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才，在《搜狐新聞》看到新華記者呂慶福、謝佼撰寫的一篇題為《三問四川校園事件：拿出事實究竟要多久》文章。細讀之後為兩位記者點讚之餘，也想到了許多······
新華社記者在《三問四川校園事件：拿出事實究竟要多久》一文的第三問——」當地究竟在緊張什麼「中寫道：
「前方記者4月3日趕到當地展開調查。在距離太伏鎮數公里外，車就被攔下，兩輛警車攔住路口，禁止一切車輛進入。記者迂迴步行數公里才進鎮，在太伏中學門口看見街上站滿了人，一排戴着頭盔的警察將人隔開，學校大門兩邊有上百名警察將人隔開。
瀘縣政法委書記李盛春對此解釋，說是怕趕集出現意外而採取的應急措施，旁邊另一名幹部則改口說是演練。
這樣的不能自圓其說，讓當地警力的使用變得尷尬。難怪當地居民會憤怒：『宿舍監控錄像調出來看了嗎？屍體你們說是從高樓墜落身體的位置與傷口是否吻合？這些你們不去做，警力全用去封路了？』
嚴密防範讓記者感覺到無形壓力，所到之處都有人『陪同』。當記者提出採訪死者母親時，縣政法委書記李盛春表示找不到人，問手機說沒有死者母親電話，問地址說不清楚地址。
4月4日，記者好不容易突破制約跑了20多公里村道前去採訪死者的爺爺奶奶和同學時，被跟隨的『尾巴』招來一批鎮村幹部，實施各種暗示威脅干擾，迫使採訪對象不敢說真話。而記者被當地的種種電話騷擾則更是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
記者從側面了解到，警方正在積極做死者母親工作。不給記者提供方便，或許另有隱情。
警力的高度防範，讓當地群眾覺得很不理解：『造謠傳謠的你們不是抓了很多嗎？現在究竟是什麼情況？你們在害怕什麼？』
記者向縣委宣傳部部長陳佳、縣政法委書記李盛春提問，問及網民關心的案發前是否有報案行為、證明不是他殺的證據是什麼、是否存在霸凌現象等問題時，兩位地方領導一致表示，這是網上謠言，根據法律，當地有理由不予回應。」
讀了新華社記者呂慶福、謝佼上述文字後，不禁為兩位記者的良心和職業操守點讚。然而，看到：「記者好不容易突破制約跑了20多公里村道前去採訪死者的爺爺奶奶和同學時，被跟隨的『尾巴』招來一批鎮村幹部，實施各種暗示威脅干擾，迫使採訪對象不敢說真話。而記者被當地的種種電話騷擾則更是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這段文字，也不禁一陣悲憤，一陣無奈：連新華社記者都遭「禮遇」，當地媒體對此事一直噤若寒蟬就可想而知了。
一面斥責網民「造謠」，一面派「尾巴」跟蹤新華社記者，「實施各種暗示威脅干擾，迫使採訪對象不敢說真話」。瀘州人民公僕們這一套，究竟是從哪學來的？
前天，看到死者母親在微信中揭露她已被「監控」，呼籲網民們關注她。瀘州的人民公僕們當然也就會說這是「造謠」。既然是「造謠」，為何新華社記者也無法找到她？不會又說她害怕見記者、見生人吧？
看了新華社記者上述文字後，也讓我取消了「臨陣退卻」的念頭——自瀘州太伏中學事件發生後，網上輿情洶湧，各種傳言四起。然而瀘州當局卻屢屢聲稱有些人在網上造謠，並說抓捕了多個」造謠者「。為了解真相，也基於另一原因：多少年來，某地一旦發生發生重大事件引發網絡轟動後，縱然官媒如實、客觀報道，也極難讓網民信服。所以，昨天中午考慮再三，決定前往瀘州事發地作一番調查了解——我這些年經常去瀘州，在瀘州有不少朋友，試圖通過他們的協助了解到事件的真相，並如實作出報道。為此，我定好了4月6日11點20分深圳飛往瀘州藍田機場的機票。並告知了瀘州一些朋友。然而，看了兩位新華社的文章後，我立馬退了機票。並告知了瀘州的朋友。
臨陣退卻，並非害怕去到被咱們的僕人同志們弄進小黑屋裏與蚊子、臭蟲為伴，而是基於當地的「嚴密防患」，去了白跑一趟——連新華社記者去到都四處有人「陪同」、「被當地的種種電話騷擾則更是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被訪者無人敢講心裏話，我等除了能拿出一張「居民身份證」、啥證件都拿不出的人，去到之後能了解到什麼情況可想而知！
所以，這次瀘州校園事件，為新華社記者點讚之餘，也想到太多：瀘州僕人同志們處理各類事件的態度，絕非孤立的，而是「司空見慣尋常事」。所以，僅斥責瀘州的「人民公僕」們沒多大意義！唉，不說太多了，否則又成白毛女的爸爸——楊白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