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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劉少奇周恩來2機要秘書給毛澤東安竊聽器

—戚本禹:楊尚昆竊聽技術高超瞞過謝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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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當場就叫汪東興去她那裏拿來了一個很大的信封,信封上是主席親筆寫的字:「江青留存」。裏面除了小錄音器,還放着幾顆米粒狀的竊聽器,那東西很小,連謝富治都說從來沒有看到過。還有藏着竊聽器的肥皂盒。這很可能是楊尚昆通過中央調査部從海外進口來的,楊尚昆是中調部的領導人。在信封里還存放着當事人康一民等親筆寫的檢査。

20世紀60年代中共中央發生的「秘密錄音事件」,導致楊尚昆葉子龍等一大批人遭到迫害。撥亂反正後,中共中央重新審查了此案,並為有關人員徹底平反。文革紅人戚本禹稱,有關楊尚昆的「竊聽器事件」,是1964年發現的。在《戚本禹回憶錄》中關於「竊聽器事件」有這樣描述:後來在中央文革小組開會的時候,我們向江青問了這個竊聽器的事。江青當場就叫汪東興去她那裏拿來了一個很大的信封,信封上是主席親筆寫的字:「江青留存」。裏面除了小錄音器,還放着幾顆米粒狀的竊聽器,那東西很小,連謝富治都說從來沒有看到過。還有藏着竊聽器的肥皂盒。這很可能是楊尚昆通過中央調査部從海外進口來的。

楊尚昆受審的主要原因,一個是在毛澤東身邊秘密安放竊聽器的問題,一個是泄密的問題。

楊尚昆在主席的菊香書屋臥室和洗手間裏安放竊聽器,是通過機要室的吳振英(劉少奇的機要秘書)、康一民(總理的機要秘書)兩個人來做的。葉子龍調離機要室後,機要室就由吳振英、康一民負責。1964年的夏天,在一天中午休息的時候,好多人都在中南海丙樓的前院乘涼。我聽見康一民在跟人大聲地說,「他媽的,出了事就當縮頭烏龜,這麼大的事,讓我來頂罪。明明是你們叫乾的,現在你們沒事,就我有事」。康一民是紅小鬼出身,口無遮攔。回到秘書室後,我跟田家英說了這事。田家英給我說,你別去摻乎啊,這次他們機要室可要出大事了。但是具體什麼事他沒有跟我說。後來楊尚昆找康一民談了一次話,康一民就不再講了。

主席在1966年7月回北京之前,叫江青專門打了個電話給我,讓我和謝富治親自再去看一看,主席在中南海的住處是不是都清理乾淨了,還有沒有竊聽器?我馬上打電話給謝富治。謝富治說,他馬上派人用儀器去測試。過後,他來電話說檢查完畢,沒有竊聽器了。我同謝富治說我們再去現場看看,我現在就坐車過去接了你一起去。於是我坐車出中南海的南門到公安部去把他接來,一起去了主席住的豐澤園。我一邊看一邊跟謝富治說,這可是不能出差錯的呀,不然咱倆都要受處分啦。謝富治說,保證沒有問題。他已經叫人用專門的儀器來反覆檢查了。我把和謝富治一起去查看的情況,給江青做了詳細的匯報。但是,主席1966年7月回到北京以後還是沒有去豐澤園住,而是先住釣魚台。不久後又住到「游泳池」去了。1966年9月底,主席還到豐澤園裏的頤年堂開過一次會,可是開完會他還是住回了「游泳池」。主席對豐澤園這個地方似乎產生了一種心理障礙。

後來在中央文革小組開會的時候,我們向江青問了這個竊聽器的事。江青當場就叫汪東興去她那裏拿來了一個很大的信封,信封上是主席親筆寫的字:「江青留存」。裏面除了小錄音器,還放着幾顆米粒狀的竊聽器,那東西很小,連謝富治都說從來沒有看到過。還有藏着竊聽器的肥皂盒。這很可能是楊尚昆通過中央調査部從海外進口來的,楊尚昆是中調部的領導人。在信封里還存放着當事人康一民等親筆寫的檢査。

在1964年「竊聽器事件」被查出來以後,毛澤東就下令把楊尚崑調離中央辦公廳。可到了1965年主席發現楊尚昆仍在中南海工作,他發了火,劉少奇、鄧小平這才把楊尚崑調去廣東省委當了書記處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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