三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期間共捕了三百五十八萬五千四百三十二名,殺了七十五萬三千二百七十五名”。鑒於鎮反其實並沒有停止於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第一季度為止……共殺了七十六萬五千七百六十一名。”關於真實的受害者人數和殺人比例,可能還不止上述文件中披露的數目。我們可以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日毛澤東發給各大區領導的絕密電報《關於殺人比例的指示》里發現:這殺人指標上已經升為“千分之二”了。按建國初期中國人口約四億五千萬到五億計算,應當大略有九十萬到一百萬的“反革命”被處決。要指出的是:這近百萬的被殺害者還只是被公安機關經正式審判後處決的,並不包括在羈押中刑訊致死、群眾運動中私下處死和被迫自殺的人數。據《西南公安部關於第四次全國公安會議後八個月來西南鎮反基本情況及今後意見的報告》(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一日)中的統計:八個月“已殺二萬三千”,而“連前打擊及未捕而病死、自殺等約二萬五千”。換句話說,在不少地方非正常死亡的人數還要高於被正式處決的人數。鎮反中的受害者人數可能高達兩百萬人。不管是在中國數千年改朝換代的歷史中,還是在近代世界的革命史上,如此大規模處決“前朝遺民”的運動都是少見的。以十九世紀的美國南北戰爭為例,雖然內戰中的雙方也都曾殺紅了眼、犧牲了約七十五萬名士兵。但在南軍投降後北軍並沒有在南方大舉“鎮反”,殘殺已經放下了武器的南方奴隸主“反革命分子”。

十多年來,我們幾乎都是在極其痛心、恐懼和荒誕交織的心態中閱讀和編撰這數萬份檔案和文獻的。因為它們記載了整個中華民族在那些政治運動里所經歷的無數的鬥爭和被斗、自殺和被殺,乃至夫妻反目、父子相殘。除了無休無止的監禁殺戮,這些政治運動還以“革命”的名義人為地製造了中國數千年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饑荒”,迫使數以千百萬的農民或賣兒鬻女、流亡他鄉,或餓殍曠野、人競相食。儘管今天看來這些舉國瘋狂的“運動”是多麼的荒唐可笑,但是一份作為華裔學人的沉甸甸的良知使我們覺得:我們應當把這些歷史文獻通過數據庫的形式忠實客觀地保存下來:為今人和後代提供一個以史為鑒的機會。這樣,這一數據庫的意義就有了從純粹的學術研究到保存民族集體記憶、揭示歷史真相的升華。毛澤東時代確實是中華民族史上最災難深重的年代,它儘管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但畢竟不遠。在毛澤東仍然被當政者尊崇膜拜的今天,歷史的悲劇性的重複並非是不可能的。

《動向》2014年12月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動向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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