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建黨初期與幫會有過長期合作的經歷，而解放軍進軍上海和四川等地時還一度得益於幫會勢力的中立或起義，若此時貿然宣佈與幫會決裂，可能給人「背信棄義」之嫌。他還反覆強調：「不要四面出擊，不可樹敵太多，要分清輕重緩急」。
1961年，毛澤東在廬山（圖源：VCG）
新政權甫一穩定，即對秘密統治中國的地下社會予以雷霆一擊。至此，延續數百年的幫會在中國大陸被徹底消滅了。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發佈羅瑞卿起草的《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由此掀起了全國鎮壓「會道門」的高潮。
在這個指示中，曾經一度在鎮反之外的「會道門」組織也在打擊之列。解放之初，共產黨集中精力進行剿匪肅特運動。儘管部分幫會出於種種原因，與新政權有過對立行動，但在這一過程中，共產黨並沒有將幫會作為重點的鎮壓對象。而這一指示的出台，正式表明了共產黨幫會政策的改變。
作為共和國首任公安部長，羅瑞卿不僅推動了此次政策的轉變，而且親自指揮全國公安系統取締「反動會道門」，短短几年便徹底埋葬了延續數百年的幫會勢力。
風暴前奏
事實上，早在《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亦稱「雙十指示」）之前，對「會道門」的處理已經開始了。羅瑞卿奉命組建公安部（1949年7月）之前，華北、東北和西北等老「解放區」就已經將幫會組織定性為「封建迷信組織」和「反革命組織」，予以取締。
1948年2月20，中共中央東北局發出《關於取締封建會門的指示》指出：「應該教育群眾，反覆說明秘密封建會門的組織是國民黨特務及地富、反革命分子操縱利用的工具……」。
1949年1月4日，華北人民政府發佈《解散所有會門道門封建迷信組織》的佈告，提出「自佈告之日起，所有會門道門組織，應一律解散，不得再有任何活動」。
……
1949年8月14日，公安部開始辦公。在羅瑞卿的直接領導下，老「解放區」取締封建會道門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進展。「若干地區……取締封建幫會（主要指青紅幫）、會道門（主要指一貫道）也做出了一些成績。……東北的取締一貫道，天津的打擊封建幫會頭子爭取幫會群眾的工作，均有了若干成效，基本上打垮了這些反動組織。」（1949年11月1日，羅瑞卿在第一次全國公安會議上的講話）
雖然在北方老「解放區」的工作成績斐然，也積累了經驗，羅瑞卿卻遲遲沒有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取締會道門的工作。這固然與全國各地特務、土匪活動猖獗，公安部門無暇顧及會道門有關，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共中央，特別是毛澤東的態度。
「不可樹敵太多」
建國前後，面對各級公安部門鎮壓反革命的強烈要求，毛澤東一度「不夠積極」（楊奎松《新中國鎮壓反革命運動研究》），並把幫會組織排除在「反革命分子」之外。
毛澤東的顧慮從何而來？
一方面，中共與幫會有過長期合作的經歷，而解放軍進軍上海和四川等地時還一度得益於幫會勢力的中立或起義，若此時貿然宣佈與幫會決裂，不僅給人「背信棄義」之嫌，還可能引發幫會勢力的強烈反抗，嚴重威脅尚不穩固的新政權。
對毛澤東而言，幫會其實並不陌生。早在建黨之初，他就發現了幫會這個特殊的社會力量。他認為，這些幫會組織是「他們（遊民無產者）的政治和經濟鬥爭的互助團體」，「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鬥，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
事實上，正是因為確定了團結、利用幫會的策略，中國共產黨才在短短几年時間裏，掀起了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高潮。
1922年，在毛澤東的指導下，李立三打入紅幫內部，成功發動了安源路礦工人罷工。隨後，包惠僧、陳潭秋同樣藉助幫會勢力發動了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而李立三套用安源罷工的經驗，打入青幫組織，在上海掀起了五卅運動。
工人運動離不開幫會，農民運動也不例外。20年代初，彭湃通過爭取三點會首領黃星南，成功領導了海陸豐的農民運動。而毛澤東指導下的湖南農民運動，也充分利用了哥老會的力量。
在此後的二十多年裏，雖然與幫會勢力一度有過矛盾與衝突，但共產黨聯合幫會共同對敵的政策一直沒有大的改變。在抗日戰爭和後來的國共內戰中，共產黨都曾得到了幫會勢力的擁護和幫助。1949年9月，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上，洪門領袖司徒美堂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兼中央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並與毛澤東等國家領導人一起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了「開國大典」。
共產黨與幫會長期合作的歷史固然重要，但它還不是困擾毛澤東的根本原因。
由於剛剛誕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聯合政府，就使得對付反革命的問題變得十分複雜。1949年初，毛澤東在對蘇聯人解釋他的想法時就明確講過這個問題，他說：如果建立一黨政府，這樣做就容易得多；如果建立聯合政府，那就「必將帶來麻煩」，因為共產黨必須要顧及其他政黨的態度，而不能簡單地依據自己的意願來行事。
1950年6月，中共中央七屆三中全會，毛澤東在書面報告中肯定了鎮壓反革命的必要性，但在口頭解釋這個報告的思想時，卻明確告訴與會者，當前一切工作的重心，還是在「為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
對於全黨都十分關注的肅清反革命工作，他解釋說：在土地改革中，我們的敵人是夠大夠多的。而現在我們跟民族資產階級的關係搞得很緊張，失業的知識分子和失業的工人也不滿意我們，還有一批小手工業者，包括一部分農民也不滿意我們。
因此，毛澤東反覆強調：「不要四面出擊」，「不可樹敵太多」，要分清輕重緩急，「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進攻。」
千載難逢的機會
然而，隨着朝鮮戰爭爆發，北韓人民軍迅速敗退，中國被迫入朝作戰，徹底改變了肅反工作緩慢推進的局面。
1950年10月8日，毛澤東代表中央軍委命令東北邊防軍改組為人民志願軍，準備入朝參戰。第二天，毛澤東就把羅瑞卿、彭真等人請進了中南海。毛澤東說，中央軍委已經決定出兵朝鮮。但是，國內還廣泛存在國民黨殘餘勢力，特務、土匪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活動猖獗，想聽聽公安部的打算。
羅瑞卿回答說，公安部已研究決定，對反革命分子需要「殺一批，關一批，管一批」。對此，毛澤東很滿意，要求羅瑞卿與彭真連夜起草一份鎮壓反革命的文件，這就是著名的《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
與此前的「消極態度」不同，毛澤東對這次鎮反運動非常關注。他對公安部長羅瑞卿解釋說，在此之前為什麼不能大量地鎮壓反革命？是因為時機不成熟，我們的財經問題還沒有解決，同資產階級的關係還比較緊張。如果我們在那個時候提出大量鎮壓反革命，是不合適的。現在情況不同了，財經問題基本解決了，抗美援朝戰爭也打起來了，因此，「你們不要浪費了這個時機，鎮壓反革命恐怕只有這一次，以後就不會有了。千載難逢，你們要好好運用這個資本，不僅是為了殺幾個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為了發動群眾。」（《羅瑞卿，在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報告》）
與此同時，劉少奇也說：「抗美援朝很有好處，使我們的很多事情都好辦（如搞土改，訂愛國公約，搞生產競賽、鎮反等）。因為抗美援朝的鑼鼓響起來，響得很厲害，土改的鑼鼓、鎮反的鑼鼓就不大聽見了，就好搞了。如果沒有抗美援朝的鑼鼓響得那麼厲害，那麼土改（和鎮反）的鑼鼓就不得了了。這裏打死一個地主，那裏也打了一個，到處鬧」，「很多事情不好辦」。（《劉少奇在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報告》）
言下之意，即使沒有韓戰，幫會勢力作為反革命勢力的一部分，依然會被剷除，差別僅僅在於時間的早晚。
佈局
「雙十指示」發出後，羅瑞卿立即組織公安部全面落實鎮反運動，消滅幫會勢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工作。
1950年10月16日，在第二次全國公安會議上，羅瑞卿說：「華北有的黨支部領導權已經落入會道門之手，民兵中亦有會道門……山西就有一百萬人」，並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一是我們抗美援朝的方針，更便於進行肅反；二是黨委領導要加強；三就是不要搞」左「了，要有計劃、有秩序地去做，不要誇大敵人。」
按照羅瑞卿的計劃，鎮反運動分為三個階段。1950年10月--1951年10月為第一階段，配合土地改革，集中力量打擊土匪、特務、反動黨團及惡霸勢力，在老「解放區」開始取締反動會道門。1951年10月到1952年10月為第二階段，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內部肅反，清除政權內部的反革命分子。在新「解放區」則以打擊反動道會門頭子為主，結合肅清特務、土匪、惡霸、反動黨團骨幹。1952年10月-1953年10月為第三階段，主要的任務就是徹底取締反動會道門，消滅反革命勢力滋生的社會土壤。
根據這一思路，羅瑞卿決定首先在老「解放區」完成取締會道門的工作。在他的指導下，1950年11月12日，山西省展開統一行動，全面取締會道門。幾天之內，逮捕了點傳師以上職業道首2050人，破獲密室暗道93處，繳獲沒收大批反動文件與糧食財產，「給了一貫道領導機關以摧毀性的打擊」。
隨後，羅瑞卿又親自指揮，在北京市發動了取締一貫道的行動。經過兩個月的運動，登記點傳師720人、壇主4775人、三才663人；封閉大小壇1283處，聲明退道者17.8萬餘人。
經過一期鎮反，老區的幫會勢力基本被取締。
幫會的末日
運動伊始，為避免出現「左」的偏向，造成鎮反擴大化，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本人都比較謹慎。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也為鎮反運動提供了法律依據。但是，隨着朝鮮戰場上的節節勝利，毛澤東開始對鎮反運動產生了不滿情緒。而羅瑞卿的南巡報告，又進一步加深了毛澤東的判斷。
相對於北方老「解放區」，南方新「解放區」的鎮反運動進行得困難得多。為了考察和指導南方地區的鎮反運動，從1951年2月開始，羅瑞卿連續出巡江西、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江蘇、浙江等地。在考察中，他認為，南方各省對鎮反運動的認識普遍不足，對反革命的鎮壓力度不夠。
毛澤東對鎮反運動的不滿很快就影響到了羅瑞卿後來的工作。
1951年1月到4月，毛澤東多次下達指示：「對匪首、慣匪、惡霸及確有證據的重要特務和會門頭子，應當放手殺幾批」（《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他甚至「計算」出了一個各地應處決人犯的比例：「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毛澤東致小平、漱石、子恢、劍英、仲勛同志並告一波、高崗同志電》）。隨即，各地區及省、地、市領導人紛紛表態擁護，主動多報處決人犯計劃。
在毛澤東的推動下，鎮反運動很快就躍出了法律的框架，出現了嚴重的擴大化。雖然4月以後，毛澤東本人意識到了這一問題，羅瑞卿也在1951年5月10日召開的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上的報告，反覆強調要「適當收縮」，控制殺人數字，並將「捕人批准權一律收回到專署一級，殺人批准權一律收回到省一級」，但並未從根本上制止各地亂殺多殺的問題。
到1951年10月，為期一年的第一期鎮反運動中，全國共抓捕262萬人，處決71.2萬人，關了129萬人，管制120萬人。從1950年10月到1951年底，總計「各地在判處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中，土匪頭子、慣匪佔34%強；城鄉惡霸分子佔26%強；反動會道門頭子（主要是一貫道）佔20%；特務分子佔15%；其他反革命分子佔4%」（《兩年來的政法工作》）。如果這組數據準確的話，在一年多的鎮反運動中，幫會組織至少有14.2萬人被處以極刑。
然而，這一切才剛剛開始。
在前兩期的鎮反運動中，只有老「解放區」的幫會勢力被徹底取締，新「解放區」只鎮壓了幫會頭子，大量的幫會組織尚未徹底清除。
1952年10月12日，羅瑞卿在第五次全國公安會議上明確表示「認真做好取締反動會道門工作，是此期（即第三期）鎮反的中心，也是鎮反徹底勝利的重要標誌。」1953年底，第三期鎮反運動基本結束。但各地的鎮反運動卻沒有完全停下來，直到1956年左右才陸續結束。
經過三期鎮反，一貫道等「反動會道門」被政府取締，而袍哥、青幫、洪門等幫會組織則「無形解體」。至此，延續數百年的幫會在中國大陸被徹底消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