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快醒來，不要再睡了！（圖片來源：Pixabay）
大約2012年前後，我和共產黨有個共同的認識，認為互聯網已經成了中共最大的敵人，任其發展下去，終有一日將改變中國。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這個政府決定來一次新的冒險——把互聯網更嚴密地管起來。在中國，「管理」總是跟暴力相關，在近四年的時間裏，這個政府用暴力註銷了許多賬號，關閉了許多網站，逮捕了許多人，長城防火牆越建越高，成功地把中國與世界隔離，在牆的一邊，是自由的信息和交流；在另一邊，則是一座巨大的信息監獄，13億人囚禁其中，他們中的大多數不知道世界上正在發生什麼，甚至不知道自己家門口正在發生什麼。
共產黨的恐懼和焦燥自有其道理。截止2016年1月，中國網民人數達到6.88億，佔總人口的50.3%，其中手機上網的人數就超過6.2億。龐大的用戶群加上海量的信息，對共產黨的審查機器構成巨大挑戰。迄今為止，中共還沒有在網民中建立支部，也不可能刪除所有的「有害」信息。在BBS上，在微博上，在微信上，數以千萬計的用戶時時刻刻在分享信息、發表觀點。人們於此交流，於此辯論，於此相吵相罵，但就在這喧囂聲中，轉變悄悄開始，人們開始用自己的腦袋思考，思考這個國家、這個社會，以及自己的切身處境，新的詞彙、新的觀念日日湧現。我不能說這種狀況已經改變了人們的精神狀況，但中國人比前互聯網時代確實清醒和聰明了許多，一場艱難而深刻的覺醒正在悄悄到來。
一、我是一個人
在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六十多年中，中國人一直都不是人，擁有個體價值、個體尊嚴的人；他們更像是某種物件，是某個單位的一員，某個集體的一部分，是革命的一塊磚，哪裏需要哪裏搬，是機器上的螺絲釘，要時刻準備着為國家、為集體放棄財產乃至生命。需要他們的時候，他們是「眼睛雪亮的人民群眾」，他們「勤勞、勇敢、善良」，不需要他們的時候，他們就成了低素質的國民，不配享有民主權利。在某些時候，他們甚至會變成「別有用心的一小撮」，足以分裂國家、動盪社會、禍亂民生。
在互聯網時代，這樣的觀念正在悄悄發生變化，起初並不明顯，只是一些詞句、一些片段，但漸漸的，它們匯成了潮流，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把自己當成有尊嚴的個體，而不是什麼物件。人們開始追問：沒有我的授權，你憑什麼可以代表我？為什麼集體利益一定要高於我的利益？為什麼愛國一定要高於愛自己？如果我連自己的房子都保不住，為什麼要去保衛一個萬里之外的無人小島？如果國家不能保衛我的自由和安全，相反，就是因為國家我才不自由、不安全，那麼我是否還有必要愛這個國家？
這樣的爭論曠日持久，一些觀念開始悄悄地深入人心，比如「人權高於主權」，比如「若公民無尊嚴，則國家無尊嚴」，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質疑「人民群眾」一類的大詞，有人追問：誰才是「人民」？誰有資格代表「人民」？就在最近幾年，「屌絲」「屁民」「蟻族」「草泥馬」之類的名稱空前流行起來，這些詞略帶貶意，甚至有幾分粗俗，但越來越多人用以稱呼自己。當千百萬人都開始自稱屌絲、自稱屁民，其中一定包含了這樣的意思：對不起，請不要再叫我「人民」，「人民」已經被你代表了，我寧願做個屌絲、做個屁民，做一個不被你代表的粗俗之物。
2014年以來，人們開始用一些奇怪的詞彙稱呼這個國家及其統治者，包括「你國」、「貴國」、「支國」、「貴支」、「桂枝」、「雞國」、「豚國」、「兲朝」、「後清」、「西朝鮮」、「黃俄」……其中最流行的是「趙國」，而中共權貴則被稱為「趙家人」。這些詞彙足以說明中共國家主義宣傳的失敗，至少是在某些人群中的失敗。人們不願意再跟統治者站在一起：他們是他們，我們是我們。
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認識，但不要忘了，這是中國。在六十多年的極權統治下，我們很少有機會能夠像真正的人那樣生活。在這裏，報紙、電視和廣播電台每天都在宣傳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和利他主義，很少會談及個人福祉。直到今天，CCTV（中央電視台）依然在讚美那些不顧家人死活，而去搶救公社財產的英雄，與此同時，「個人主義」、「極端個人主義」都是自私、邪惡的同義詞，任何人如果被貼上這兩個標籤，瞬間就成了反動分子和全民公敵。
而在互聯網時代，大量的人已經看到了在「國家」或「民族」旗號下發生的罪惡，反右、大饑荒、文革、天安門事件……那段血淚斑斑的歷史至少已經部分地顯露在人們面前。同時，因為資訊的發達，人們可以輕而易舉地了解到美國人、歐洲人，以及同文同種的香港人、台灣人是如何生活的，難免就會思考這樣的話題：同樣都是人，同樣都是華人，為什麼我們的生活如此不同？一個號稱為人民服務的政黨，為什麼屢屢把人民帶進深淵？而據說是自私、腐朽的資本主義社會，為什麼看起來每個人都很幸福？
經過幾年的思考和討論，我想許多人已經做出了選擇：要愛國，但更要愛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有些人甚至矯枉過正，成了楊朱的信徒，「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我知道，無論在哪個時代、哪個國家，這種人都不會成為崇高的典範；但在中國，這依然是震撼人心的變化。
最近幾年，中國政府特別喜歡「大國」二字，官方媒體中常常出現「大國崛起」、「大國文化」、「大國外交」之類的字眼。「大國」二字確實能夠喚起一些人的自豪感，但在自我覺醒的年代，它也必須面對這樣的質問：沒有大國民，何談大國？如果權利沒有保障，國再大跟我有什麼關係？在微博上，每當那些好戰之士發出「中日必有一戰」、「中美必有一戰」的聲音，嘲笑之聲也會隨之而來：「上戰場要北京戶口嗎？」「上戰場要搖號嗎？」「請領導先上！」
這是六十多年來少有的狀況，人們開始關心自己的生命和財產，而對「國家」和「戰爭」保持警惕。這是微不足道的改變，但其影響卻必將深遠。我相信，當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把自己當成一個人，一個有尊嚴的人，他們就必然要求國家尊重他們的尊嚴，如若不然，這尊嚴就會扣出洪鐘大呂般的巨響！
二、這是我的權利
在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六十多年中，很少有中國人明白自己究竟擁有哪些權利。在這裏，「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高於一切，個人利益微不足道。這裏有嚴格的等級差別，農民、城市人和官員各自守着自己的本分；人們沒有生育自由，孕齡女性常常被強行絕育；也沒有信仰自由，只能信仰「國教」，全稱叫做三自愛國宗教；遷徒自由也受到限制，離開戶籍所在地就成為二等公民，甚至是可疑分子。
身份的覺醒必然帶來權利意識的覺醒。在最近幾年，中國人開始關心起自己的各項權利，對戶籍制度，有人發問：這是我的國家，為什麼我要在我的國家暫住？我要在這裏永久居住！對計劃生育制度，有人發問：號稱人民當家作主，為什麼我連生孩子的自由都沒有？對於勞教制度，人們更是發出了驚天動地的質疑之聲。迫於強大的壓力，政府在三年前宣佈廢除了這項制度，但並不值得高興，因為政府又找到了新的辦法，它利用尋釁滋事之類的罪名來肆意囚禁公民。就在2014年五月，我的幾位朋友因為在自己的家中辦了一個小小聚會而被捕，他們的罪名就是「尋釁滋事」，更可悲的是，其中一位就是在廢除勞教中做出過巨大貢獻的律師浦志強。
還有經濟權利。中國經濟的核心產業基本上操持在權貴手中。大約幾年前，微博上有個笑話，說某天飯局上，有人問張三：最近忙些什麼？張三答：做點小生意，剛給李鵬家付了一筆款，跟周永康家做了一單生意，明天還要跟江澤民家簽個合同。所有的人都聽得目瞪口呆：這還叫小生意啊？張三笑道：其實真是小生意，不過就是交個電費、加次油、辦張新電話卡。
這當然是調侃，但也可以視為是對中國現狀的不滿。微博幾年，被批評最多的除了中國足球、紅十字會，還有中石油和中石化這「兩桶油」。在網上搜索這兩桶油，可以找到數以百萬計的頁面，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在表達人們心中的不滿和憤怒。這不僅僅是因為它們已經成為權貴的私家產業，更因為它們已經成了中國經濟生活中的盤剝者——國際原油價格上漲，它跟着上漲；國際原油價格下跌，它還是在上漲。
對中石油、中石化的憤怒並非特例，事實上，幾乎所有的壟斷企業都受到了指責，包括電力、通訊，人們甚至開始質疑稅收。2015年1月，中國政府再次加征燃油稅，導致油價中的稅比超過40%，此事引發了網絡一片嘲弄，有人喊道：人民萬稅！有人幽默地調侃：來，加20公升的稅！97號！
還有政治權利。在中國的政治序列中，「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是兩個極具諷刺的玩意兒，從表面上看，它們很像是民主國家的議員，但事實上，他們每個人都必須聽命於共產黨和政府。其中的代表人物是一位86歲的老女士，她已經當了60年人大代表，參加過無數會議，卻從沒有投過一次反對票。我們的政府對這位老女士極為嘉許，給了她無數頭銜和榮譽：勞動模範、道德模範、三八紅旗手……但在網民心目中，她的形象卻並不高大，他們叫她「舉手神器」、「腦殘代表」、「活化石」，有人直接發出質疑：我們難道只能被這樣的人「代表」麼？
近年來在基層人大代表選舉中，並不意外地，出現了許多自願參選的人，他們或被威脅、或被勸阻，幾乎全部落選，但他們還是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了他們的觀點，那就是：我們要真的選舉權，不要再拿假的欺騙我。
還有信仰自由。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中國迄今已有5800萬基督教徒和900萬天主教徒，他們中的大部分都是地下教會的信徒。而中國政府從來沒有放鬆過對地下教會的打擊和壓制，他們拆毀教堂、衝散聚會、逮捕信眾，而中國的基督徒，正如他們在國外的兄弟姐妹，已經成了最勇敢和最堅定的反抗者。我的朋友王怡牧師是其中非常著名的一位，2014年6月，他兩次被警察帶走，但他依然沒有任何退縮之意。對他而言，為自己的信仰而身陷囚牢，已經成了大義之所必然，他甚至將這種命運視為一種恩賜或幸福。
三、靜悄悄的反叛
曾經有記者問我：回想學生時代，最大的感受是什麼？我說就是思想上的不自由。在共產中國，關於歷史，關於人類社會，幾乎所有的問題都有標準答案：歷史是由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決定的，意識是由物質決定的；農民起義總是好的，地主和資本家總是壞的。我參加高考那年，歷史科目的最後一道大題就是分析1840年以來的中國歷史，你要講康梁變法、洋務運動、辛亥革命、國民黨都不行，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但在互聯網時代，幾乎所有的標準答案都受到質疑。比如，許多像我一樣的作家和學者拒絕使用「解放以來」、「建國之後」這樣的詞彙，只用「1949年」來指稱共產黨建立政權的那一年；我們也不用「新中國」來指代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改稱「共產中國」；如果不是用於嘲諷，我們也不會使用「毛主席、周總理」這樣的稱謂，而是直呼其名；我們也不會用簡單的「黨」字來代替中國共產黨，更不會把這個黨置於國家之前（「黨和國家領導人」），而是直接稱之為「中共」。
在互聯網上，官方常用的那套語言系統已經成了巨大的笑柄，始於1978年的《新聞聯播》是CCTV最重要的節目，三十多年之後，這個欄目無論是其腔調、文風還是主持人的服飾、髮型，都成為大眾嘲笑的對象，人們極為精練地總結其每天的節目內容：前十分鐘，領導人很忙；中十分鐘，中國人民很幸福；後十分鐘，外國動亂不斷，人民水深火熱。2014年2月，這家電視台的記者攜帶隱形攝像機，深入到東莞的色情場所，拍下了許多性交易的細節和片段，節目播出之後，遭到了中國網民異口同聲的嘲笑，有一句話瞬間流行起來，說CCTV「出賣靈魂的看不起出賣身體的」。最近幾年，這部國家宣傳機器的行為越來越可鄙，在政府迫害異議人士的過程中，它幾乎總是站在最前排，也是最賣力的，一次次播放那些「心甘情願」的認罪畫面，此舉甚至使得一些曾效力於它的正直之士不堪其辱而紛紛離開，這足以說明共產黨宣傳事業的墮落。
當人們的精神和思想開始擺脫老舊的宣傳機器，中國人就開始了真正的創造。在互聯網上，每天都會出現一些激動人心的變化，新詞彙、新句式、新文體不斷湧現，也出現了一些「有中國特色」的英文詞彙：公民本來是citizen，中國公民呢，sh*tzen；民主本來是democracy，中國式民主呢，democrazy；秘書本來是secretary，中國秘書（特別是中國官員的女秘書），sexcretary.大約從2014年始，「青年膜蛤」之風悄然興起，「蛤」指的是中共前任總書記江澤民，因為其外貌上的某些特點，也因為直呼其名會有某種程度的風險，許多人開始用「蛤」來指代江澤民。人們，特別是青年人，越來越喜歡引用他的話語，模仿他的姿勢，甚至用一種戲謔的方式祝他長壽。這股潮流可以視作是一場靜悄悄的反叛，它不但證明了人們對官方話語的厭倦，而且隱晦地表達出中國人對近年變化的觀感——江澤民時代談不上多麼自由，但比起如今的習時代，似乎還保存了一點體面。有人這樣說：我們膜蛤主要是因為，在同行的襯托之下，蛤的形象逐漸高大起來。
當一個政權失去人們的擁護，往往不是因為它有多麼邪惡，而是因為它在文化上、趣味上變成了拙劣可笑的東西。我們不會忘記，在蘇聯末期、在東德末期，在幾乎每一個極權社會的末期，都曾經發生過一模一樣的事情。只要有足夠多的人開始嘲笑它、鄙視它，這樣的政權就已經踏上了不可逆轉的死亡之旅。
在共產中國六十多年的歷史中，中國人有過兩次難得的覺醒。一次是八十年代，因為公權力有限度地收縮，不再肆意干涉私人生活，中國人開始從權力邊緣醒來，只用了短短十餘年的時間，中國的思想、文化和藝術就達到了空前的繁榮。再就是互聯網時代，特別是有了微博和微信之後，短短几年間，中國社會又有了巨大的改變，無論話題深度、廣度，還是參與人數，都遠遠超過了八十年代。此為第二次覺醒。中國政府也感到了巨大壓力，開始全方位地打壓網絡。他們建造了龐大的敏感詞庫，建起功能強大的防火牆，註銷了大量賬號，逮捕了許多敢言之士，表面上看，這些措施成效非凡，網絡開始蕭條，討論不再熱烈，敢言之士日益減少，用中國政府的話說，「網絡空間變清朗了」，但這種用暴力讓人閉嘴的「清朗」註定不可能長久。就在不久前，雷洋事件和連雲港反核運動都成為社交媒體上的熱點事件，許多人參與轉發和討論，甚至激烈地批評政府。
所有人都會恐懼，但不是每個人都因為恐懼就不說話。
我不能說中國人已經有了足夠的勇氣和智慧，但我確實看到越來越多的人正在艱難地醒來。我也不能肯定這種覺醒會在短期之內改變中國，但我相信，醒來的人將不會再甘心情願地做極權的奴隸。牆一定會越來越高，但再高的牆也擋不住嚮往自由的心靈。正如一位朋友說的：長城是哭不倒的，只要我們笑得足夠大聲，它就會在我們的笑聲中倒塌。
不妨引用我在網上讀過的一首詩作為本文的結束：
你一定很討厭寒冷，
所以你睡過了整個冬天。
你一定也不喜歡炎熱，
所以你睡過了整個夏天。
一年又一年，
你用沉睡抵抗這個世界。
但今天，我要走過繁花盛開的田埂，對你說：
花已經開好了，
請在花開時醒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