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共進行了一場官方至今諱莫如深的政治體制改革。這場改革由鄧小平發起，趙紫陽主持，從1986年9月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成立起，到1989年六四槍響戛然而止，前後不到三年。這場短壽的官方改革在官方的記錄中，始終是個巨大的空白。2014年1月末，海外時評人士未普借紀念趙紫陽逝世9周年之際發表文章《80年代的政治改革為何失敗?——紀念趙紫陽逝世9周年》，反思這場政改失敗的原因及借鑑作用。作者認為「政改啟動者鄧小平和執行者趙紫陽對政改如何進行有根本分歧，這既是趙紫陽下台的根本原因，也是政治改革失敗的主要原因。」「當鄧小平和陳雲二人有分歧意見時，他(趙紫陽)又成為『一仆二主』，無法適從。」本文原載於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評論，以下為全文摘錄。
80年代政治改革失敗的原因非常複雜。根據趙紫陽的《改革歷程》、吳國光的《趙紫陽與政治改革》、吳偉的《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陳一咨回憶錄》和楊繼繩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筆者以為，原因致少有以下幾個：
首先，政改啟動者鄧小平和執行者趙紫陽對政改如何進行有根本分歧，這既是趙紫陽下台的根本原因，也是政治改革失敗的主要原因。
鄧小平是這場改革的發起者和主張者，同時也是終結者和扼殺者。他有他的政改目標、政改內容和政改底線。鄧小平的政改目標是肅清封建主義流毒，提高和改善政府效率;政改內容局限於具體的工作制度、組織制度、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等行政改革;政改底線是，改革不能挑戰、影響和削弱共產黨的一黨專制。關於政改底線，趙紫陽在他的《改革歷程》中提到，「鄧的信條是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允許挑戰，高度集中的集權政治、專制制度是他特別欣賞和喜愛的。因而他談的民主，廢除領導人特權，肅清封建主義思想影響，都是不可能實現的，不過是空話而已。當他感到形勢逼人，專制體制受到威脅的時候，他連這方面的事也不會談了。」
趙紫陽在剛開始主持政改時，他關於政改的想法和鄧小平差不多，即，沒有政改，經濟改革很難深入下去。這是因為趙接受鄧小平的指令，倉促上陣主持政改，本來並無思想準備，但是後來在短短的兩年時間裏，趙作為組織者、設計者、實踐者，對政治改革的認識和思考不斷演進，在任內的最後一段時間裏，更是把政治改革當作他的首要使命。趙的政改目標和政改內容因而發生了重大改變。正如鮑彤所說，在趙紫陽的主導下，這場改革「演變成了使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向現代政黨轉型的一次勇敢的嘗試」，為中國的政治轉型留下了寶貴的遺產。
趙紫陽的政治遺產既有理念上的，也有制度上的。他主張政治改革「應當儘量地容納和擴大其它各種力量的政治參與」，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解決執政黨和民眾的對立問題，解決人民在這個制度下沒有自由的問題;主張改變共產黨執政方式，改變人治問題，認為黨的活動不能超越憲法和法律;支持新聞自由原則，支持社會輿論調查和民辦報刊;主張在選舉中引入、實現差額選舉，把形式化的選舉變為競爭性選舉。在「黨政分開」方面，和鄧小平的「黨政分開」不同，趙在這個提法中植入了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將黨和國家機器分開，和包括工會與學生會在內的社會團體分開。趙還主張建立人民監督和社會協商對話制度，鼓勵知識分子的政治參與，擴展民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提高政策制定的透明度，等等。
趙紫陽還計劃從十三大開始，用20年左右的時間，完成黨的執政方式的轉變和整個國家體制向民主制度的轉變。趙紫陽的這些政改理念、目標和內容及實施的政改措施已經遠遠超出了鄧小平劃定的底線。這是鄧小平一定要把趙搞下台的根本原因。
從表面上看，鄧小平對趙紫陽於1989年5月向戈爾巴喬夫披露，「十三屆一中全會通過的重大問題仍要向小平同志請示」，是鄧和趙撕破臉的重要原因。趙紫陽為此一直自責，認為是鄧誤會了他。實際上，楊繼繩、吳偉等人的著作顯示，鄧小平早在1988年就對趙紫陽失望，說：「趙紫陽是搞自由化的人，遲早非下台不可」。六四槍響之後，「搞自由化」的趙紫陽終於被反自由化的鄧小平搞下了台。一直義無反顧為趙紫陽設計政治改革的政改辦人馬，則全軍覆沒。他們坐監的坐監，流放的流放，審查的審查，背靠背交代的交代。一場政治改革嘗試，就此劃上句號。
80年代政治改革失敗的第二個原因在於，黨內高層保守力量遠遠大於改革力量。自胡耀邦下台後，趙紫陽就一直在孤軍作戰。
實際上從一開始，這場政治改革在高層就是一場保守派和改革派實力懸殊的較量。胡耀邦在位時，胡趙二人一個總書記，一個總理，位高權不重，牽扯他們的高層力量是位不高權卻重的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等，鄧陳李實際上是那個時候的第一把手，而胡趙是聽命於「第一把手們」的少數派。
在政治改革的大方向上，少數派胡耀邦和趙紫陽總是互相支持。關於這一點，鮑彤在他的「我看胡趙關係」(見蔡文彬、鮑彤、嚴家祺、張顯揚等着的《趙紫陽的道路》)一文中，針對社會上出現的一種「揚胡抑趙」的怪現象時指出，在經濟改革的某些問題上，胡趙二人確實有不同意見，但在政改的重大問題上，他們配合得很好。鮑說：「胡耀邦致力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趙紫陽致力於建立保障大家獨立思考自由表達的制度;胡耀邦致力於平反冤假錯案，趙紫陽致力於建立依法辦案而不再由黨辦案的制度;胡耀邦致力於做伯樂和選拔年輕的接班人，趙紫陽致力於建立名副其實的選舉制度和公務員制度」。由此可見，在政改的理念和制度上，胡趙二人互相補充，相得益彰。
在經濟改革方面，鄧小平和黨內元老陳雲、李先念、王震、姚依林等有分歧，但在政治改革方面，這些元老站在保護一黨專制的統一立場上，鄧小平的底線就是他們的底線，他們對胡趙的各種指控如「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也是鄧小平對胡趙的最大不滿。「搞自由化」的胡耀邦被搞下台之後，少數派趙紫陽就成了孤家寡人。在和元老交戰的過程中，用麥克法夸爾的話，趙幾乎總是孤軍奮戰(見《改革歷程》代後記)。他既要在第一線和元老們周旋，又要防止背後李先念、李鵬等人發出的暗箭。
政改失敗的第三個原因是，作為政治改革的主持者和實踐者，趙紫陽沒有推動政改的實權和實力。這表現在，趙紫陽在重要人事方面和決策方面都沒有主導權。
在重要人事方面，真正有發言權的是鄧小平、陳雲兩人。趙雖是中共總書記，卻不能主導諸如組織部長和宣傳部長那樣的任命。趙紫陽1995年在軟禁中接受楊繼繩的採訪時說，「重要人事問題不是我這一層所能定的，耀邦時也是如此。有時連參與意見的機會也沒有……，小平、陳雲兩人達成一致意見後就能頂下來……。鄧小平認為這個人不錯，就調上來，認為不行，就讓下去……。我當總書記，組織部長我能動嗎?宣傳部長我能動嗎?不能!」趙對保守派宣傳部長王忍之很不滿意，卻無權撤換他。
在重大問題的決策與出台方面，身為中共第一把手的趙紫陽也沒有實權。價格闖關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的出台，按照李鵬和陳希同等人的說法，導致了1989年春夏之交「動亂的醞釀和預謀」，他們認為背後的始作俑者是趙紫陽。但這不是事實。吳偉說，他查閱了他在政改辦的全部工作日記和會議記錄，發現在那段時間裏，趙紫陽考慮的一是沿海發展戰略問題，二是物價穩定問題，並沒有任何記錄涉及到「價格闖關」。根據鮑彤的回憶，1988年首先提出價格闖關的，是鄧小平。趙紫陽後來在他的書里，也證實了這是鄧提出來的，但趙紫陽在位時，和後來被審查時，都沒有為自己分辨，而是為鄧小平背了黑鍋。
趙紫陽在後來的軟禁歲月里感慨道，即使不發生六四，他也搞不了政治體制改革，因為他沒有實力。由於沒有實力，那時的趙紫陽有時只能充當元老們的「大秘書長」，而當鄧小平和陳雲二人有分歧意見時，他又成為「一仆二主」，無法適從。
總之，基於上述幾個原因，這場史無前例的政改試驗失敗了。它告訴我們，在中共的統治下，要進行一場政治體制改革，可能性幾乎為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