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說了這麼一段話（大意）：「傳下去，傳到縣，如果出了赫魯曉夫怎麼辦？中國出了修正主義中央怎麼辦？各省委頂住修正主義中央。」劉少奇聽不出毛之所指，接過話茬說：「如果中國出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中央，一個省可以造反，可以獨立。」[1]
在一九六五年十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再次說：「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2]「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應該造反。幾個省可以聯合起來，搞獨立。」[3]十二月間，毛澤東又對幾個大軍區的司令員說：「中央出修正主義你們就得學蔡鍔，要造反哪！」[4]
中共中央本在毛澤東掌控之中，他這麼說，是隱指中央別的人可能會搞「政變」。要防止「反革命政變」，必須把軍隊掌握在絕對可靠的人手中。毛澤東在文革前夕的主要部署之一，就是撤換主持軍隊的領導人，將軍權移交葉劍英。
文革之前，葉劍英並不處在中共中央的核心權力。他資歷雖老，但長期擔任參謀職務，從未實際主掌過一支軍隊。因此即使在軍隊中，沒有山頭，也從來不是主要領導者。一九五九年國防部長彭德懷、總參謀長黃克誠被整肅，林彪、羅瑞卿接任。一九六二年林彪告病，賀龍、羅瑞卿逐漸掌握軍隊實權。由於這二人在文革前夕先後被毛澤東清洗，葉劍英得以在文革中崛起，逐漸成為軍隊的實際領導人。
毛澤東在最後的日子裏又想貶黜葉劍英，甚至不讓葉劍英參加政治局會議。但是，毛實際上已無法控制局面。一九七六年逮捕毛夫人江青等「四人幫」，葉劍英的作用別無他人可以替代。
文化革命以「防止反革命政變」始，以中南海「宮廷政變」終，葉劍英自始至終參與其事。本文僅就葉劍英在文革初期的作用作一分析。
清除羅瑞卿
大約在一九六五年初某天，毛澤東對劉少奇說過：「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5]他之所以能夠這麼說，是因為他自信牢牢掌控了軍隊。而一旦他對軍隊的效忠產生懷疑，他就要換馬了。文革前夕至文革初，羅瑞卿和賀龍就是因此被清洗的。
羅瑞卿不僅是總參謀長，還兼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軍委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副部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人民防空委員會主任。在這眾多職務中，最重要的是總參謀長和中央軍委秘書長。一九六二年毛澤東決定，林彪生病期間由軍委第二副主席賀龍主持軍委工作。由於實際日常工作還是由羅瑞卿負責，所以後來周恩來曾經這樣說：「羅實際上是國防部長。」[6]
一九六四年夏天某日，劉少奇會見一個外國客人時，說到羅瑞卿將是國防部長的接班人。他的談話記錄作為文件下發。林彪看到，只是笑了笑，未作表示。[7]（另一個資料來源說，時間是在一九六五年五月。[8]）
對這件事，林彪可以一笑了之，可是毛澤東來說，情形就完全不一樣了。毛澤東可以對外國人說，他的接班人「第一個是劉少奇」；「第二個是鄧小平」；「第三個是周恩來。」[9]劉少奇卻不可以說自己的接班人是誰。除非毛告訴過劉有讓羅接替林彪的打算，並且讓劉透露給外界，劉擅自把國防部長的繼任者告訴外國人有違中共的黨規。劉不僅惹禍上身，也在一定程度上連累了羅瑞卿。毛澤東不會光憑這一句話而動清除羅的念頭。但正在考慮打倒劉少奇的毛澤東看到這份文件，對羅瑞卿決不是好事。
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得先「清君側」。賀龍和羅瑞卿在必清之列。現在先談羅瑞卿。
由於毛澤東曾經多次對羅瑞卿說，要多向賀龍請示工作。[10]羅瑞卿照辦。羅與林彪接觸較少，關係不近，甚至冷漠而有隔閡。以至於有一次林彪與羅談話時說：「我們的威信不夠吧？因為我們不是南昌暴動的領導人。」[11]總政治部主任蕭華提醒羅說：「林總是不是覺得你和賀老總接觸太多，同旁的元帥接近的太少啊？」[12]
然而，說林彪因此打算搞掉羅瑞卿是沒有根據。林彪即使有此想法，也不可能實現。中共的事完全是毛澤東一人當家。林彪很有自知之明。他說過：「毛主席從來沒有真正把軍權交給別人。那時，彭德懷是軍委第一副主席，現在我也是軍委第一副主席，軍委主席一直都是毛主席自己。調兵遣將都得毛主席畫圈圈的。我們是小媳婦當家，拿鑰匙，做不了主。」[13]
林彪平素做事決不出頭。一九五九年在廬山打倒彭德懷，林彪待情勢明朗後才上山。一九六六年八月打倒劉少奇，直到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以後林彪才去北京。所以，沒有毛的意見或者暗示，林彪絕不會出頭打羅瑞卿。
羅瑞卿主持軍隊工作，作風強悍，與賀龍以外的其他軍委領導人關係不甚融洽。連他的朋友陳丕顯都說：羅很有能力，但「他作風生硬等缺點也十分突出，這引起一些同志有意見。」一九六五年五月初召開軍委作戰會議，葉劍英的班子準備了一個會議總結。因與會者要求由羅瑞卿做總結，羅便輕率決定撇開葉劍英的總結，改由自己來作，並在會議簡報上做了預告。
二十五日，林彪突然口授指示，要秘書立即告訴羅瑞卿：「不准任何個人以總結的名義講話。」「會議上不能散佈個人作結論的空氣。如果散佈了，要當眾宣佈收回。在什麼範圍散佈的，就在什麼範圍收回。」「關於羅總長做總結髮言的提法不對……」[14]
林彪這幾句話，相當突然。與他平素的做法截然不同。
在這次會議召開之前的四月底，賀龍、羅瑞卿和楊成武到武昌向毛澤東請示這次會議的重要事項，包括取消軍銜以後的新軍服、帽徽、領章的樣式等。毛批准之後，羅瑞卿才向林彪匯報。這麼重要的軍委會議，林彪都置身度外，可見林彪並不爭權。就連取消軍銜這樣的重大事項，也是賀龍、羅瑞卿在北戴河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時賀、毛兩人幾句話決定的。羅瑞卿回到北京之後才打電話給林彪，與其說是徵求其對取消軍銜的意見，不如說是向他通告該決定。[15]這麼大的事情被排斥在外，林彪都沒有發作，為什麼偏偏對羅瑞卿取代葉劍英做總結這件小事發出如此凌厲的批評？
據說，葉劍英等人對羅瑞卿的做法不滿，向毛澤東做了匯報。「毛澤東為此申斥林彪『不抓大事』、『放權』，林彪招此批評，十分惱怒，隨即下達指示……」與此同時，毛開始秘密安排葉劍英收集羅瑞卿的材料。[16]此事目前尚無旁證，但這是林彪對羅瑞卿突然襲擊的合理解釋。
十一月初，由軍委機關開會批判羅瑞卿的副手蕭向榮（軍委副秘書長、軍委辦公會議成員、軍委辦公廳主任兼國防部辦公廳主任、軍委直屬機關黨委書記、軍委辦公廳黨委書記）。蕭向榮被「監護審查」。楊成武兼了蕭向榮的職務。羅瑞卿尚未被撤職，但基本被架空。
這樣重要的會議，誰主持的？葉劍英、楊成武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現在官方所有的文獻均對此諱莫如深。
現今中共官方的一致說法是：十一月底林彪派夫人葉群向毛遞交了一封誣告羅瑞卿的信。葉群對毛大肆誣陷羅，滔滔不絕地講了幾個小時。毛偏聽偏信，冤枉了羅瑞卿。
明擺着，上述說法有違林彪的一貫行為。連中共黨史出版社發行的羅瑞卿的傳記都說：「現在還有一些問題沒有弄清。第一個問題是林彪夫婦何以敢於告羅瑞卿。林彪那麼注意韜晦，難道不怕告不准反而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嗎？」[17]
該書的解釋是：「如果（毛）對林彪的告狀不准，那林彪就要承擔誣告的罪名，就要反坐。」毛需要林彪，權衡利弊，只有保林舍羅，也就認可了林彪的誣告。[18]連羅瑞卿的女兒都說：「林彪要毛澤東幫助他搬掉爸爸這塊絆腳石的時候，毛澤東……為了除掉睡在他身邊的赫魯曉夫們，他需要林彪作為盟友。所以，羅瑞卿成了革命棋盤上一個需要犧牲的棋子。」[19]
林彪死後，毛澤東自己也把事情全部栽到林彪頭上，說：「小平講，在上海的時候，對羅瑞卿搞突然襲擊，他不滿意。我贊成他。（我）也是聽了林彪的話，整了羅瑞卿。」[20]
毛澤東怎麼那麼容易偏聽偏信？難道他是一具木偶？
林彪派葉群遞交的那封所謂「誣陷羅瑞卿」的信是這樣寫的：
主席：
有重要情況需要向你報告，好幾個重要的負責同志早就提議我向你報告。我因為怕有礙主席健康而未報告。現聯繫才知道楊尚昆的情況，覺得必須向你報告。為了使主席有時間先看材料起見，現先派葉群送呈材料，並向主席作初步口頭匯報。如主席找我面談，我可隨時到來。
此致
敬禮！
林彪11月30日[21]
這封信透露了一個重要信息，或許是林彪有意這麼做的。這就是：清洗楊尚昆，林彪沒有參與。清洗楊尚昆、讓毛的心腹汪東興取而代之，也是文革前夕毛澤東「清君側」的部署之一，而林彪並未參與其事。
楊尚昆不是本文的議題。現在再談林彪這封信。誰是向林彪提議揭發羅瑞卿的「重要的負責同志」？不會是劉少奇、鄧小平，也不會是周恩來、賀龍。「重要的負責同志」只可能是葉劍英以及其他人。當然，迄今為止沒有一份材料說明這一點，因為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中共要為尊者諱，不會公佈此人或這些人的名字。不過至少我們可以說，葉劍英是其中一個。
但是，葉劍英一生謹慎，向林彪告羅瑞卿的狀很可能是毛本人的安排。除掉羅瑞卿是毛澤東的部署，而不是林彪利用毛整肅了羅瑞卿。
為什麼不早不晚，林彪在三十號這一天寫信？
十一月十日，姚文元批海瑞罷官的文章在上海文匯報發表後，其他各大報都沒有轉載，包括解放軍報。毛澤東相當憤怒。二十六日，羅瑞卿陪同毛澤東會見柬埔寨副首相朗諾時告訴毛，他還沒有讀姚文元的文章。毛一笑了之，不予回答。當晚，江青與羅瑞卿見面時問羅：「姚文元的文章北京沒有轉載，解放軍報為什麼也沒有轉載？」[22]她還說，北京各報不轉載姚文元的文章，因為「現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於是羅瑞卿親自給彭打電話，建議北京日報和解放軍報同時轉載。[23]
彭真是除劉少奇外毛澤東已決定要打倒的目標。很可能毛澤東從其情報來源截獲了電話的內容。羅瑞卿給彭打電話之舉後來被指控為「給彭真通風報信」。
二十九日是關鍵的一天。當時林彪在蘇州，毛澤東在杭州。如今幾乎所有的文章都說：林彪、葉群在蘇州，三十號林彪寫了那封「誣陷信」後，讓葉群從蘇州飛到杭州向毛告羅的狀。但是，當時負責毛澤東警衛工作的張耀祠說：「葉群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下旬來杭州的。」[24]至於是哪一天，他沒有說。而有人說，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澤東辦公室通知葉群到杭州向毛匯報。匯報時，毛就五月作戰會議總結髮言一事大罵羅瑞卿：「羅長子不是軍委主席嘛！也不是軍委副主席嘛！黨內也不是政治局委員嘛！怎麼由他做總結髮言？有的老帥組織了一個班子，準備了一二個月的總結髮言稿，怎麼不讓這位老帥做總結？」[25]「這位老帥」指的是葉劍英。
如果這件事確鑿，那就是說，張耀祠說的對，二十九日葉群的確是在杭州，而且五月間葉劍英等的確向毛告過羅瑞卿的狀。這樣，五月二十五日林彪對羅的突然指責就很好解釋了，後來「揭發羅瑞卿」的材料陸續送到林彪那裏也就順理成章了。
如果這件事確鑿，葉群當然馬上就會趕回蘇州，向林彪報告。據張耀祠說，三十日那天楊成武打電話給他，要他到楊下榻處去一次。當天下午，張到楊的會客室，兩人剛說上幾句話，葉群就出現了。張回憶道：「葉群開門見山地對我講：『我這次來，是林彪叫我帶來一封面交主席的信，請你帶去交給主席吧！』」[26]（但葉群很快改變了主意，決定自己面交。）
這個細節非常重要。當時所有的人都認為羅瑞卿是毛澤東極為信賴的親信。倘若不知道毛對羅瑞卿的真實態度，長於韜晦的林彪當然首先會考慮，要是得不到毛的支持怎麼辦。他不能不擔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他一定會做得非常機密，絕無可能讓葉群在楊成武的會客室里大聲張揚，讓張耀祠捎信。葉群之所以不避諱楊、張二人，不僅因為她知道毛對羅的態度，而且知道楊成武等也已經知情。張耀祠就說，當毛澤東在杭州決定清除羅瑞卿時，除周恩來、林彪外，葉劍英、楊成武等人也知情。[27]
林彪不是打倒羅瑞卿的始作俑者，另有一個旁證：毛澤東約見葉群，葉向毛面交林彪的信是在三十一日早晨[28]。而就在那天，中央軍委機關會議已經認定「蕭向榮的後台是羅瑞卿」了。[29]
另一個依據是：十一月十八日林彪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附上蘭州軍區黨委的一份關於第55師「突出政治」的情況報告。中共有關羅瑞卿傳記說，這是林彪「為告羅瑞卿的狀作好鋪墊」。[30]而這份報告是楊成武轉去的。[31]
十二月二日，毛澤東對這份報告做了個批示，不點名地批判羅瑞卿：
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佈一套折衷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32]
（他）不願意突出政治……（但）形勢逼人，於是就改頭換面，來個折衷主義。
折衷主義……不分敵我、不分階級、不分是非……實際上就是修正主義。[33]
就在同一天，毛澤東還點名批判羅瑞卿說：
羅的思想同我們有距離。林彪同志帶了幾十年的兵，難道還不懂得什麼是軍事？什麼是政治？……。羅當總長以來，從未單獨向我請示報告過工作。羅不尊重各位元帥，他又犯了彭德懷的錯誤。羅在高（崗）、饒（漱石）問題上實際是陷進去了。羅個人獨斷，羅是野心家。凡是要搞陰謀的人，他總是拉幾個人在一起。[34]
林彪告羅的狀，既沒有涉及彭德懷，也沒有把羅瑞卿同高崗、饒漱石扯到一起。而用高崗抹黑政敵是毛的摜招。一九五九年打倒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時，他就說「現在已經查明，彭德懷和黃克誠早就同高崗形成了反黨聯盟……張聞天也參加了高崗的宗派活動。」他們是「高崗陰謀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高崗集團的漏網殘餘」。[35]這次用「高崗」這塊石頭來砸羅瑞卿，不過是信手拈來。當然，後來還用來砸過林彪。因為林彪與高崗在東北也共過事。
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撤銷了羅瑞卿的全部軍隊職務。
上海會議結束的那天晚上，在錦江飯店舉行文藝晚會。在女演員演出的中間安排了舞會。舞會當中，周恩來忽然提議葉劍英給大家唱評彈，身為廣東人的葉劍英欣然從命，用蘇州腔唱了一曲。[36]
羅瑞卿倒台，許多人都精神緊張，周恩來怎麼還有興致讓葉劍英唱評彈？因為他看到葉劍英緊跟、配合毛澤東，立了功。這也是他的一種表態。
一九六六年一月初，毛澤東任命葉劍英為中央軍委副主席，並讓他出任原來羅瑞卿擔任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中央軍委秘書長。葉劍英在文革期間逐步由一名中央委員被擢升到政治局委員、常委乃至副主席，這是最關鍵的一步。（毛澤東不想讓葉劍英的擢升顯得太突兀，又同時任命陳毅、劉伯承、徐向前為軍委副主席作陪襯。）
三月，軍委各總部、公安部、軍兵種、各大軍區會議，對羅瑞卿面對面批判鬥爭。成立了三人領導小組，由鄧小平任組長，組員是彭真和葉劍英。因為鄧小平不能經常到會，會議實際由葉劍英主持。他在會議上作了題為《徹底粉碎羅瑞卿同志篡軍反黨的陰謀，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奮勇前進》的主要發言。
三月十八日，羅瑞卿接到中央要他交待問題的通知。羅給周恩來打電話要求見毛。周說「瑞卿，這個通知是經主席批准的嘛」，說完掛掉電話。羅瑞卿無望，在自己家三樓平台跳樓，雙側多根肋骨骨折及雙下肢跟骨粉碎性骨折。[37]
葉劍英寫了首詞，其中一句「將軍一跳身名裂」是從宋朝辛棄疾的「將軍百戰身名裂」改寫成以譏笑羅瑞卿的。[38]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認為表現了「從迫害別人中得到的愉悅」[39]，或許言重了，而楊成武說葉劍英的詩是對羅跳樓「表示惋惜」[40]，就全然不顧事實了。
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轉的《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錯誤問題的報告》[41]，就是葉劍英主持寫出來的。
由於會議結束時看到毛澤東又已決定刨除彭真，葉劍英便又馬上緊跟，與蕭華、楊成武、劉志堅聯名給毛澤東、中共中央遞交了一封信，揭發彭真同志「在批判羅瑞卿會議過程中的惡劣表現」[42]，給彭真再砸上一塊大石頭。
清除賀龍
拿掉羅瑞卿和拿掉賀龍其實是一件事的兩個組成部分。
以軍委第二副主席的身份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賀龍，也是毛澤東「清君側」的目標。在高級領導人中，賀龍是對毛最桀驁不馴的。抗戰時他在山西，經常稱毛為「毛大帥」，每當收到延安的指示，他就說「嘿，毛大帥又來了一條命令。」五十年代他任西南軍區司令，鄧小平是其政委。中央取消西南軍區時，他很不滿意，說：「為什麼要取消大軍區啊？這是黨中央和毛主席怕我們造反。」「杯酒釋兵權。」賀龍家裏，不管是客廳還是辦公室，從沒掛過一張毛澤東的像。全國「學毛選」，他卻對自己的女兒說「應該好好學習劉主席著作」。他是國家體委主任，一九六二年毛澤東接見國家乒乓球隊，並觀看球員表演，賀龍站在門口看了十分鐘就走了。一九六四年毛澤東接見運動員，賀龍沒露面。一九六四年毛澤東過生日舉辦家宴，開了三桌。羅瑞卿和彭真接受邀請並與毛同桌。賀龍卻稱身體不好推脫，但廖漢生（北京軍區政委、國防部副部長，賀龍的外甥女婿[43]）卻在他家談了半天，還打了撲克。一九六六年國際乒乓球邀請賽閉幕式，當樂隊奏「東方紅」時，全場起立，賀龍卻一個人起身走了。他夫人薛明在家，從電視裏看到，禁不住喊出聲：「糟了。」[44]
賀龍和羅瑞卿關係甚好。十一月三十一日，軍委機關會議認定「蕭向榮的後台是羅瑞卿」，賀龍叫會議主持人不要胡亂猜疑。十二月二號，也就是毛澤東說羅瑞卿「是野心家」那天，軍委機關會議主持人告訴賀龍：會議簡報將要寫上蕭向榮的後台是羅瑞卿。賀龍堅持說：「我可以擔保羅瑞卿不是反革命，他絕不會反黨。」[45]
四天後，賀龍接到去上海開會的通知。到了上海他才知道，會議竟然是「要解決羅瑞卿的問題。」會議第一天的晚上，劉少奇、王光美夫婦造訪賀龍住處。劉少奇問賀龍：「事情真有些突然。賀老總，你是管軍委日常工作的，這件事你事先知道嗎？」賀龍說：「我也是剛知道。」在座的李井泉也說事先不知道。劉少奇沉默了一會，說：「這麼說，咱們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嘍！」[46]
賀龍是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被打倒，他被蒙在鼓裏。直到這時，賀龍才感覺到，羅瑞卿的案子有可能牽連到他。危險正在向他逼近。
上海會議結束不久，召開中央軍委常委會。會後，毛澤東不再讓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47]賀龍被葉劍英取代了。
上海會議結束後，賀龍與董必武等人一起到廣州休息。毛澤東交給他一個奇怪的任務，讓他到四川山溝溝里去視察攀枝花鋼鐵廠、正在施工的鐵路隧道。毛澤東以「下去視察」為名，把賀龍趕走。讓葉劍英在北京主持解決羅瑞卿問題的會議，不讓賀龍參加。等賀龍視察完畢回到北京，已經是四月九日，早在二十天前羅瑞卿就跳樓了。[48]
賀龍被排除在軍委領導層之外，卻沒有因此向毛澤東靠攏、表忠心。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及會後，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連續開會，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的調子越來越高。可是賀龍保持沉默。毛澤東問他：「你發言了沒有？」他回答說：「還沒有發言。」毛澤東又問：「怎麼不講一講？」賀龍把身體一挺，說：「報告主席，我上不了綱噢！」[49]
起先，毛說對賀龍「一批二保」。[50]但那個「保」只是個過渡。九月六日，林彪主持軍委常委會，沒有通知賀龍參加。林彪宣佈受毛澤東委託，就賀龍問題正式「打招呼」，說賀龍有野心，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以及某些大軍區都有人想在亂中奪權。他們的總後台是賀龍。與會的葉劍英、陳毅、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五位元帥紛紛表態，擁護毛的決策和林彪的講話。[51]
據後來周恩來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說：林彪在這次軍委會上的「打招呼」，表示「賀龍是中央已經點了名的壞人。」[52]九月二十五日對首都大專學校紅衛兵負責人談話時，周即透露了一點信息。他說：「（一九二七年南昌起義）我和朱德同志、林彪同志、陳毅同志，我是主要負責人。」他有意抹去南昌起義的主要軍事指揮者賀龍的名字，換成了當時僅僅是一個連長的林彪。[53]
即便這樣，賀龍也拒絕投靠。有一位被指為「叛徒」、「走資派」的幹部寫了一份檢查，把稿子給賀龍看。賀龍看到檢查稿提到要「炮打司令部」，就問他：「你為什麼要提炮打司令部？難道你承認你自己是資產階級司令部嗎？」賀龍不認同毛澤東對劉少奇、鄧小平「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指控，拒絕指稱他們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54]
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澤東接見阿爾巴尼亞共產黨領導人時就明確說：「我們的軍隊也不是沒有問題的。像賀龍是政治局委員，羅瑞卿是書記處書記，總參謀長。」[55]所以汪東興主持的專案組寫報告說，賀龍、羅瑞卿辦的國防體育俱樂部是「一支反革命地下軍，一旦時機成熟，即成為反革命政變的急先鋒。」[56]
一九六五年調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的原西藏軍區第一政委張經武，因為長期在賀龍手下任職，與夫人楊崗同時被抓進秦城監獄。楊崗被鬥得神經失常，專案組逼迫她寫材料揭發張經武參與了賀龍的「二月兵變」，兵變成功後，賀龍當主席，張經武當總理。張經武絕食抗議七天而死。[57]
一九七一年林彪死後，毛澤東曾經明知故問，問「廖漢生為什麼要抓？」周恩來回答說：「廖漢生是與賀龍有關係。」[58]可見，打倒賀龍，毛澤東是主事者。而且即便林彪已死，他也沒打算給賀龍平反。直到次年七月，毛澤東才說「我看廖漢生和楊勇一樣是無罪的。都是未經中央討論，被林彪指使個別人整下去的。」[59]到一九七三年年底，毛澤東才說「我看賀龍同志搞錯了……都是林彪搞的。我是聽了林彪一面之辭。」[60]
打倒賀龍，擢升葉劍英取代賀龍主持軍委工作，是毛澤東的部署。事實上，打倒賀龍，葉劍英不僅僅是緊跟，而且落井下石。一九六七年夏天，葉劍英曾這樣說：「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黃（克誠）、賀（龍）、羅（瑞卿），他們是根本不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賀（龍）、羅（瑞卿）都是有個人野心的。他們都是搞秘密活動的。」「他們是有個人野心的，賀（龍）、羅（瑞卿）經常排擠、打擊聶（榮臻）副主席。賀（龍）、羅（瑞卿）專門打擊聶老總，當然他們更打擊毛主席、林副主席，對於我這方面，就不要講了。」[61]至於賀龍怎麼排擠、打擊聶榮臻，怎麼打擊毛澤東、林彪，還有怎麼打擊他葉劍英，卻一個例子也沒有。
負責「首都工作組」
讓葉劍英主持軍委工作，是毛澤東文革部署的重要一筆。毛澤東準備文化革命，說起來是依靠國防部長林彪。但林彪一直以「養病」為名遠離漩渦，躲在外地。毛澤東倚賴最重的軍隊領導人實際是葉劍英。
文革前夕毛澤東的另一個部署是撤銷公安部隊。主要原因是羅瑞卿曾經長期擔任公安部長。
二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在南方召見葉劍英、楊成武，指示撤銷中國人民公安部隊番號，統一整編為人民解放軍。請注意，這麼重要的事情，毛澤東也沒有通報林彪。幾天後，中央書記處開會，「決定撤銷公安軍這個軍種。……撤銷後，分別劃給各軍區管轄。」林彪還是被排斥在外，參加會議的軍隊領導人只有三個：葉劍英、楊成武、蕭華。應當說明，楊成武，還有蕭華，都是參與了告羅瑞卿狀的。後來三月批判羅瑞卿的會議，主要角色就是他們三個（葉劍英是會務組組長，蕭華、楊成武為組員）。
葉劍英從一年前幾乎投閒置散的角色變成了北京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根據毛澤東「保衛首都」的指示，五月十五日，周恩來與葉劍英聯名提出：組成以葉劍英為組長，楊成武、謝富治為副組長的首都警衛工作領導小組。該小組負責保衛首都安全。最重要的是，直接對政治局常委負責。而所謂「對政治局常委負責」，其實就對毛澤東本人負責。葉劍英對新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說：「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沒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來。」[62]
具體由副組長楊成武出面協調，首都工作組指示北京軍區調了兩個師到北京，歸北京衛戍區建制。同時，北京公安總隊已經改為警衛師。這樣北京衛戍區便由一個師擴充成了四個師。[63]調進北京的正是楊成武的老部隊。
作為「保衛首都安全」的措施之一，首都警衛工作領導小組計劃大規模遣返驅逐所謂「成份不好」的北京市居民。[64]本來，這個計劃是要由公安局來執行的，文革初期，這個計劃由紅衛兵實施了。紅衛兵對北京居民抄家、遣返，得到公安局的大力支持，因為公安部長謝富治就是首都警衛工作領導小組的副組長。
北京市「有八萬五千多人被扣上『地、富、反、壞、右』的帽子驅趕出北京。」[65]全市幹部、職工，加上其親屬子女共遣返了十二萬五千人。[66]全國被強制遣送農村的「五類分子」、「牛鬼蛇神」，當以百萬計。
葉劍英是堅定的文革派
八月一日，毛澤東召開目標在搬倒劉少奇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四日，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擴大會議」是毛澤東的拿手武器。決定被擴大的人選是他的特權。需要誰為他出陣，他就將誰擴大進會議。會上，毛自己打前陣，正式對劉少奇發難：「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67]葉劍英是被「擴大」進來為毛澤東助陣的。當葉劍英說到「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什麼牛鬼蛇神」時，毛澤東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劉少奇知道毛澤東指的就是他，便回答說：「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條不怕。」[68]
林彪沒出席這次全會。直到四日晚上，他還是認為不值得到北京跑一趟。他打電話給中央說，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投贊成票，卻不打算到會場去投票。[69]
全會預定八月五日是會議最後一天。毛澤東若再不行動，也許就會前功盡棄。毛澤東寫了炮打劉少奇司令部的大字報，並決定會議延期。在周恩來建議下，林彪才於八月六日到北京。
由於葉劍英在準備文革中起的作用，全會最後選舉新的領導機構時，毛澤東將葉劍英提拔進了中央政治局。
葉劍英是堅定的文革派，他在空軍幹部會議上發表了一篇講話，說：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問題是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所沒有解決，所不能解決的。毛主席說：文化大革命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了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並為他們所服務，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反映。
有些人是口頭上擁護毛主席。但事實上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到一定時期就像宿鳥投林一樣，搶班，搞政變。[70]
他指的就是劉少奇、賀龍等人。
葉劍英認為文化革命將帶來世界革命，全世界的解放。他在接見學生時說：
青年一代要準備着經歷一場世界範圍的階級鬥爭。
世界鬥爭的焦點在中國，解放世界問題的關鍵完全集中在中國。
毛主席現在七十三歲，他老人家再親自領導我們幾十年……整個世界革命取得勝利，也不是不可能的。
毛主席選定了他自己的第一個接班人。主席選了幾十年了，究竟誰來接班？選來選去，驗來驗去，經過近四十年革命鬥爭的考驗，證明了林彪同志具有豐富的革命鬥爭經驗，是偉大的政治家和戰略家，還有高度的領導藝術，是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
林彪同志的身體比我們中的任何人都好。我們確信，林彪同志跟着毛主席領導個二、三十年是毫無問題的。有了主席，有了林彪同志這樣英明偉大的領袖，有了他們兩個人，剛剛好，馬克思、恩格斯也是兩個人，毛主席、林彪同志也是兩個人，我們的革命就無往而不勝，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們偉大的革命事業。[71]
葉劍英在北京召開了全國軍事院校文化大革命動員大會。他又在會上講：
我們主席今年七十三歲……到九十八歲還有二十五年。我們……只用了二十二年解放了全中國。在毛主席的領導下，二十五年，在今天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和世界的形勢下，一定能解放全世界。[72]
到了一九六七年夏天，形勢已經很混亂，葉劍英還在鼓吹世界革命。他這麼說：
不經這場混亂，不會長治久安的。不經過這一亂，不會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主席昨天還講，現在亂的很呢，比去年還亂哪！亂到一定時候就不亂了。
文化大革命全國男女老少一起鬧革命，這本身就是最大的戰備。我們的國家已成為世界革命的根據地，世界革命的燈塔，我們的黨已成為世界革命人民的黨，我們的領袖已成為世界革命人民的領袖，毛主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推進到一個新的紀元，把世界革命推進到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新時代。[73]
在一九六六年所謂「紅八月」中，以中共幹部子弟為基本隊伍的紅衛兵對「牛鬼蛇神」大舉抄家，僅北京市被抄的就多達十一萬四千多戶。[74]從北京發源，迅速達於全國。全國城鎮鄉村被抄家的總數當接近一千萬戶。伴隨着抄家的，是拷打進而殺戮以「五類分子」為主的牛鬼蛇神。僅北京市就被打死了至少一千七百多人。[75]
葉劍英等不僅放縱其子弟，甚至為紅衛兵的暴行叫好。葉劍英說：「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樹立了不朽的功勳。例如，北京市有一萬多黑戶，深宅大院，解放十六年，誰都沒有進去過，一些壞人就是在裏頭搞鬼，公安局，司法人員沒有足夠的證據也不能抓。有個聖修小學，是外國鬼子在我們中國搞了多少年的，誰也不敢動它。紅衛兵小將管你什麼法律不法律，一掃而光。多少年的老大難問題，紅衛兵解決了。有些極反動的傢伙，十多年來天天罵我們的黨和毛主席，左鄰右舍都知道，恨死他們了。但誰都不敢動他，這一回小將們就把他揍死了。可能違反一點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掃除了壞人，掃除了我們社會上的垃圾。」[76]
左起：賀龍、羅瑞卿、張愛萍、林彪
「揪軍內一小撮」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毛澤東的女兒肖力（李訥）在《解放軍報》報社奪權。次日，《解放軍報》發佈社論《一定要把我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徹底》，提出「在我們軍隊裏，確實有那麼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把軍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徹底」，並公開打出了揪「混進軍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口號。
對此，葉劍英也步步緊跟。由於平時林彪不出席軍委會議，葉劍英主持軍委常委會議。他主持的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作出了「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決定。[77]
現在許多研究者一提起葉劍英，就說他當時如何「拍案痛斥江青、張春橋等人指使造反派揪鬥軍隊高級幹部，盛怒之下，把右手掌骨震裂。」[78]葉劍英拍桌子拍斷了手掌骨是事實，但那並不是籠統「反對江青一夥搞亂軍隊」、更不是因為反對「揪軍內一小撮」。
這件事其實是毛澤東一手造成的。江青曾經要求林彪同意點名批判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蕭華，被林彪拒絕。但是一月十九日毛澤東卻批准了在軍委會議上批判蕭華。林彪知道毛的意見後，採取消極態度，拒絕出席軍委會議，只讓夫人葉群去會場表個態。葉劍英心裏可能不滿，可是絕不打算出頭保護蕭華。他參加了會議，而且預定當晚將召開萬人大會批判蕭華。在這之前，總政治部副主任梁必業、劉志堅已先後被打倒。他們都是軍隊的老幹部，葉劍英也沒有出頭保他們。
但是，對於蕭華，毛澤東突然改變主意了。會議開到一半，毛把周恩來和葉劍英召去，會議中斷。周、葉回到會場後宣佈，毛澤東指示說對蕭華還要保。
可是，就在會議中斷時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回到了軍區。他不知道毛澤東變了卦，在軍區內部透露了會議批判蕭華的情況。總政治部副主任袁子欽的會議記錄本沒保管好，被人偷看知道了會議批評蕭華的情況。總政文工團和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的造反派只聽說毛同意批判蕭華，卻不知道後頭毛又保了蕭華。他們革命心切，當天半夜就去抄了蕭華的家。[79]蕭華從後門走脫，投奔徐向前。但徐家門口有兩卡車群眾組織的人，又跑到總政治部副主任傅鍾家，坐傅鐘的車到西山葉劍英處。葉劍英已經知道毛澤東要保蕭華，便收留了他。徐向前很快知道是楊勇透露的消息，打電話給楊勇，楊勇立即認了錯。
第二天，軍委會議繼續開。楊勇到會場後，蕭華還未到。江青問：「總政治部主任怎麼不見了？他躲到哪裏去了？」蕭華進會場後，講了夜裏家被抄的情況。徐向前拍了桌子，葉劍英也接着拍了桌子，說：「在昨天半夜跑到我那裏去了，是我把他留下來的。如果有窩藏之罪，我來承擔！」[80]這一拍，拍斷了手掌骨遠端骨折。
可是，楊勇卻被指控「干擾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打倒了。二月三日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共產黨領導人時說：「打倒蕭華是北京軍區司令部的人提出來的，不幾天自己就被打倒了。」[81]袁子欽更冤，也因這件事栽倒了。
葉劍英完全知道楊勇、袁子欽是由於毛澤東出爾反爾倒的霉。要是葉劍英「反對江青一夥搞亂軍隊」，就應該站出來保護這兩個高級將領，為他們解釋辯誣。可是，他和聶榮臻、徐向前以「干擾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的罪名，指示北京軍區副司令鄭維山逮捕了司令楊勇。[82]
僅僅過了三個多月，毛澤東又要打倒蕭華了[83]，這回葉劍英就不吭聲了。
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周恩來已經說明逮捕楊勇是葉劍英等人下的指示。一九六九年中共召開「九大」時，毛澤東卻又故意說：「（逮捕楊勇）是哪裏下的命令？至今我還不知道。」江青插話說：「幾個老帥下的命令，叫鄭維山執行的。」毛澤東接着說：「他們倒打一耙，嫁禍中央文革。我們哪裏能下命令抓人呢？」[84]
一九七一年林彪死後，毛澤東為了籠絡軍心，再度提出這件事：「楊勇是怎麼一回事？」葉劍英裝糊塗，說：「當時我也不清楚。」毛澤東便栽到死人頭上，說「楊勇這個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85]
二月「鎮反」
一九六七年二月上旬，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上作了個批示，大意是絕不允許右派群眾組織衝擊部隊……部隊可以開槍自衛，但僅限鎮壓帶頭鬧事的右派骨幹。[86]林彪將毛的批示轉給葉劍英。葉劍英立即通知各大軍區派人去北京看文件。但又很神秘地規定：只能看，用腦子記，不得抄錄。[87]葉劍英還將毛的指示帶到全軍各總部和各軍區首長的會議上宣讀，於是全軍上下都得到了可以鎮壓「右派」、抓捕造反派的許可。
二月十七日，中央軍委給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四川大學「八·二六戰鬥團」發了個公開信[88]，要他們勿把鬥爭鋒芒指向中國人民解放軍。據周恩來說，葉劍英修改成都軍區政委甘渭漢起草的鎮壓群眾的傳單，「（口氣）還加重了，加上『如不立即撤退，一切後果由你們負責。』用飛機大量散發。接着就抓人，抓了十萬人，還說少。……黃新廷和李井泉勾結在一起，來了一個鎮反運動。於是萬縣就開了槍，一次打死一百七十多人，其中還有小孩子，這事葉劍英也是有責任的。」[89]
這就是後來所說的「二月鎮反」。
支持青海「二·二三」大屠殺
就在二月「鎮反」的高潮中，青海發生了屠殺群眾的事件。
二月二十三日，控制青海省軍區的副司令員趙永夫宣佈對《青海日報》社實行軍管。但動員守衛報社。趙永夫編造「八‧一八」開槍的謊言，武裝進攻佔據《青海日報》社的「八·一八紅衛戰鬥隊」，打死平民一百六十九人，打傷一百七十八人。[90]軍隊未遇抵抗，僅用了二十分鐘就輕易佔領了整個報社大院。趙永夫還調去一個噴火器班。但由於「八‧一八」沒有武裝，無力還擊，噴火器未用上，否則報社內一千餘人都將難於倖免。
趙永夫通過電話向葉劍英元帥報告，說佔據報社的人開槍尋釁，軍隊反擊，勝利地平定了「反革命暴亂」。葉稱讚說：「你們打得對，打得好。」[91]
有葉劍英的撐腰，趙的膽子也壯了。第二天又武裝鎮壓青海民族學院的師生，打死打傷十二人。[92]
趙永夫繼續「平定反革命暴亂」，在全省範圍鎮壓反革命。全省「僅逮捕、拘留、看管和軟禁的即達一萬〇一百五十七人，其中逮捕四千一百三十一人，拘留二千五百二十二人，看管和軟禁三千五百〇四人。」[93]
當然，葉劍英之所以敢於支持軍隊鎮壓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是因為當時毛澤東已在內部指示：「對那些肆意以武力反對和衝擊解放軍的右派群眾組織，當一再的說服工作和忍讓態度不能奏效之後，可以進行鎮壓。」所以，毛澤東本人也對趙永夫處理青海事件「持肯定態度」。[94]
所以，葉劍英把趙永夫召到北京。安排他在「軍級幹部會議」（後來叫「軍以上幹部會議」）上數次講話，介紹如何「反擊衝擊部隊的右派組織」，吹噓其「平定反革命暴亂」的經驗。[95]後來周恩來是這樣說的：「趙永夫……鎮壓群眾……打死三百多人，葉劍英還打電報祝賀，說他們打了勝仗。……二月開軍以上幹部會，葉劍英還把趙永夫找來介紹經驗。」[96]
但不久，毛澤東改變主意了。他決定打擊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葉劍英和徐向前為保自己，馬上向毛澤東寫檢討，承認對青海事件處理錯了。[97]
這時，對青海事件一直不加評論，不置可否的林彪才開始表態。林彪迎合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在三月二十日的軍級幹部會議上提出「帶槍的劉、鄧路線比不帶槍的劉、鄧路線更危險。」毛澤東聽了林彪講話的錄音後，指示把該錄音大量錄製，發給全國各地播放。[98]
三月二十四日，周恩來出面處理青海事件。他宣佈中共中央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並當場宣佈對趙永夫「隔離受審」。這時，有人出來說，要槍斃趙永夫。[99]
葉劍英讓趙永夫這麼一個小軍區的副司令到全軍軍級以上幹部會議上介紹「鎮壓反革命」、抓捕造反派的經驗，在全國範圍造成了極大後果。「鎮壓反革命」逮捕數十萬人，葉劍英應負首要責任。
「二月逆流」
現在，中共中央對「二月逆流」的結論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後，譚震林、陳毅、葉劍英……等政治局和軍委的領導同志，在不同的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但被誣為『二月逆流』而受到壓制和打擊。」[100]
其實，所謂「二月逆流」「對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提出強烈的批評」，被誇大、扭曲了。
這個所謂「逆流」，導因是毛澤東在陶鑄問題上的出爾反爾。
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文革小組在會議上批判陶鑄，指陶鑄是「沒有劉鄧的劉鄧路線」。但二十九日上午，毛澤東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批評江青隨便批判一個政治局常委，違反了組織原則。散會時，他又招呼陶鑄留下，說：「江青這個人很狹隘，容不得人。對她的言行不必介意。」接着，又談起要陶到外地去考察。他擬定了一個二十多人各省市領導人的名單，要陶鑄去「把他們保下來」。[101]
陶鑄將毛的話告訴周恩來，周誇獎陶救了幾十條人命。但林彪卻看透了毛，知道陶鑄是下一個目標。當天他將陶鑄召到家裏，給他潑了一盆涼水：「你呀，現在就被動。」見陶鑄不解，林又強調了一遍：「要被動被動再被動。」[102]
果然不出林彪所料，幾天之後毛澤東就決定打倒陶鑄了。一月四日下午，由陳伯達、江青、康生等出面宣佈：陶鑄「是劉、鄧路線的忠實執行者」。[103]
當天晚上，中南海西門的高音喇叭響起「打倒陶鑄」的口號。陶鑄夫人曾志見到「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的傳單，到副總理陳毅家去詢問。陳毅也很納悶，說：「前幾天主席還保了他，除非主席又改變了主意。」
毛澤東確實又改變了主意。一月八日，他召集中央文革成員開會，說：「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我起初就說陶鑄這個人不老實，鄧小平說『陶鑄還可以』。陶鑄在十一中全會前堅決執行了劉、鄧路線。」[104]「陶鑄的問題，我們沒有解決得了，你們也沒有解決得了，紅衛兵一起來就解決了。」[105]
於是「打倒劉、鄧」便成了「打倒劉、鄧、陶」。
然而，進入二月後，毛澤東在打倒陶鑄問題上再次改變了態度。
二月十日，毛澤東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次被「擴大」的又有葉劍英。在這個會上，毛澤東大罵陳伯達、江青：「你這個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你這個陳伯達，過去專門在劉少奇和我之間進行投機……」「你這個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裏只有一個人。打倒陶鑄，別人都沒有事，就是你們兩個人幹的……」[106]
毛澤東還在會上宣佈：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以後增加葉劍英、徐向前。
本來，毛澤東之訓斥陳、江二人，不過是他慣用的左右平衡的權宜之計，並無拋棄文革派之意。可是他這麼突然一變，使得葉劍英等人以為毛要以打倒陶鑄這件事為由，清算中央文革小組了。於是在次日政治局與中央文革的碰頭會上，自認為有毛澤東撐腰的葉劍英訓斥陳伯達說：「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麼？」[107]
二月十四日，中央文革開會，專門批評陳伯達和江青。張春橋特別傳達毛的意見說：「主席的批評，對陳伯達是品質和路線的大問題；對江青只是作風問題，小節問題。」[108]
這樣，連陳伯達自己也以為毛澤東真的轉了向，他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做到頭了，他的政治生命行將結束。他覺得自己很冤，因為打倒陶鑄的會是江青組織的。他是被江青派人從被窩裏叫去發表打倒陶鑄的講話的。他對中央文革的王力說，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早就想自殺了。[109]
就在這種氣候下，才有了二月十六日的所謂老幹部「大鬧懷仁堂」。
在懷仁堂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議題是生產、經濟，江青沒有參加。陳伯達灰溜溜的，甚至不敢坐在自己原來的位置上，一個人躲到了後邊桌子角上。還是周恩來叫他坐回到他原來的位置上的。[110]據徐向前回憶：「康生、張春橋、謝富治等人坐在『被告』席上，狼狽不堪。」[111]
形勢似乎對老幹部們很有利。譚震林首先發難，說：「老幹部一個個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他甚至點名說：「江青把我整成反革命……」[112]陳毅說：「雖然沒有人選我當老幹部的代表，我也要為老幹部說話。」葉劍英說：「老幹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哪有隨便打倒的道理？照這樣，人身都不能保證，怎麼做工作？」連級別職務比他們低許多的余秋里也拍着桌子說：「這樣對待老幹部，怎麼行？」[113]
陳毅還把文化革命與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聯繫起來，說：「延安整風搞出了一個劉少奇（意指抬出了劉少奇――丁注），怎麼樣了？斯大林搞出了一個赫魯曉夫，又怎麼樣了？」[114]「在延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這些人，還不是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延安整風）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的嗎？」[115]
陳毅提到的那六個人，全是延安整風時因堅決擁護毛澤東得到提升的。特別是劉少奇，毛蓄意把他提到周恩來之上才成為二號人物的。在文革的第一波中，這六個人已全部被打倒。周恩來一聽，就知道陳毅犯了大忌，立即打斷他說：「（延安整風時）我應該檢討，當時是整得對的嘛。」[116]
但是陳毅的話已無法收回。幾天前毛澤東的斥罵陳伯達、江青，本來就是裝出來的。現在蛇已經出洞。十八日，毛召集緊急會議。這既不是政治局會議，也不是政治局常委會。他只叫了幾個人。值得一提的是，軍隊領導人中，只有葉劍英一個人參加了這次會議。毛澤東顯然把葉劍英與陳毅、譚震林、徐向前分開了。
其實算不上是會議，而只是毛澤東一個人訓話。他說：「中央文革小組是忠實執行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的，錯誤只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小組，我就堅決反對誰。」[117]「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葉群同志你告訴林彪[118]，他的地位也不穩啊，有人要奪他的權呢。讓他做好準備，這次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岡山打游擊。」[119]
「你們說陳伯達、江青不行，那就讓你陳毅來當中央文革組長吧！把陳伯達、江青逮捕、槍斃，讓康生去充軍！我也下台，你們把王明請回來當主席嘛。」[120]「你們把王明找回來，把張國燾找回來，把劉少奇找回來，讓你們去搞。」[121]「力量還不夠，請美國、蘇聯一塊來！」[122]
毛澤東講完話即退場，留下周恩來主持會議，討論如何貫徹毛澤東的指示，批判譚震林、陳毅、徐向前。他們本來就是在毛澤東斥罵了陳伯達、江青，眼看陳伯達快倒台時才「大鬧懷仁堂」的。應當說，根本不存在什麼「二月逆流」。顯然，所謂「二月抗爭」也不存在。若說有「二月抗爭」，應當是對毛澤東抗爭，而不是對即將倒台的陳伯達「抗爭」。毛澤東說話時譚震林、陳毅、徐向前不在場，而在場的葉劍英一句抗爭的話也沒有。
其實，毛要打倒劉、鄧，他們都舉了手。他們可能「心非」，卻不敢「巷議」。毛澤東一翻臉，他們立即檢討，既不再「逆」，也不再「抗」。
由於葉劍英在所謂「逆流」中並沒有什麼表現而被毛容忍。葉劍英還在一九六九年的中共「九大」上進入政治局，而陳毅則被趕出了政治局。一九七一年林彪死後，葉劍英主持軍委工作，並在一九七三年的中共十大上成為黨的副主席，完成其在文革中的崛起。
不過，儘管葉劍英對毛澤東一貫緊跟，不敢有絲毫的不敬、不從，毛澤東對其忠誠仍有疑問。他試圖鉗制葉劍英和復出的鄧小平，在一九七四年一月成立的軍委五人小組中放進了王洪文、張春橋和陳錫聯；一九七五年一月，讓王洪文、張春橋擔任軍委常委。一九七六年二月，在葉劍英沒病的情況下宣佈：「在葉劍英同志生病期間，由陳錫聯同志負責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四月「天安門事件」後，毛乾脆剝奪了葉劍英參加政治局會議的資格。但是，局面已不在毛澤東掌控之中。連陳錫聯都知道識時務，暗中與葉劍英保持聯繫。[123]
葉劍英是服膺「黨指揮槍」的。惟他眼中「指揮槍」的那個「黨」，只是毛澤東一個人而已，江青等人是不在那個「黨」里的。毛澤東一死，手中沒有軍權，在軍中沒有盟友的江青的下場已經註定。不到一個月，中南海一場力士縛雞式的「拘留」就結束了江青們的政治生命。依靠軍隊發動起來的文革，終於在指揮黨的槍口下悲慘結束。
【注釋】
[1]蕭延中編《晚年毛澤東》（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第35頁。
[2]《廖漢生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第231頁。
[3]王昊、王紀一《開國上將葉飛》（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第478頁。
[4]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一九八六年第一、二期第40頁。
[5]文革結束以後薄一波和安子文對劉少奇之子劉源的談話，引自高曉岩《劉源、何家棟對一段歷史公案的回憶、考證》，華夏文摘增刊第三四九期（2003.7.22）。
[6]1966.05.21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7]朱繼忠、蔡傳道著記實電影劇本《不滅的軍魂》，載《鐘山》1990年第1期第36頁。
[8]華飛《「軍事林彪」和「政治林彪」》，《華夏文摘增刊》第三一四期（2002.11.18）。
[9]1957年11月毛澤東毛蘇期間與赫魯曉夫的談話，《人物》雜誌一九八九年第五期。
[10]黃瑤《三次大難不死的羅瑞卿大將》（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第209頁。
[11]1927年中共南昌武裝暴動時，林彪是連長，賀龍是軍長、總指揮。起義部隊主要是賀龍的。
[12]黃瑤《三次大難不死的羅瑞卿大將》（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第209-210頁。
[13]朱繼忠、蔡傳道著記實電影劇本《不滅的軍魂》，載《鐘山》1990年第1期第36頁。
[14]黃瑤《三次大難不死的羅瑞卿大將》（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第254頁。
[15]同上，第231、252頁。
[16]佚名《毛澤東、林彪與「打倒羅瑞卿」》，《華夏文摘》增刊第三二四期（2003.2.10）。
[17]黃瑤《三次大難不死的羅瑞卿大將》（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第283頁。
[18]同上，第284-285頁
[19]《點點記憶――紅色家族檔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第184-185頁。
[20]1973.12.21毛澤東接見參加中央軍委會議人員時的談話（節錄），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提供的記錄稿，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21]1965.11.30林彪《關於羅瑞卿問題給毛澤東的一封信》，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黃瑤《三次大難不死的羅瑞卿大將》（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第282頁。
[22]晉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第353頁。
[23]黃瑤《三次大難不死的羅瑞卿大將》（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第278-279頁。
[24]《張耀祠回憶毛澤東》（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轉引自《點點記憶――紅色家族檔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第183頁。
[25]佚名《毛澤東、林彪與「打倒羅瑞卿」》，《華夏文摘》增刊第三二四期（2003.2.10）。
[26]《張耀祠回憶毛澤東》（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轉引自《點點記憶——紅色家族檔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第182頁。
[27]《張耀祠回憶毛澤東》（北京：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1996）第29-30頁，轉引自單世聯《眼底吳鈎看不休——葉劍英與「文革」》，《華夏文摘》增刊第三二四期（2003.1.27）。
[28]《點點記憶――紅色家族檔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第183頁。
[29]《賀龍蒙難》（北京：解放軍總參謀部《賀龍傳》編寫組），公益圖書館（www.npo.org.tw）掃校。
[30]黃瑤《三次大難不死的羅瑞卿大將》（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第281頁。
[31]佚名《毛澤東、林彪與「打倒羅瑞卿」》，《華夏文摘》增刊第三二四期（2003.2.10）。
[32]1965.12.2毛澤東對蘭州軍區黨委《關於55師緊急備戰中突出政治的情況報告》的批示，黃瑤《三次大難不死的羅瑞卿大將》（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第283頁。
[33]《學習資料（1962-1967）》（北京：清華大學，1967）第196-198頁。
[34]同上，第201頁。
[3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第431頁。
[36]張佐良《公安部長羅瑞卿被逼跳樓致殘被人放入籮筐游鬥》。張佐良，鄧小平保健醫生。
[37]同上。張佐良是第一個趕往羅瑞卿家中為其診斷的醫生。
[38]《點點記憶（下）》，《當代》雜誌1998年第5期第39頁。
[39]羅點點《點點記憶（下）》，《當代》（北京）雜誌1998年第5期第39頁。
[40]陳虹《楊成武談揭批羅瑞卿實情》，《炎黃春秋》2005年第10期。楊成武透露葉劍英寫的是「將軍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望，故人長絕。」另一說法是：「將軍一跳身名裂，故人回首成求訣。」
[41]中共中發［66］268號文件，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42]《中央批轉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6）268號附件，1966年5月16日發出。轉引自余汝信《試論楊成武與羅瑞卿倒台之關係》，華夏文摘增刊第四七一期（2005.12.19）。
[43]廖漢生父親死前是賀龍部下、把兄弟，廖前妻是賀龍姐姐的女兒，廖父與賀龍做的媒。見《廖漢生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第284頁。
[44]《打倒三反分子賀龍（第一集）》（北京：批鬥三反分子賀龍聯絡站整理，紅代會國家體委運動系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團翻印）第2-3頁。
[45]《賀龍蒙難》（北京：解放軍總參謀部《賀龍傳》編寫組）。
[46]同上。
[47]同上。
[48]同上。
[49]同上。
[50]張雲生《毛家灣記實：林彪秘書回憶錄》（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第35頁。
[51]王年一、何蜀、陳昭《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觀潮派、逍遙派》，《華夏文摘》增刊第三七二期（2004.3.15）。
[52]1968.10下旬周恩來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談幾個元帥的問題，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53]1966.09.25周恩來在接見首都大專學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主要負責人時的講話，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匯編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2）》。
[54]《賀龍蒙難》（北京：解放軍總參謀部《賀龍傳》編寫組）。
[55]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對阿爾巴尼亞共產黨領導人卡博和巴盧庫的講話，王年一、何蜀、陳昭《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觀潮派、逍遙派》，《華夏文摘》增刊第三七二期（2004.3.15）。
[56]一九六七年底，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一辦公室給康生的報告，《歷史的審判（續集）》（北京：群眾出版社，1986）第91頁。
[57]董保存《走進懷仁堂》（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任志伊《駐藏代表張經武輝煌而坎坷的人生》，《文史天地》2005年第1期。
[58]1971.11.14毛澤東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人員時的講話，中發［1971］148號文件。
[59]《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第302頁。
[60]1973.12.21毛澤東接見參加中央軍委會議人員時的談話（節錄），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提供的記錄稿，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61]1967.07.08葉劍英接見國防工業某專業會議代表的講話，原載第十研究所《東方紅》（39期），1967年7月20日紅代會清華井岡山一部第三動態組編《動態》第101期轉載。
[62]吳德口述朱元石等整理《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第5頁。
[63]《廖漢生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第247頁。
[64]宋永毅《「文革」中的暴力與大屠殺》，《當代中國研究》2002年第三期（總第78期）。
[65]《當代中國的北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第168頁。
[66]1984.06.30《中共北京市委對全市清理「三種人」進展情況和今後工作意見》。
[67]賀源、張沱生《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評述》，《黨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六期第58頁。
[68]《劉少奇年譜》下卷，第648頁。「五不怕」：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
[69]賀源、張沱生《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評述》，見《黨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六期第59頁。
[70]1966.11.05葉劍英在空軍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71]1966.09.25葉劍英接見藝術院校團體部分師生代表時的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72]1966.10.05葉劍英在全軍院校文化大革命動員會上的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73]1967.07.08葉劍英接見國防工業某專業會議代表的講話，原載第十研究所《東方紅》（39期），1967年7月20日紅代會清華井岡山一部第三動態組編《動態》第101期轉載。
[74]文革結束後，北京市清退被查抄的財物，涉及約十二萬戶。《當代中國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第168、192頁。
[75]《當代中國的北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第168頁。
[76]1966.09.25葉劍英接見藝術院校團體部分師生代表時的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77]《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291-292頁，轉引自何蜀《「文革」中的「揪軍內一小撮」問題辨析》。
[78]《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修訂）》（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407頁。
[79]張雲生《毛家灣記實：林彪秘書回憶錄》（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第65-68頁；徐向前《在「文化大革命中」》，見昌隆編《元戎蒙難記》（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9）第7頁。
[80]昌隆編《元戎蒙難記》（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9）第7頁；張廷棟《我陪葉帥走完最後十七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第39頁。
[81]1967.2.3毛澤東對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卡博和巴盧庫的談話，《學習資料（1962～1967）》（北京：清華大學，1967）第290頁。
[82]1968.10下旬周恩來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談幾個元帥的問題，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83]後來毛澤東在中共九大期間（1969.04.13）說：「蕭華是有問題的，楊成武是有問題的。楊、余、付主要是楊、余的錯誤大些，不過傅崇碧也不是老實人。不講真話，這三個都不講真話。」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84]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三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共九大的講話，2003.7.22華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館通訊（一八六）》。另一版本：「有的人犯了錯誤，群眾抓住不放，譬如楊勇。當然他有錯誤。是哪個下的命令把他關起來？（有人說：是個老帥下的命令，他們大鬧一場，還強加於中央文革。）」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85]1971.11.14毛澤東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人員時的講話，中發［1971］148號文件。
[86]張雲生《毛家灣記實：林彪秘書回憶錄》（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第87頁。
[87]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去看文件時就這樣被告知，見張正隆《戰將》（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0）第250頁。
[88]張廷棟《我陪葉帥走完最後十七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第42頁。
[89]1968.10下旬周恩來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談幾個元帥的問題，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90]文聿《中國左禍》（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第435頁。
[91]同上；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07頁。秘書向林彪報告說，西寧誤傳「林副主席來電：你們打得對，打得好。」林彪聽了一笑了之。見張雲生《毛家灣記實：林彪秘書回憶錄》（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第92頁。
[92]1967.4.10劉賢權在青海軍管小組長和機關幹部會議上的講話，《青海二‧二三事件有關材料》第21頁。
[93]同上。
[94]張雲生《毛家灣記實：林彪秘書回憶錄》（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第96頁。
[95]1967.4.20安紹傑（青海省軍區司令員劉賢權的夫人）在青海大學畜牧獸醫學院的講話，《青海二·二三事件有關材料》第44頁。
[96]1968.10下旬周恩來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談幾個元帥的問題，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97]張雲生《毛家灣記實：林彪秘書回憶錄》（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第103頁。
[98]同上，第101至102頁。
[99]同上，第97頁。
[100]《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修訂）》（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31頁。
[101]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實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442-444頁。
[102]曾志《陶鑄在最後的日子裏》，《文匯》月刊一九八六年九月號；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第196至215頁。
[103]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接見「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時的講話，一九六七年二月北京汽車分公司大字報室等編印的《大字報匯編》第47頁。
[104]《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1921至1967）》（「首都《史學革命》編輯部」，1968）第243頁。
[105]葉永烈《陳伯達傳》（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第376頁。
[106]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第29-30頁。
[107]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08頁。
[108]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第30頁。
[109]同上。
[110]同上，第31頁。
[111]昌隆編《元戎蒙難記》（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9）第15頁。
[112]同上，第14頁。
[113]《歷史在這裏沉思》（北京：華夏出版社，1986）第二卷第68頁。
[114]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第30頁。
[115]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10頁。
[116]董保存《譚震林外傳》（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第115頁。
[117]項南《「該我開炮了」—譚震林與「二月抗爭」》，《人物》雙月刊一九九二年第六期第58頁。
[118]林彪稱病，讓葉群代表他出席了這個會議。見《毛家灣記實：林彪秘書回憶錄》第95頁。
[119]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16頁。該文引自趙峻防、紀希晨《「二月逆流」》。
[120]同上。
[121]1968.10下旬周恩來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談幾個元帥的問題，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122]董保存《譚震林外傳》（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第128頁。
[123]范碩《葉劍英在1976》（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第220頁，轉引自單世聯《眼底吳鈎看不休--葉劍英與「文革」》，《華夏文摘》增刊第三二四期（2003.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