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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媒:「四個自信」蕩然無存 中共高層開始各種搖擺

過去幾個月,隨着中美貿易戰的深化,中共高層的氣氛越來越微妙:幾年間充斥媒體和官場的「四個自信」此刻已經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各種搖擺。

中共高層在政策和立場的猶豫不決,不同部門的分歧越來越公開化。這體現在黨中央和國務院對國資或民資、對堅持市場開放或保護主義的不同態度上,也體現在對貿易戰中中國所持強硬態度的質疑,更圍繞着是否擁護"定於一尊"還是反對個人崇拜、警惕文革重來的交鋒上。

坊間許多傳聞都把焦點集中到了王滬寧身上,相信他是"君側"的保守一方,作為主張全面的新權威主義,即加強個人集權和國企壟斷、鼓吹"浮誇自大"民族主義的代表人物,對技術官僚們的務實主義形成很大干擾,問責之聲不絕於耳。

當然,最近一個月,包括已經結束的北戴河會議,並未證實任何對他不利的消息,而且,不僅《厲害了我的國》、"中國製造2025"之類民族主義聲調統統消失,官方媒體近來還出現了一系列細微調整,例如中央電視台和財新雜誌對公眾關心的話題報道越來越直接,明顯討好公眾;對貿易戰的態度也轉趨鮮明。這都顯示,主管意識形態和宣傳的王滬寧似乎有意擺脫政策搖擺和進退失據的尷尬,試圖以靈活卻強硬的方式,通過迅速採取應對措施走出困境,避免成為路線鬥爭的犧牲品。

其中,最值得觀察的,是近日美國媒體爆出的谷歌公司的"蜻蜓"計劃。谷歌CEO劈柴(SundarPichai)在上周四的一次會議上證實了一個迎合中共當局、進行網絡審查、以重返中國市場的蜻蜓搜索發動機計劃的存在。雖然劈柴和谷歌公司的倫理問題遭受着外界的廣泛質疑,不過,就劈柴承認自2015年以來密集訪問中國,曾經與包括王滬寧在內的中共高管會晤,可以發現,不僅谷歌公司出於中國龐大市場的考量回歸中國,中共意識形態部門也是積極的支持者。似乎,他們雖然堅持要谷歌搜索必須接受中共的審查標準,但是,更盼望谷歌搜索業務能夠早日返回中國。尤其這一迫切性,正在以一種焦慮的形態蔓延在中共高層官僚間。

從科學院院士到大專院校,從少數勇於批評政府的自由知識分子到某些接近高層的智庫,似乎都不約而同地意識到了過去半年中共管理層犯下連續錯判的關鍵原因,在於他們成功的互聯網防火牆以及相應的國際交流限制本身製造了管理層對美國和國際社會的誤解和誤判。換言之,中共有效的互聯網信息管制,雖然成功阻止了公眾和媒體自由接觸國際信息,卻也等於切斷了國內研究者和政策部門獲取國際信息的便捷通道;加上當局對高校和科研機構涉外交流的嚴格管制,以及相關智庫"投上所好"的論證式研究而非獨立研究立場,導致中共高層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出現嚴重偏差。

這或許是最近半年貿易戰受挫以來中共高層政策搖擺的關鍵原因。任何口頭上對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高調宣傳,並不能掩蓋他們對自身執政有效性的懷疑,而且這種對專業能力的懷疑很容易擴散成為對高級官員們效忠的懷疑。以至於接近高層的技術官僚們人人自危,仿佛生存在"猶太醫生案"的陰影下。以聯名上書的"清華校友"們為代表,他們不得不反擊,試圖找出胡鞍鋼、梅新育和金燦榮等吹鼓手作為"清君側"的替罪羊,而王滬寧似乎也試圖通過與谷歌公司合作,打破目前的信息封閉,作出一點有限的自我糾正。

不過,至前為止,"蜻蜓"搜索計劃透露出的中共方面對網絡開放和審查的調整意向還非常有限,王滬寧的工作風格本身或許就是癥結所在,也因而成為眾矢之的。自1995年離開復旦大學北京就任中央政研室政治組組長以來,王就主動切斷了與學術界的聯繫,也不敢組建自己的幹部班底,只憑黨內情報系統和有限的調查和談話來獲取資訊,幾乎完全以私人幕僚的身份對領袖提供建議,而放棄了所有可能的公共性,包括與國內學術界、媒體和公眾、與國際學術界、媒體和政客們的所有對話和討論,固然因此讓領袖們絕無懷疑其忠誠和超脫,卻也陷入了一個自我營造的洞穴之中。

責任編輯: 秦瑞  來源:德國之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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