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有三名活動在國軍高級將領身邊的秘書。他們都有大學文化背景，而幾名國軍高級將領也都因愛惜人才且又以同鄉的因緣將他們攬為自己的幕僚。這三名秘書，分別是衛立煌的秘書趙榮聲、白崇禧的秘書謝和賡、傅作義的秘書閻又文。這三名秘書的故事中的若干細節，至今仍不大為人所知。
蔣介石與傅作義、衛立煌
趙榮聲：劉少奇安放在衛立煌身邊的一顆「冷棋」
趙榮聲，1915年生，安徽安慶人。1935年考入燕京大學法學院，在校期間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1936年加入中共，隨即擔任該校黨支部宣傳委員。1937年春，他與十幾個同學一起奔赴延安，而接待他們的是當年燕京大學的學生領袖黃華。
隨後，他們又見到了朱德、林伯渠、博古、陳賡、成仿吾、丁玲等人，還在毛澤東的窯洞裏聽了毛澤東講述的抗戰問題，後又聽了毛澤東在延安積極分子大會上所作的「統一戰線與抗戰問題」的報告。
不久，抗戰爆發，北平失守後中共黨組織通知趙榮聲向後方轉移，趙榮聲輾轉至上海，本欲前往延安，但因囊中羞澀，只好先回老家去籌錢。在安慶，趙榮聲組織了一個讀書會，宣傳抗日。安慶淪陷後，趙榮聲又遷徙到漢口，在這裏他得知丁玲率領西北戰地服務團已開赴山西抗日前線，遂直奔山西的戰時中心臨汾。在那裏，他找到了丁玲和彭雪楓，成為八路軍隨軍記者。
為八路軍爭取物資
1938年1月31日，正逢農曆過年，時任第二戰區前敵總指揮的衛立煌來給朱德拜年，丁玲讓趙榮聲赴八路軍總部去採訪衛立煌。
趙榮聲和衛立煌都是安徽人，不過，當時他們彼此互不相識，然而不久後有所變化。原來採訪結束後，趙榮聲執筆寫了一篇《西線上的一個盛會》，隨即在《群眾》周刊上刊出，這引起了衛立煌的注意。衛立煌向部下安徽同鄉劉毓珩詢問作者的情況，並感慨說：「為什麼能幹的青年都跑到八路軍那邊去了?」
他突發奇想，囑咐劉想法把趙找來，讓趙到自己的司令部當秘書。劉毓珩恰好與趙榮聲相識，此前他曾任清華「救國會」主席，後來他奉命到國軍去做統戰工作，此時他也明白衛的建議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於是，他寫信邀請趙榮聲到第二戰區前敵總指揮部來工作。趙榮聲沒有收到信。然而，碰巧的是趙榮聲在臨汾偶爾遇到了劉毓珩，但拒絕了邀請。
中共黨組織很快就知道了這件事，八路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傅鍾立即找趙榮聲談話，強調開展統戰工作的極端重要性，勸說趙榮聲接受這個邀請。接受了特殊任務後，趙榮聲奉命到山西霍縣(今霍州市)的第二戰區前敵總指揮部報到，當了一名少校秘書。衛立煌十分高興。此後，每逢戰鬥間隙，衛立煌便與趙榮聲交談。在趙榮聲那裏，衛立煌思想上受到了許多影響。
衛立煌曾令趙榮聲、劉毓珩等在西安成立「第二戰區前敵總指揮部戰地工作團」。此後趙榮聲又回到衛立煌身邊。當時衛立煌所部與日軍交戰，衛的部隊在韓侯嶺遇挫，衛立煌打算把部隊轉移到中條山去，趙卻建議他走陝北這條路，順路去延安參觀，衛立煌同意了。
1938年4月17日，衛立煌的車隊由延水關出發直奔延安，及至延安，衛立煌會見了毛澤東等人。當時，毛澤東還設宴招待了衛立煌、郭寄嶠等人。衛、郭又參觀了抗大，衛立煌還特意去看了在山西前線受傷的林彪。
不久，衛立煌從趙榮聲那裏獲知陝北急缺抗戰物資，在回到西安的次日，便下令撥發給八路軍步槍子彈100萬發、手榴彈25萬顆，以及180箱牛肉罐頭。
奉命做衛立煌的工作
趙榮聲在衛立煌部活動，他的上級是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的林伯渠。趙時常向林請示和匯報，林要求趙應經常做衛立煌的工作，宣傳中共。
衛立煌通過與趙的接觸，感到趙榮聲是了解自己的，兩人能夠說知心的話。如此時間長了，兩人無話不說。有一次，衛立煌甚至提出參加中共。不久，趙榮聲收到一封署名「胡服」的信，約他到河南澠池晤談，趙榮聲遂趕赴澠池八路軍兵站，原來「胡服」就是劉少奇。劉少奇直言趙榮聲爭取衛立煌有功有失，所謂「失」，是說：「你的膽子不小，想挖蔣介石的牆腳。你知道不知道，這樣做不但對黨沒有好處，反而有危險。」最後，劉少奇指示趙榮聲：「你只要能在衛立煌身邊待下去就是成績。有事我會派人來找你，你不需要知道我在哪裏，不要到各地找黨組織。」
1938年底，衛立煌迫於蔣介石的壓力，衛立煌解散了第二戰區工作團。1939年1月，衛已升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兼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趙榮聲繼續跟隨衛立煌，並被任命為洛陽長官部的機要室秘書。對此，衛立煌向趙解釋說：「長期帶你在身邊，會引起別人閒話。現在讓你到機要室，如果有什麼事情，隨時來找我。」
趙榮聲在衛立煌身邊活動，自然要以衛的親信面目出現。1939年，他編寫了《衛將軍》一書，藉以為衛立煌爭做河南省主席造勢，而「衛將軍」這一歷史典故，分明是指西漢大將衛青。衛立煌當上河南省主席之後，卻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
1940年4月，衛立煌和朱德再次會晤，雙方簽訂了駐軍防區的協議。國軍有令凡是國軍里的官兵須全部加入國民黨，趙榮聲遂請示中共組織，組織指示他便宜行事，即在被迫需要參加國民黨的時候就參加。趙榮聲加入國民黨的介紹人，衛立煌指定為郭寄嶠。
1941年5月，中條山戰役失敗後，衛立煌被撤掉河南省主席一職。此時顧及繼續留在洛陽對衛沒有好處，趙榮聲便請假回到老望了閒居中的衛立煌。
這年11月，衛立煌出任中國遠征軍司令，因這支部隊有許多蔣介石心腹陳誠的人，為了「避嫌」，衛立煌沒有帶趙榮聲。趙榮聲回到燕京大學繼續深造。
1946年秋，趙榮聲大學畢業，聽說衛立煌新婚不久且準備出洋，便到重慶看望衛立煌。臨別之際，衛立煌囑咐趙榮聲留在上海、南京一帶，因為他確信自己不久就會回來，會有許多事要趙去做。
1947年10月，國共內戰進入關鍵時刻，蔣介石催促在國外的衛立煌回國，讓他去接替陳誠所擔任的國民黨軍在東北的主帥職務。此時，趙榮聲已由安徽回到上海，又來到蘭州，找到時任民國甘肅省主席的郭寄嶠，郭安排他到西北日報社擔任社長。
右派的經歷
中共建政後，趙榮聲被安排在工會系統工作，最初擔任全國總工會文教部負責新聞發佈的工作。由於他沒有任何介紹信或可以證明自己是黨員的證件，全總機關的黨總支讓他寫簡歷交組織審查，但趙認為自己奉命做統戰工作十餘年，衛立煌卻以「東北剿匪總司令」身份成為戰犯，又逃往香港，他自感有愧，沒有完成中共交代的任務，沒有任何成績，所以只寫了一份檢查，而黨總支也沒有承認他的組織關係。此後，趙榮聲被調到工人日報社工作。
反右運動後期，由於趙榮聲臥底的那一段歷史處於秘密狀態，無人知曉，在反右運動的重災區工人日報社，他「理所當然」地被劃為「右派」，下放山東，實行改造。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共組織複查了趙榮聲的歷史，趙榮聲得以恢復名譽。
離休前，趙榮聲是中國工人出版社的副社長。離休後，他相繼撰寫並出版了《回憶衛立煌先生》《沿着斯諾的足跡》《一二·九運動中的〈燕大周刊〉》《溝橋勞軍採訪記》《為了燃起大別山抗日救亡的烽火》《三十年代燕京大學黨的活動》等，他還編輯出版了《一二·九在未名湖畔》一書。1995年，趙榮聲因病去世。隨着時間的流逝，趙榮聲的經歷逐漸為中共內部所知。曾任勞動部副部長的劉子久在《憶少奇同志》一書中回憶了當年劉少奇安放「冷棋」一事，他說：「少奇同志斬釘截鐵地對那位有可能在衛立煌身邊長期待下去的同志說，你在那裏長期待下去就是勝利……」
謝和賡：紅色秘書的特別潛伏
謝和賡，1912年生，廣西桂林人。他當過許多人的秘書———馮玉祥的秘書、吉鴻昌的秘書、李宗仁的秘書、白崇禧的秘書，甚至是國軍大本營國防會議的秘書，以及國民黨中央軍委的秘書，等等。
奉命潛入桂系勢力上層
謝和賡早年在北平中國大學讀書。1932年底，「九一八」事變之後赴察哈爾抗日前線。翌年3月，他經馮玉祥部隊中的中共人士宣俠父的介紹，秘密加入中共。在抗日同盟軍中，謝和賡是一個三等兵。由於表現出眾，他被吉鴻昌委任為上尉秘書兼司令部教導隊教員，還先後擔任過馮玉祥和吉鴻昌的秘書。
察綏抗日同盟軍失敗後，中共派謝和賡潛回廣西，潛入桂系勢力的上層，宣俠父也隨同謝和賡去對桂系上層進行統戰。
行動之前，中共北方局向謝和賡交代了工作原則：一、站穩腳跟，調查和研究桂系上層的軍政情況;二、設法爭取接近李宗仁、白崇禧;三、秘密開展發動全國抗日的宣傳和鼓動工作;四、每月或兩個月寫信給天津吉鴻昌(其時已秘密加入中共)的飯店經理，隨便說幾句無關緊要的話，不用真名，作為與組織的聯繫方式。當時謝和賡的代號是「八一」，他只與宣俠父保持單線聯繫，直接受周恩來和李克農的領導。
在南下前，謝和賡手持吉鴻昌的信函，上泰山拜見了馮玉祥，馮玉祥也為謝和賡寫了一封介紹信。馮玉祥還答應給李濟深寫信，請李濟深向李宗仁和白崇禧推薦謝和賡和宣俠父。此前桂系在崛起過程中曾得到過馮、李的支持和幫助，於是看了他們的介紹信之後，李宗仁和白崇禧便對謝、宣有了一定的信任，決定留用二人。
1934年冬，謝和賡被派任廣西省工商局研究員及建設廳工商科一等科員。不久，他起草了一些計劃和章程，受到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嘉許。
隨即，謝和賡被授予一枚第五路軍總部的特別出入證章，憑此無須經崗哨通報，便可隨意出入李、白的住處。謝和賡感到時機已成熟，遂多次向李宗仁和白崇禧推薦同來的宣俠父，稱其此前在黃埔軍校以文武雙全著稱，又擅於做聯絡工作。於是，宣俠父被委任為廣西綏靖公署上校咨議。謝和賡和宣俠父在桂系站穩之後，常常在工作之餘去邕江江畔的臨江花園秘密接頭，彼此交換對時局的看法，商量應對之策，並向中共組織泄露有關情報。
建議白崇禧接受蔣介石「共商抗日大計」的邀請
1937年8月2日，蔣介石電邀白崇禧赴南京共商抗日大計。當時鑑於桂系與蔣介石嫡系的歷史恩怨，以及對形勢的判斷，李宗仁等反對白崇禧應邀前往，白崇禧舉棋不定。謝和賡連夜寫信給白崇禧，建議赴京。
白崇禧讀信，深覺其言之有理，遂決定如約飛赴南京，並要求謝和賡一同前往。中日大戰在即，白崇禧赴南京就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謝和賡則被白崇禧任命為其身邊的中校機要秘書，職責系處理日常文件和函電。不久，白崇禧又推薦他就任大本營國防會議秘書，其職責為在秘書長張群手下進行國防會議記錄和辦理相關事務。
是年10月，戰局愈加險惡，日軍業已開始向南京迂迴靠近。謝和賡通過自己的表現不斷獲得白、李的信任。不久，謝和賡被破格提升為上校。
11月，淞滬會戰國軍撤退轉移，上海淪陷，隨即日軍急攻南京。就在南京淪陷之前，謝和賡隨指揮部開赴戰時臨時首都武漢。
在桂林和美國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後，謝和賡隨第五戰區司令部撤往廣西桂林，隨即李克農也在桂林建立了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此時，由洪深、金山率領的上海抗戰演劇二隊也來到桂系所轄的第五戰區宣傳，而此前該隊在南京時，謝和賡曾奉命探望，他對演劇二隊的人員已非常熟識，特別是對隊中的女主角王瑩，更是別具情懷。王瑩是20世紀30年代活躍於劇壇、影壇、文壇的三棲明星兼作家，15歲時加入中共，又曾在上海藝術學院、復旦大學、暨南大學、中國公學等校讀書，還遠去日本留過學，因主演了夏衍創作的國防戲劇《賽金花》而聞名上海灘。
此時，李宗仁與夫人郭德潔邀請該隊來桂林演出，還打算由廣西省政府資助他們赴南洋演出，通過向華僑宣傳抗戰，募集抗日資金和物資。演劇二隊來到桂林後，更名為「中國救亡劇團」，他們的演出，深受廣西各界好評，而謝和賡更加成為追星一族，此時他對王瑩的情感終於釋放而出了。
謝和賡曾與白崇禧夫人馬佩璋的表妹杜榮結婚，但兩人沒有感情基礎，所謂志不同道不合，結婚不及一年，就分居了，僅僅維持着一樁婚姻關係。謝和賡接觸到王瑩之後，心有所屬;而王瑩也鍾情於這位英俊的青年軍官，並十分同情他的境遇。謝和賡和王瑩陷入熱戀後，在社會上和黨內，許多不知內情的人們卻對他們提出了非議。
此後，太平洋戰爭爆發，當時為了爭取美國支持中國抗戰，中國政府向美國派遣了一批留學生，謝和賡和王瑩兩人也被推薦到美國留學。
行前，周恩來分別與謝和賡、王瑩談話，周恩來說：「你們的戀愛關係完全正當，到了美國後，希望你們相依為命，互相學習，真誠相愛。但為了工作，小謝還不能解除舊的婚約，在舊關係解除之前，(你們)暫時不能結婚，也不能同居。這是中央的規定。」
1942年，謝、王兩人分別以國民政府海外部海外視察員、學習員的身份赴美留學，其間他們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和指示，只以友人身份相處。中共建政後，謝和賡收到家人寄來的其與前妻離婚的判決書以及刊登有前妻與他離婚通告的《桂林日報》，才於1950年2月和王瑩正式結婚。
在美國，謝和賡先後在美國世界事務學院、美國西北大學、費城州立大學研究院學習。王瑩則先後在貝滿學院、耶魯大學學習，另外她還去鄧肯舞蹈學院學習過舞蹈。其間，謝和賡曾接辦了美國華僑報紙《紐約新報》，任代總編輯一職，負責翻譯和撰寫社論的工作。王瑩則被推選為中國代表參加了世界青年學生代表大會，還組織一個中國劇團，並首先應羅斯福總統夫婦的邀請，專程到白宮演出，隨後又率團到美國各地巡迴演出。
1954年冬，美國「麥卡錫主義」盛行，謝和賡和王瑩此時的中共身份已經暴露，他們被美國移民局扣押，並被投進艾麗絲島的監獄，並拒絕加入美國國籍。
在「文革」中
他們的狀況被周恩來得知後，周恩來馬上指示中共外交部通過第三國向美國進行交涉，並以在韓戰中被俘的美國戰俘來換回兩人。1955年新年，謝和賡和王瑩回到了北京，隨即受到周恩來和董必武等人的接見。周恩來說：「你們夫婦倆光榮地完成了黨交給你們的使命，對革命事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歸國後，謝和賡曾任《世界知識》雜誌的高級編輯兼歐美組組長等職，還曾被調到外交部工作;王瑩則在北京電影製片廠擔任編劇一職。
1957年，謝和賡因在「鳴放」期間提出「中南海應向老百姓開放」的意見，被劃為「右派」分子，流放到北大荒勞改。由於周恩來和董必武的出面干預，一年後他得以重返北京。1966年「文革」爆發，此前因江青早年在上海時曾與王瑩爭演話劇《賽金花》主角一事，江青對王瑩有積怨。不久，王瑩、謝和賡以「美國特務」的罪名，被關入秦城監獄。1975年春，當時重病在身的周恩來得知了他們的情況後，遂指示有關部門將謝和賡釋放出獄治病(在被關押了8年之後，謝和賡已兩耳失聰，不能言語，又喪失了思維能力)。此時，王瑩已死於獄中。
謝和賡和王瑩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得到「平反」，此後謝和賡仍在外交部工作，直至去世。
閻又文：傅作義身邊的深層潛伏者
閻又文，1914年生，山西榮河(今萬榮縣)人，於1934年考入山西大學法學院，其間曾參加過由中共地下黨員杜任之、張友漁等主持的中外語文學會。
絕密單線
抗日戰爭爆發後，閻又文原計劃去延安，後來按照邢西萍(徐冰)的安排，改赴同鄉傅作義的部隊中工作。閻又文是傅作義的小同鄉，才華出眾，文筆鋒銳，傅作義非常賞識他，讓他跟隨自己，做自己的私人秘書。不久，國共兩黨達成正式合作，部分國民黨部隊依照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的做法，邀請中共派人到部隊中從事政治工作，當時中共中央特派員潘紀文奉命潛入傅作義部隊中，潘不久即發展閻又文秘密加入中共。
1939年下半年，由於抗戰局勢，當時傅作義對中共的態度發生了一些變化，在其部隊中的共產黨政工幹部被「禮送出境」。由於事出緊急，中共黨組織來不及作出相應的安排，閻又文自此與中共失去了聯繫。在傅作義身邊，閻又文逐漸升任至少將新聞處長、奮鬥日報社社長、華北「剿匪」總司令部政工處副處長等職。
抗戰結束後，當時在陝北保安處工作的王玉接到了上級交派的一個任務：馬上到綏遠傅作義部隊中去尋找一個名叫閻又文的中共地下黨。而此時閻又文失去聯繫將近7年了。1946年過年過後，王玉來到了包頭，經過探查，他打聽到了閻又文的下落。在王玉動身之前，邊區保安處的領導曾交代說：找到閻又文後，一定要與閻又文建立絕密的單線聯繫，決不允許和任何地方組織發生關係;此外，通過閻又文了解和掌握傅部的情報，特別是了解和掌握傅作義和蔣介石的關係，至於其他的，一律不要搞，以免增加暴露的風險。
此次與閻又文聯繫，也只有王玉一個人，據說當時即使在中共區知曉閻又文真實身份的，也只有邊區保安處和中央社會部的幾個人，這條情報線實際上就是幾個人：閻又文—王玉—羅青長、李克農。後來閻又文的真實身份難以被世人知曉，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隨即，王玉聯繫上了閻又文。當時，閻又文已是國民黨軍第十二戰區政治部副主任，上校軍銜，是傅作義的機要秘書，深得傅作義的賞識和信任。但凡傅作義主持的軍事和政治會議，都由閻又文負責記錄;傅作義的重要電報、文件及講稿等，也都由閻又文起草。閻把傅作義的軍事實力、作戰計劃、師以上將領的情況，以及傅和蔣的矛盾等源源不斷地匯報給了王玉。閻又文特別提醒王玉：傅作義部很可能會進攻綏東地區。
隨即，王玉馬上找到駐紮在綏東豐鎮的中共華北野戰軍某部，將這些信息報告給了部隊高層，但後者表現出姑妄聽之的態度，以為這是對傅作義的軍事力量估計得太高了。
後綏東戰役傅部前鋒相繼佔領了集寧、豐鎮、陽高、張家口等地。當時李克農曾批評性地總結說：華北戰場解放軍的初期失利，敗就敗在對情報的不夠重視。此次戰役後期，華北野戰軍對傅部採取了避其鋒芒的戰略撤退措施，未與之發生大規模的戰鬥。若干年後，羅青長對此這樣評價說：當年閻又文的情報對我華北野戰軍免受更大的損失起了重要的作用。
替傅作義寫致毛澤東的檄文
1946年7月31日，解放軍攻大同一城終未能攻克，集寧又遭失守，而且張家口又處於傅部兩面夾擊之下。傅部一路高歌，相繼攻下卓資山、集寧、豐鎮，矛頭直指中共在華北地區佔領的最大城市張家口。此時的傅作義命令閻又文寫一封致毛澤東的公開信，表示要「長自己的志氣，滅共黨的威風，同時也給蔣公顯示我們的態度」。
對此，閻又文遇到了自己人生中最艱難的一個選擇：寫，還是不寫?閻又文馬上讓王玉向中共中央請示，王玉迅即向延安進行了匯報。閻又文得到周恩來的直接指示：「這封信一定要寫，而且要罵得狠一些，要讓傅作義和他的官兵興高采烈、得意忘形，也讓我們的指戰員看後在戰場上恨不能把敵人一口吃掉。」
1946年9月20日，傅作義部隊的機關報《奮鬥日報》刊登了這篇《致毛澤東的公開電》。第二天，南京《中央日報》迅速加以全文轉載，其大字標題是《傅作義電勸毛澤東，希接受教訓，放下武器，參加政府，促進憲政》。閻又文施展其才華，把這篇傅作義致毛澤東的檄文寫得洋洋灑灑，言語犀利。其實公開信着筆之前，已經通過周恩來得到了毛澤東的首肯。
1949年中共佔領北平後，傅作義、鄧寶珊赴西柏坡拜會毛澤東，閻又文隨行。當傅作義見到毛澤東時，慚愧地說：「我有罪。」毛說：「你辦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會忘記你的。」隨後，有人向毛澤東引見傅作義身後的閻又文時，毛澤東笑着說：「閻又文，你的文章寫得很好啊!」
暗戰北平袁多次統戰傅作義
至1947年底，傅作義已升任華北「剿匪」總司令，坐鎮北平。當時，他不但有20萬嫡系部隊，還擁有華北地區40萬蔣介石嫡系部隊的指揮權。翌年5月，李克農命令王玉速到北平再行聯繫閻又文。此時閻又文的臥底任務是搜集傅部的戰略情報，這包括傅作義的政治動向，國軍華北地區的軍事力量和作戰計劃，傅和蔣的關係，等等。在與王玉接頭後，閻又文將王玉以《平明日報》記者的身份安排住進了北平飯店。
而此時的閻又文除了仍是傅作義的秘書之外，其軍銜已升至少將，同時兼任華北「剿匪」總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政工處副處長、新聞處處長和新聞發言人等。至於王玉和閻又文的具體聯繫，是每周六閻又文在北海漪瀾堂主持中外記者招待會時，王玉持記者證參加，而有關的絕密情報遂通過這一公開的場合被秘密傳送出去。
1948年10月，遼瀋戰役接近尾聲，當時中共的擬先奪取歸綏，攻克太原直至山西全境，然後一舉解決華北的傅作義集團。關鍵時刻，李克農再派王玉潛入北平，並限他兩個星期拿到傅作義的作戰計劃，最遲也不能超過三個星期。然而，僅僅一個多星期之後，王玉就回來了，他從閻又文那裏帶回了傅作義的詳細作戰計劃。這份情報牽一髮而動全身，對華北乃至全國戰局都起到了重要影響。隨即，根據閻錫山死守太原、傅作義部隊高度機動等情況，毛澤東指示東北野戰軍迅速入關，並指示華北野戰軍撤圍歸綏、緩攻太原，以此迷惑和穩住傅作義。同時，對在淮海戰場上已經被包圍的杜聿明集團也暫緩攻擊。
1949年1月，根據傅作義對戰和仍不明朗的態度，解放軍佔領天津，切斷了傅作義海上逃跑的路線。10日，閻又文又接到王玉發來的指示：迅速了解傅作義的動向。閻認為傅作義的動向可能是：一、南逃會蔣，在長江一線駐軍;二、往西線而去，投靠西北馬家軍;三、固守北平，與林彪部隊決戰於此。不過，傅猶疑不決，決心難下。此時，閻又文力勸傅，其部非蔣嫡系，投靠蔣絕非上策;如與西北馬家軍會合，如今北平已被共軍百萬大軍所包圍，此路顯然不通;與林彪決戰，則分明是絕路，況且北平這座文化古城將遭到毀滅性破壞，敵我雙方都將成為千古罪人。那麼，不妨尋找第四條出路，與城外的共產黨談判，尋找轉機。傅作義對此仍猶疑不定。在此間隙，根據中共指示，閻又文配合各路人馬，如鄧寶珊、傅冬菊、劉厚同、何思源、杜任之等，對傅作義展開攻心戰，終於使傅作義決定派代表與中共和談。
隨即，閻又文代表傅作義參與雙方的和談。1948年12月25日，在傅作義戰與和尚不明朗的時候，新華社公開宣佈了一份以蔣介石為首的43名國軍頭等「戰犯」的名單，其中有傅作義的名字。對此，傅作義心裏十分在意。此時，閻又文對傅作義進行了許多勸導工作。他說這是「周瑜打黃蓋」，即「蔣介石對你不率部南撤肯定會生疑，而華北丟了再去南方，蔣不會饒過你。共產黨正在和我們和談，這時把你和蔣綁在一起，應該是為了解除蔣的懷疑」。後中共密使很快轉來了一封毛澤東親擬的電報，電報告訴傅作義：「我們這樣一宣佈，你在蔣和蔣的部隊面前地位加強了。你可表示堅決打下去、別無出路，暗裏和我們談好，和平解放北平。」
此後雙方的秘密和談重新開始，閻又文受命作為談判代表，對談判過程進行了詳細記錄。回到北平後，他把與葉劍英的談話記錄交給傅，傅看後沉思良久，說：「看起來，事到如今，只有放下武器這條出路了。」
1949年1月22日，閻又文以華北剿匪總司令部政工處副處長的身份，在中山公園水榭舉行了最後一場中外記者招待會。他代表傅作義宣讀了《關於北平和平解決問題的協議書》，以及傅作義的文告。此後的1月31日，中共佔領北平。2月2日，傅作義偕鄧寶珊、閻又文赴西柏坡拜會毛澤東。在那裏，閻又文第一次見到了自己的直接上級領導羅青長，並正式恢復了自己的組織關係。不過，當時他的真實身份仍未公開，仍繼續協助完成傅作義部隊的改編的工作。
中共建政後，閻又文隨傅作義部隊接受改編。此後，他由水利部部長傅作義點名，調任水利部辦公廳主任。再後，又任水利部農田水利局副局長。不過閻又文的真實身份仍然沒有公開。
1961年，閻又文奉命調至農業部，曾任糧油生產局局長。其時正值全國大饑荒，主管糧食生產的閻又文，其壓力可想而知。由於常年在全國各地奔波，終積勞成疾，於1962年9月25日逝世，葬在北京八寶山公墓。
阿波羅網改編自中共黨媒《黨史博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