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昔陽縣大寨村虎頭山上陳永貴墓
陳永貴與胡耀邦
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胡耀邦還不是政治局委員，還沒有陳永貴的官大。不過胡耀邦敢說敢幹，他在中央黨校講起學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時，就直截了當地說那是勞民傷財。胡耀邦文革期間挨整下放，在農業生產第一線多年，對學大寨搞農田基本建設中的形式主義、花架子等毛病看得很真切，所以他對陳永貴極端重視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不以為然。陳永貴聽說胡耀邦把他那套寶貝說成是勞民傷財，不由得火冒三丈，滿臉怒容地罵道：「胡耀邦?他?!什麼他媽的胡耀邦?胡亂邦!農民不修地咋呀?吃啥?」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陳永貴與胡耀邦主張的路線多次發生衝突。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按華國鋒的路子起草的關於加快農業發展的文件被推翻了，胡耀邦另起爐灶搞了一份。按胡耀邦的路數搞出來的「決定」草案指責了窮過渡和平調風，強調了按勞分配原則，批評了農村中普遍存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還宣佈今後不准把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當成資本主義來批。對此，陳永貴怒氣沖沖。三中全會進行期間，山西省委副書記李韓鎖領着兒子去交道口看望陳永貴，只見陳永貴正在院子裏來回走，一臉怒氣，見了人連招呼也不打。李韓鎖問：「老陳，你這是咋啦?」陳永貴將手一揮，道：「哼!我跟狗日的吵翻了!」
那一段時期，陳永貴火氣很大，幾乎逢人便罵。華國鋒顯然看出了陳永貴的不滿，而且認為這樣下去不行，便在三中全會期間專門找他談了話，勸他注意一下「兩個凡是」的立場。陳永貴在三中全會上雖然舉了手，但心裏並不舒服。
三中全會後，胡耀邦的地位迅速上升，入了政治局，當了中共中央秘書長。1979年1月18日，三中全會閉幕不過20天，胡耀邦主持召開了著名的理論工作務虛會，號召打破枷鎖，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這次會上陳永貴又與胡耀邦的見解發生了衝突。
這次開了80多天的會議討論到毛主席的歷史地位問題，討論到以「西單牆」為象徵的民主運動問題，也初步涉及到對大寨的評價問題。對陳永貴來說這些都是性命攸關的大問題。陳永貴斷斷續續地參加了這次會，也在會上表明了自己的觀點。他不能容忍說毛澤東一個「不」字。1979年5月7日，陳永貴回到昔陽，向36位縣委委員和公社書記透露了一些務虛會上關於大寨的爭論。他談起了大隊核算和自留地問題。這兩個問題在三中全會通過的那份胡耀邦主持起草的決定草案中已經明確提到，即堅持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支持社員種自留地和發展家庭副業。陳永貴在那次會議上也舉了手。但是昔陽已經把自留地收了多年，大隊核算也搞了多年，又該怎麼辦?陳永貴不服輸。他說，我們沒有下放土地也解決了吃飯問題，我們為後人造下大福。
在胡耀邦主持日常工作期間，報紙上對於大寨的宣傳急劇減少，一些地方對此頗有微辭，壓力漸漸集中到了胡耀邦身上。
寧夏自治區黨委書記薛寵福給中央寫信說：「這個時期以來，在中央和地方的宣傳報道及文件里，對學大寨的問題也不提了，現在農村有不少傳說。有的說大寨方向不對，有的說大寨大隊幹部參加集體勞動是假的，有的說學大寨太艱苦了，生產水平不高，給國家貢獻也不大。下邊學大寨的勁頭也小了。我建議我們的宣傳機關和報紙等，還要把學大寨的宣傳報道放在適當地位。」
1979年3月2日，李先念讀了這封信，批示道：
耀邦同志：
我同意薛宏福同志所提意見。昔陽大寨是有錯誤的，而且有些錯誤是嚴重的。但大寨、昔陽的創業精神還是可以學的。
1979年3月19日，李先念批示不過半個月，《山西日報》刊登的一級文章硬是公開點了大寨的名。其中一篇的標題是：《吃虧就在一個「左」字上——神池縣部分農業勞動模範談農業學大寨中的經驗教訓》。其它幾篇也瞄準了人人皆知的大寨經驗：《「七斗八斗」鬥得人心散了工作亂了》，《「堵資本主義的路」堵得多種經營沒路了》，《批極「左」肅流毒，加速發展農業》。次日，《山西日報》又發了一篇文章，明確提出《「大批大斗」是個極左口號》。在此前後，新華社內參上也開始反映昔陽虛報糧食產量和學大寨越學越窮之類的問題。
陳永貴的火氣越激越大，他到處罵胡耀邦是胡亂邦，罵來罵去這些話就傳到了胡耀邦的耳朵里。一天，胡耀邦給陳永貴打了個電話，說：「陳永貴，你到我這來一下。」陳永貴就去了，進門坐下，胡耀邦直來直去地問道：「聽說你罵我胡亂邦?」
陳永貴不吭氣。他閉緊嘴巴坐着，不說是也不說不是。兩個人對峙着沉默了好久。最後胡耀邦擺了個台階，說：「唉，我相信你不是這種人。」陳永貴仍不說話，不說是也不說不是，默默地站起來，出了門。
1980年6月15日，胡耀邦批示《人民日報》一篇社論見報，題目是：《再也不能幹西水東調那樣的蠢事了》。這天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節目把這句對陳永貴那心愛的改天換地工程的尖刻評論送到了數億聽眾的耳朵里。再不敏感的中國老百姓也會知道：陳永貴副總理的日子不好過。
胡耀邦對陳永貴倒沒什麼個人恩怨。陳永貴下台後，胡耀邦勸他放下思想包袱，好好休息。有人主張把他一撤到底，倒是胡耀邦力排眾議，為陳永貴保留了高幹待遇。
昔陽，夕陽
1979年3月19日，《山西日報》公開向學大寨運動發起攻擊的那一天，陳永貴正在主持中共昔陽縣第七次代表大會的開幕式。這時他還身兼昔陽縣委書記、晉中地委書記、山西省委副書記等職務。上午8時半，陳永貴拿着稿子走上講台，面對1100名代表和戰友發表講話。
看着老陳沉重的表情，看着他捧着平時根本不用的稿子，每個與會者心裏都有股說不出的滋味。三中全會已經閉幕兩個多月，務虛會正開着，報紙的腔調全變了，人們預感到：十幾年的大寨經驗，眼看就要成問題了。
陳永貴在講台上捧着稿子念道：「各位代表，各位來賓，中國共產黨昔陽縣第七次代表大會勝利開幕了!」陳永貴瞥了一眼手中的稿子，下邊孩念的話用大字清清楚楚地寫着，可陳永貴放下稿子說：「首先，我提議，為悼念已經逝世的偉大導師和領袖毛澤東同志，敬愛的周恩來同志、朱德同志，以及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全體起立，靜默致哀。」此時毛澤東已經去世兩年半，代表們猛然聽到這種提議不禁一愣，但立刻又心領神會，迅速站起來，低下了頭。接着陳永貴又說：「我再提議，為悼念我縣建黨以來，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獻出生命的共產黨員，為悼念我縣從第六次黨代會以來，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獻出生命的共產黨員，靜默致哀。」代表們再次低下了頭。說話時陳永貴已經老淚縱橫了。
以陳永貴為首的昔陽縣委遲遲不肯按三中全會的要求扭轉航向。昔陽不肯下放自留地，不肯開放集市貿易，也不肯組織「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討論。陳永貴多次要求昔陽繼續抓緊學大寨，再冒冒尖，干出個樣子來讓人家看看。這種僵持的局面一直持續到1979年8月底，在昔陽受到上級的巨大壓力的情況下，陳永貴回到昔陽才鬆了口。他說，「要不要下放自留地，是對三中全會的態度問題。」有了陳永貴的明確吩咐，昔陽才開始動起來。
1979年，陳永貴多次回昔陽小住。在中央有新上來的王任重副總理抓農業，陳永貴已經沒有多少事情可做。一閒下來，陳永貴忽然感到自己老了。64歲的人啦，也該想想後事了。他回到大寨，走上虎頭山。這時的虎頭山很靜，往日涌動的參觀人潮已經隱去。陳永貴放眼望去，大寨村三排長長的列車式的樓房就在眼底，一塊塊梯田從各個方向湧向他的腳下。陳永貴蹲下，點上了一支煙，對賈承柱說：趕我死了，就埋我在這兒，觀了咱大寨，也觀了昔陽。
下台
1979年12月17日上午，在昔陽縣革委會大樓的二樓會議室里舉行一次縣委常委擴大會。上午10點，李善慎宣佈開會。他簡短地說了幾句開場白，便宣讀了晉中地委的136號文件，大意是經山西省委常委討論同意，地委通知，免去陳永貴的昔陽縣縣委書記職務，由劉樹崗接任。念完文件，人們的目光都轉向了一直沒有說話的陳永貴，陳永貴無表情地掃了眾人一眼說：「在四中全會時，我給彭真同志說過，在基層兼職過多不好。現在省委經過中央批准，免去我縣委書記的職務，這是為了做好工作，並不是常委內部有什麼問題。如果下邊有什麼說法，可以解釋一下。」陳永貴繼續說：「我這個人是不要官的，不要權的。就連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也想辭去。」隨後劉樹崗發言，他說不是自己想當這個書記，是服從組織安排，並表示要照顧好老陳的生活。陳永貴也表示對劉樹崗信得過。實際上，陳永貴與劉樹崗後來的關係搞得很僵，陳永貴認為劉樹崗對昔陽和大寨否定得過份，罵劉樹崗不是人，什麼責任都往他身上推，悔恨自己沒認下好劣人。
昔陽縣的歷史可追溯到2200年前的秦始皇時代。可是兩千多年來，昔陽縣最有影響的人物，最大的官，無疑要數陳永貴。那麼陳永貴給昔陽留下了什麼?
據載，1967年至1979年，在陳永貴統轄昔陽的13年間，昔陽共完成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工程9330處，新增改造耕地9.8萬畝。昔陽農民因此傷亡1040人，其中死亡310人。昔陽糧食產量增長1.89倍，另外虛報產量2.7億斤，占實際產量的26%。虛報的後果只好由昔陽農民的肚子來承擔了。昔陽挨鬥挨批判並且被扣上各種帽子的有2000多人，佔全縣人口的1%。立案處理過的人數超過3000人，平均70個人就攤得上一個。
新縣委書記劉樹崗上台後，昔陽開始平反冤假錯案。到1981年12月，全縣共糾正冤假錯案3028件，為在學大寨運動中被戴上各種帽子被批鬥的2061人恢復了名譽。1980年2月23日，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批准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的辭職請求。這時的陳永貴雖然還沒下台，但他周圍的人卻全變成了新人。一天，陳永貴忽然對他的長子陳明珠說：「不能幹哩，他們都下去了，就我一個人還干甚哩?人家不吐嘴，咱也別等人家吐，咱寫個申請吧。」陳明珠說：「爹，人家不免你，你自己寫啥申請哩?一寫人家不正高興?不寫，看他們拿你怎麼辦!」陳永貴搖搖頭說：「唉，幹不了啦。你來寫，我說。」陳明珠就照陳永貴的意思寫了一份短短的辭職申請，寫完給陳永貴念了一遍。陳永貴聽罷點了點頭，再次感嘆道：「幹不了啦，還不抵回家動彈呢，回家勞動也比這強哩。」秘書焦煥成把這份辭職書抄了一遍，交了上去。1980年8月30日，五屆人大三次會議接受陳永貴的要求，解除他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在這次會議上，華國鋒也辭去了國務院總理的職務。
陳永貴剛下台便嘗到了下台的苦味。1980年9月，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華社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一些記者聯合組成的調查組開赴山西，在大寨和昔陽等地採訪40天，寫出了兩組內參。如：《大寨走向了反面》、《一部充滿謊言的「大寨鬥爭史」》、《「七斗八斗」給大寨造成嚴重惡果》、《昔陽學大寨，「大干社會主義」的成敗得失》、《昔陽學大寨，「大批資本主義」的真相》，等等。陳永貴初次看到說大寨壞話的內參時非常生氣，整天愁眉苦臉，吃不下睡不香。使陳永貴更苦惱的還有他提拔重用的人紛紛失勢。一天，陳永貴忍不住了，去找李先念訴苦，李先念見陳永貴氣得不行，就跟下邊打了個招呼，說那些內參別往陳永貴處送了，他看了很生氣，對身體不好。於是這位政治局委員從此就看不着新華社的國內動態清樣了。
陳永貴失去副總理頭銜的第二個月，山西省召開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山西省內長期受陳永貴一派壓制的人這回抬起了頭。許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對陳永貴群起而攻之，揭發了他一大堆問題，並且要求罷免他全國人大代表的資格，追查他和「四人幫」的關係，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責任。在交道口小院閒住的陳永貴聽說了這些事，長嘆着說：「唉，老虎吃人有躲閃，人吃人可沒躲閃哩!」
追究陳永貴與「四人幫」的關係的呼聲越來越高，陳永貴又氣又怕，找到鄧小平。鄧小平表態說：「你不是『四人幫』的人。」鄧小平說了話，下邊的呼聲才漸漸平息下來。
1982年9月1日，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開幕。代表團里沒有陳永貴的蹤影。陳永貴在山西落選，連十二大代表也沒當上，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的頭銜自然也就失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