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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則經濟研究所:房租暴漲、消費降級與「金融難民」

房租暴漲、消費降級與“金融難民”是一個源頭的三條支流,貧富差距拉大、社會收入結構惡化就是源頭。

2018年7月份,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一路下降到8.8%,上一次出現這麼低的居民消費數據還是在15年前的通貨緊縮時期。這意味着近年來居民的收入增加相對有限。同一時間,2018年前7個月,居民個人所得稅總額為9225億元,同比增長20.6%,已經超過2015年的全年水平。這又意味着居民的收入增加幅度較大。兩個極難作假的數據,卻指向了兩個截然相反的方向。唯一可能的解釋是,中國的貧富差距正在快速拉大。

社會收入的加速分化,正在讓經濟社會呈現出和以往不同的脆弱性。若將時鐘倒轉20年,從1990年代中後期開始,伴隨着鄉鎮企業的大量湧現和市場經濟在城市當中的確立,中國才真正進入了收入結構的改善階段,收入最低的階層獲得了更大的經濟改善機會。平均每年2000萬新增農民工湧入城市,是他們肩挑背扛出了中國的城市化,才有了城市的繁榮,才有了中產階級的興起,才有了經濟社會的穩定進步。

但是社會收入結構的改善從2011年出現了轉折,外出農民工的收入增長率從2011年的21.2%迅速下降到2017年的6.4%,還比不上當年的GDP增速。也正在2011年前後,城市崗位空缺人數與求職人數之比首次超過了1,到2017年底增加到平均1.22個人競爭1個工作崗位。低收入群體收入增加愈加乏力,人口流動逐漸放緩,就業機會大量減少,意味着經濟和社會結構的逐漸固化。

為了把握住改變命運的機會,年輕人只能選擇向少數幾個中心城市流動,只有那裡還尚存着收入增加的一線機會。這是近日北京、成都天府新區等地房租暴漲的根源。即便沒有抬高住房成本的土地出讓制度,即便沒有資本對租房市場的先知先覺,少數一線城市的房租上漲也幾乎是一件確定性的事件。貧富之間的差距總是在自我強化,房租的上漲也僅僅是個開始。凡是年輕人集中流入的城市,其衣食住行成本都有快速上漲的風險。

那些率先持有資產的富裕階層、盯着市場打轉的資本,以及因成本上升而被迫漲價的產業,看上去正從那些急於跨越階級的年輕人身上無情“吸血”。但是無關乎道德,每個收入結構分層開始惡化的社會都似乎要經歷一段這樣的過程:年輕人為了獲取更少的社會資源而要付出更大的經濟成本。與之對應的,是大多數沒有機會使得收入再跨一個台階的人。正是在他們身上,體現出了明顯的消費降級傾向。瞄準低端消費市場的拼多多取得了成功,不過是其滿足了消費降級的社會需求,這和高大上的企業道德、知識產權保護等等因素並沒有太多的關聯。

消費降級被如實反映在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速下降上。衣食住行是居民和企業的基本生活支出,隨着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消費總額數據的增速是宏觀經濟當中相對穩定的指標。這個宏觀指標的趨勢性下降,說明除了居民之外,還有很多的企業也正在節衣縮食、開源節流,為之工作的員工也不得不隨之選擇消費降級。而另一方面,在2000年左右開始工作的中年人卻享受了完整的社會收入上漲階段,他們大多完成了一定的財富積累,由於稅率的累進性而帶來了個人所得稅數據的一路高歌猛進。

那麼,那些完成了收入躍增、階層上升的人們就真的從此安全了嗎?收入分配的惡化,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社會的脆弱性,不會落下任何一個人。保衛財產,和獲得財產一樣艱難。加上經濟周期的下行,“有產階級”對財富保值增值的需求空前高漲。所以人們才看到,個人財富達到幾千萬的人仍然通宵睡在馬路上只為了再次買房搖號,名目繁多的理財、基金、信託資金紛紛流出了銀行的資產負債表,還有動輒數億的PE、VC投向了僅有幾張PPT的空中樓閣項目。

資本在局部的相對過剩乃至泛濫是改革開放以來最令人稱奇的經濟現象。可惜的是,資本湧入到哪裡,哪裡就會有可能創造出“金融難民”。原因之一是資產價格的不穩定。2015年,A股指數在15個交易日內下跌了30%,總市值蒸發26萬億,人均賬面財富被抹去了50萬。2018年初,A股總市值在10個交易日內再次蒸發了5萬億。隨着近年來股票市場的下行、債券市場的違約率抬升,大量基金和信託產品保本艱難,許多基金經理表示壓力山大,猝死和跳樓的概率遠大於社會平均水準。

至於風險資本湧入的所謂高新技術和新經濟領域,許多人套取民間資本和套取政府補貼一樣駕輕就熟。就連一枝獨秀的房地產領域,也正因為木秀於林而風必催之,憑什麼只有房產價值還沒下跌?事實上,假如房地產大跌,這不僅會創造數以千萬記的金融難民,中國經濟也會跟着傷筋動骨。

另外一撥“金融難民”來自於投資理財陷阱。積累了一些財富的人總希望財富能夠保值增值,這本身無可厚非,但是這個需求本身卻成了投機者眼中的肥肉。2018年7月份,杭州的黃龍體育場和江干體育中心成為了P2P投資人的難民營,成千上萬的投資受害人聚集在這裡等待着沒有結果的結果。除此之外還有各式各樣的網絡金融項目、數字貨幣項目,專為有錢人設計的陷阱多的防不勝防,許多人一不小心就變成了“金融難民”。收入差距越大,資本就越貪婪,局部市場的資本越過剩,金融騙局也就越多。

房租暴漲、消費降級與“金融難民”的出現,其實是一個源頭的三條支流,貧富差距的拉大、社會收入結構的惡化就是其源頭。這三種現象直戳當下社會的三個痛處:窮人在主流經濟進步當中逐漸邊緣化,富人面臨著資產消弭的巨大不確定性,夾心層則被夾在中間進退維谷。三條支流相互交織,表現為經濟增長的乏力和金融亂象的增多,進而引發很多社會性問題。

緩釋貧富差距的惡化是一件艱難的事情。最好的思路依然是帕累托改進的方法,即最大限度地增加低收入群體經濟增長的機會,同時避免劫富濟貧的過度發生。正如1990年代中期做的那樣,使所有人的收入都有提高,但窮人收入提高地更快。而現在,中國經濟本身正在經歷潛在增長率下降的陣痛,依靠收入提高的快慢差來拉近貧富差距變得更加艱難。

以下幾點是迫切需要的。對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需要大幅減稅,稅制體系本身則需要儘快從流轉稅轉向直接稅,以便在微觀企業層面增加經濟活力。還要完善加固醫療、教育等社會保障網,重新拾起服務型政府轉型的理念,儘可能地保證收入下降的群體能夠支出軟着陸。穩定經濟、尤其是金融部門的政策預期也尤為重要,朝令夕改或者一刀切式的政策必然帶來資本的大進大出,沒有長期預期的資本也必然投資盲目。2018年如何度過,或許將直接決定中國的未來20年,可謂節點關鍵、任重道遠。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楚天 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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