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利比亞。
利比亞內亂很快變成了戰爭。內亂開始後的三個星期，我被綁架了。
當時我和三位同事——泰勒·希克斯、安東尼·夏迪德、史蒂夫·法瑞爾正在報道一場由利比亞民眾發起的反政府內戰，卡扎菲把記者也視為敵人。我們的車撞上了一個哨崗。司機穆罕默德只有22歲，是個話不多的工程學學生。現在，我們的命運掌握在卡扎菲的士兵手中，我們的手腳被綁住、蒙着眼睛。
有人把我推進一輛汽車的後座，恐懼讓我口乾舌燥，繩子勒着我的手腕，使我雙手發麻，手錶嵌進了皮膚。一個士兵打開車門坐到我身邊，看了我幾秒鐘，我能感到他在盯着我，卻不敢抬頭去看他的眼睛。有一瞬間我以為他來給我喝水，可他卻舉起拳頭狠狠地打我的臉。
我的眼淚湧上來，不是因為痛苦，而是因為他的不尊重，我害怕接下去會發生什麼，我從沒見過一個阿拉伯男人竟然會如此不自重，毆打一個被綁住雙手、毫無自衛能力的女人。
人生第一次害怕會遭到強姦
我在伊斯蘭世界工作了11年，人們對我的熱情和善意無可比擬，他們想盡辦法給我食物，讓我有地方住，保護我遠離危險，現在我卻害怕這個人會對我做什麼。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害怕會遭到強姦。
史蒂夫被推進車裏，坐在我旁邊，我輕鬆了些。士兵圍在汽車周圍，大笑着看着我們，好像我們是關在籠子裏的猴子。他們在說阿拉伯語，還好我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
我看見泰勒和安東尼在距我6米的另一輛車裏。泰勒和我是高中同學，我們13歲時就認識，他熟悉的勇敢而鎮靜的神情讓我感到安慰。
我不知道時間是怎麼過去的，我鼓起勇氣張望了一下我們自己的車，那輛金色的四門汽車車門開着，一個士兵把我的物品扔到行人路上。駕駛座的門旁邊趴着一個青年，一動不動，他穿着一件豎條紋的汗衫，一條手臂伸開着，似乎是死了，我肯定那是穆罕默德，內心充滿罪惡感。無論他是在交火中被打死還是卡扎菲的人把他處決，都是我們殺了他，我們為了一篇報道而不顧一切。我哭起來，一時難以平靜。正在這時一個士兵把一個手機舉到我耳邊。
「說英語。」他說。
「薩拉姆阿勒庫姆（阿拉伯問候語）。」我輕輕地說。
一個女人用英語對我說：「你這條狗，你這頭驢子。穆阿邁爾·卡扎菲萬歲！」
我不知是怎麼回事。那個士兵命令道：「跟我妻子說話。」
「薩拉姆阿勒庫姆。」我重複。
她頓了頓，或許是在思索為什麼一個女人會對她說她們的問候語。「你是狗，你是驢……」
我說：「我是記者，《紐約時報》的記者」。
士兵把電話從我耳邊拿開，輕柔而喜悅地對他妻子說話，他笑着，對他今天的娛樂很滿意。
我們被綁着在車裏坐了幾個小時，炮彈像雨點似的不斷落在我們附近。天漸漸黑了，反政府武裝的進攻愈加激烈，子彈在汽車周圍呼嘯。泰勒設法把手腕從電線的捆綁中掙脫出來，一個有同情心的士兵解開我的手。我們躲在車門旁找地方掩護，史蒂夫和安東尼很快跟上來。我們像沙丁魚似的蹲在地上，擠在一起。
一陣尖銳的爆炸聲停下後，泰勒說道：「有坦克，還有機槍。」每次聽到爆炸我們都心驚膽戰，擔心會被彈片或子彈擊中。經過我們的請求，幾個心地善良的士兵拿來了一個薄墊子鋪在路中間，讓我們躺在上面。
沒有人知道這裏的指揮官是誰，只聽說我們會被送去見「博士」，一些士兵後來把他稱為穆塔西姆博士——卡扎菲一個兇殘的兒子。他的每個兒子都有各自的民兵隊，每個民兵隊都有各自的規章，我行我素。
凌晨4點，我們被叫醒了，能聽到附近士兵的談話。安東尼有一半黎巴嫩血統，是我們之中唯一會說阿拉伯語的人，他集中注意力聽他們在說什麼。「反政府武裝在附近聚集起來了，軍隊要把我們送到更安全的地方。」
「還有希望。」我說。
幾個士兵朝我們走來，逐一蒙上我們的眼睛，把手綁到背後。一個強壯的士兵像拎枕頭似的把我拎起來，放到一輛裝甲車裏，這輛車看起來像一個鐵皮甲殼蟲。我儘量不動，不讓別人注意到我，此時我感到一個士兵也上了車，把他的前胸緊緊貼在我的後背上。周圍動靜很大，很快我就聽到史蒂夫的聲音：「每個人都在嗎？」
我們一個接一個回答說「在」。
裝甲車開動了，不出幾秒鐘，貼着我的士兵便開始在我身上摸來摸去，我祈求他不要發現我錢包里的護照。我扭動着身子，央求他：「拜託，不要這樣，拜託，我結婚了。」他用幾隻鹹鹹的手指堵住我的嘴，讓我不要說話，然後繼續在我身上摸來摸去，我的嘴唇能感覺到他手指上的鹽分和泥土。
我知道那輛裝甲車裏坐着的全是男人，這是部隊運輸士兵時常用的車輛，可我不知道再過多久才會有人來救我脫離這酷刑。我聽見我的一個同事痛苦的呻吟，開始我以為是安東尼，後來才知道是史蒂夫，他的屁股坐在一把刺刀上，不過刺刀沒有刺穿他的褲子。我們都在經受折磨。
我說：「拜託，你是穆斯林。我結婚了，拜託！」他不理睬我的話，他的手在我胸口摸了30多分鐘，直到另一個士兵把我拉過去，他想讓我免受騷擾。手指帶鹹味的傢伙把我又拉回去，「拯救者」又把我拉過去。有人還有良知。
裝甲車放慢了速度，停在路邊，車門打開，有人用力把我推下車。我們被推進一輛豐田陸地巡洋艦里，仍被綁着手、蒙着眼睛。安東尼在大聲呻吟。他的聲音十分痛苦：「我的肩很痛，我的手臂被綁得太緊了。」
我的肩也很痛，車禍後我肩上墊着矯正鎖骨的鈦鋼板。安東尼和史蒂夫開始用半生不熟的阿拉伯語和一個士兵說話，請他把我們的手綁在身前，而不是背後。
士兵一一解開我們的手臂，我立即感到輕鬆多了。坐在車裏時我異常平靜，我的手現在綁在身前，離同事很近，希望整個晚上我們都能在一起。
劫匪撫摸着我的臉說，你今晚就會死
我在蒙眼布下閉起眼睛，試着放慢呼吸，不去考慮我的恐懼、口渴和尿意。正在這時，我感到有人撫摸我的臉，像戀人般的撫摸，他慢慢地撫過我的臉頰、下巴和眉毛。我把臉埋在腿間，他溫柔地把我的臉抬起，繼續輕輕地撫摸着。他摸着我的頭髮，用低沉而平和的聲音反覆對我說着同一句阿拉伯語。我低下頭，不去理睬他的觸摸和話語，因為聽不懂他在說什麼。
「他在說什麼，安東尼？」
安東尼沉默了一會兒說：「他在告訴你，你今晚會死。」
我渾身發麻。自從那天早晨我們被綁架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想死的可能性，此後每一分鐘都像是賺的，我得專注於眼前的時刻，專注於活着，不要被情緒打垮。
泰勒忽然說：「我要呼吸新鮮空氣。安東尼，請問問他們能不能讓我下車呼吸新鮮空氣。」
泰勒的請求非常奇怪，之前幾個小時他都忍着一句話也沒說，現在他卻要呼吸新鮮空氣。後來我聽說，那個撫摸我臉、說我要死的士兵不斷地對泰勒說他要砍掉他漂亮的腦袋，泰勒噁心得要吐。
我們坐在陸地巡洋艦里睡着了。被士兵砸門的聲音驚醒時，天已經亮了，我們渾身僵硬、酸痛。他們把我們扔上一輛小貨車，我們依舊被綁着手，蒙着眼睛，躺在車廂里，在地中海無情的陽光直射下往西開了約400公里。
2011年利比亞的班加西，不久Lynsey就和三個同事被忠於卡扎菲的武裝綁架
我想像着我們像中世紀戰士的戰利品，從一個又一個敵人哨崗前經過時的情景，我已懶得再害怕，懶得再去想接下去會怎樣了，未知比什麼都可怕。
泰勒是我們的眼睛，他能透過蒙眼布看見外面，汽車在無盡的道路上行駛時，他壓低聲音告訴我們外面發生了什麼。安東尼是我們的耳朵，他把尖叫和詛咒——比如「骯髒的狗」翻譯給我們聽，這在他們那裏是嚴重的羞辱。
多半時間我像嬰兒一樣蜷縮着，不去看街景，我把頭枕在車輪處拱起的金屬板上，用被綁着的手遮住臉。每次卡車顛一下，我的鎖骨和肩就會痛，但我想儘量把自己藏起來，就沒有人會注意到我了。
每到一個哨崗，我們中的一個人就會遭到毆打。我聽到AK-47槍托的重擊、拳頭落在我同事頭上的聲音、克制的呻吟聲。在一處哨崗，我感到一個士兵跨上車坐在我身邊，用盡全身力氣打我的臉。泰勒的手被綁着，但他還是朝我挪過來，在我痛苦地哭泣時握着我的手，接下去的幾天裏，正是這個動作讓我活了下來。
「你沒事，我在這裏，你會沒事的，你會沒事的。」他說。
「我只想回家。」我大聲說。滾燙的眼淚浸濕了蒙在我眼睛上的布。
唯一讓我感覺慶幸的是，我們還在一起。
我們到達利比亞中部城市蘇爾特時是下午，那裏是卡扎菲的故鄉，在班加西和的黎波里之間。當他們帶我們走進一個感覺、聞着、聽着都像監獄的地方時，我們仍被蒙着眼睛。為我領路的人讓我面對牆壁，把手舉到頭上，分開雙腿，我照着警匪電視劇里看到的那麼做，我們又被搜了一次身。像之前的許多利比亞男人一樣，他在翻查我口袋時，手在我胸口停了不短的時間。
我的隱形眼鏡盒裏有一點點消毒液，我對之前的士兵說這是藥品，他們讓我留着，但這個人立即沒收了我的隱形眼鏡盒，拿走了我的手錶，最後摸了我一遍，送我進了牢房。
「大家都在嗎？」史蒂夫問。
「在。」我們回答。
他們終於解開我們的手，拿走了蒙在眼睛上的布，把橘子汁和淡而無味的圓麵包拿來給我們做晚飯。我們的牢房長約3.6米，寬約3米，左上角有扇小小的窗，地上放着四張髒兮兮的墊子、一盒棗子、一大瓶飲用水和幾個紙杯，靠門的角落裏有個用來小便的瓶子。我太緊張了，儘管我又渴又餓，但不敢說要喝水，也不敢說想去廁所。我因咖啡因攝入不足而頭痛欲裂，隱形眼鏡乾澀讓我非常難過。我有550度的近視，不戴隱形眼鏡什麼都看不見，但我的眼鏡和其他東西一起被搜走了。我一天得哭幾次，因為眼淚能潤滑隱形眼鏡。
男記者們輪流拿着瓶子站在角落裏小便，我多麼渴望我有條導管，或長出個陰莖。除了睡覺、談話和等待以外，我們什麼也做不了。他們把安東尼帶走審問了幾次，我們不知道蘇爾特監獄裏的人是否知道我們的身份。
我不想再報道戰爭了，我對不起家人
「你覺得有人發現我們失蹤了嗎？」我問。
安東尼、史蒂夫和泰勒都表示肯定。「《紐約時報》的同事一定會竭盡全力找到我們。」我很懷疑，無法想像人們能在前線的混亂之中發現我們失蹤了。我一直活在我自己的念頭裏——要活着，我沒時間想尋求救援的問題。
「四個《紐約時報》的記者失蹤，這是很嚴重的事。」泰勒插話道。
史蒂夫堅決地說：「到此為止了，我不再報道戰爭，我再也做不下去了，我不能這樣對待莉米（他妻子）。這是今年第二次了。」
「是啊……」安東尼的聲音低了下去，眼睛看着牢房地板。「可憐的娜達，讓她承受這一切，我感覺糟糕透了。」
我們還會有機會告訴摯愛的人們，我們是多麼愛他們嗎？戰地報道讓我們的愛人們承受痛苦，我們知道，這是我第二次讓保羅承受這痛苦。安東尼和史蒂夫家裏都有剛出生不久的孩子。可儘管當時我們的負罪感那麼強烈，那麼害怕，但只有史蒂夫決定將不再做戰地報道。
「假如他們帶我們去的黎波里，我們可能會落在內政部手裏。」安東尼說。
內政部有着臭名昭著的酷刑。「那裏或許是關押吉斯的地方。」我們聽說《衛報》的伊拉克記者兼攝影師吉斯·阿卜杜爾·阿哈德被卡扎菲的人綁架，已經失蹤了好幾天，估計厄運已經降臨。
安東尼說：「但我們得去的黎波里，否則永遠不會被釋放。我們也許能活命——這也蠻困難的，但我們到那裏應該能活下來。」
「如果我們能活下去的話，再過9個月我就會很胖了！」我大聲說。我知道假如我們能活着離開利比亞，我會給自從結婚以來保羅就一直想要的：一個孩子。
假如我們終會被釋放，我能忍受肉體上的酷刑。
晚上，監獄鐵門的聲響把我吵醒了，我繼續裝睡。一個年輕人打開監獄門，看了看熟睡的四人，拉住我的腳踝，把我拖向門邊。
「不！」我尖叫着，奮力扭動身體，挪向我旁邊的安東尼。那個人再一次拉住我的腳踝把我拖向門邊，我扭動着，擠到安東尼旁邊尋求庇護。那個人終於放棄了。
最終我閉上眼睛，慢慢地呼吸，沉浸於牢房的寂靜之中。我眼前浮現出那些被關進監獄的人：我的伊拉克翻譯莎拉，2008年美國軍隊把她關進監獄；《新聞周刊》的同事馬扎伊爾·巴哈里，他在伊朗時被單獨囚禁，靠哼唱萊昂納多·科恩的歌才不至於發瘋。我在腦海中哼唱着阿黛爾的《白日夢》，我們被綁架的那天早晨，我就一邊擦指甲油一邊聽這支歌。
我知道許多人遭遇過更恐怖的經歷——綁架、酷刑，他們的耐受力讓我能面對接下來未知的恐懼，能忍受被毆打時的痛苦。我的思緒回到保羅和我家人身上。
整個晚上，我們都聽到隔壁牢房裏的男人在哀號。
利比亞的戰鬥正激烈進行，一個哨兵正登高遠望
第二天早晨，監獄鐵門熟悉的哐當聲把我們吵醒。我聽他們提到的黎波里，我知道那將是我們的目的地。
士兵把我們帶出監獄，蒙上眼睛、綁住手，他們用的是會嵌進皮膚的塑料扎帶，我請他們放鬆些，他們卻抽緊了，我見過美軍用這種東西綁過無數的伊拉克人、阿富汗人。我手上的血液無法循環，當我發出一聲低低的嗚咽，士兵把扎帶又抽緊了些，扎帶劃破我的皮膚，他們以此來懲罰我的軟弱。車開到機場，我們被推上一架軍用飛機——我是靠聽飛機的舷梯、引擎的聲音，和牆邊椅子的感覺判斷的。
「大家都在嗎？」史蒂夫問，我們還沒來得及回答，他就挨了狠狠一槍托。
「在。」
毆打、酷刑不值一提，強姦就不同了
士兵們讓我們並排坐下，互相之間隔開一米，用繩子和布條把我們的手腳捆在安全帶上，像牲口一樣。我聽到同事被打的聲音，然後是呻吟聲，忽然我感到一陣強烈的恐懼和無助。泰勒、安東尼和史蒂夫輪流遭到拳頭和槍托的毒打，隔着衣服被摸來摸去和這些待遇相比，似乎也不算那麼糟糕了。我的手腳被綁在安全帶上，我的眼睛被蒙住，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於是無法克制地哭起來。
我覺得羞恥，低下頭，想讓士兵們看不到我，也不會因為我軟弱或發出聲音而打我，或把我綁得更緊一些。
我不停地哭着，直到一個男人走到我身邊對我說：「我很抱歉。」他解開蒙在我眼睛上的布條，鬆開塑料扎帶，把我的手腳從安全帶上解下。我害怕得不敢四處張望，仍舊低着眼睛哭着。這些人是邪惡的代名詞，他們了解心理折磨的作用。
當我抬起頭來時，我看見我對面坐着兩個穿制服的中年男人，他們同情地看着我，眼中含着善意。安東尼、史蒂夫和泰勒仍在牆角，被蒙着眼睛，頭垂在膝蓋上。他們在睡覺嗎？我再一次為我是女人而受到優待感到罪惡。飛機下降時，一個人又蒙上我的眼睛。
飛機在混亂中降落，我們被從飛機上卸下。我和史蒂夫被推上一輛警車，武裝士兵站在我們周圍，我能從蒙眼布的底部看到他們的槍口。他們都是流氓，有人用手機放着卡扎菲著名的「Zenga Zenga」①。口號刺激了他們，他們又開始毆打我們。幾個男人把手放在我的腿間，隔着牛仔褲摸我的私處，他們比以前的人膽子更大，聽到我請求他們住手時，他們笑起來。我祈禱他們不要發現塞在我內衣里的錢包，裏面有我的第二張護照，那是我當時唯一的身份證明。
我聽到他們在外面用槍毆打我同事的聲音，那可怕的擊打聲！有人發出一聲呻吟，但那聲音聽起來像是被什麼捂住了。那個人應該不是史蒂夫，因為他和我一起坐在車裏，有人逼他喊「去死，愛爾蘭去死」。這個人不知道愛爾蘭不是聯軍的成員。我在下一輪擊打聲中聽出了泰勒的聲音，之前被打時他都沒出聲。我沒聽見安東尼的聲音。
當他們炫耀完武力，我們又被推上豐田車。
「大家都在嗎？」
「在……」泰勒的聲音有氣無力。
豐田車開了大約20分鐘，一個男人用清晰的英語向我們解釋說沒有人會再打我們了，因為我們現在是和利比亞政府在一起。安東尼後來告訴我們，在那之前他們用阿拉伯語爭論誰會「得到」我們，是內政部還是外交部。我們被推上車時，原本是要去內政部的，不過不知怎麼的，外交部佔了上風。我不再在乎他們要帶我們去哪裏，一直在想接下來的命運，甚至忘記了害怕。一路上我像殭屍一樣坐着。
車停了，說英語的人把我帶下車，我的眼睛仍被蒙着，當他把手放在我肩上，提出帶我走進樓里時，我縮了回來。「請不要碰我！請不要再碰我！」
英語流利的男人說：「聽我說，你現在是和利比亞政府在一起。沒有人會打你，沒有人會虐待你，沒有人會碰你。」
我沒有回答，眼淚湧上我的眼睛。
我們被領進一間鋪着乳白色柔軟地毯、乾淨的房裏。從蘇爾特到的黎波里的路上，我們都受盡了折磨，但我們不再被蒙着眼睛，似乎我們現在必須直面彼此的痛苦。我先看了看我堅韌的朋友泰勒，我是那麼仰慕他。他彎着背在哭泣，或許這是欣慰的眼淚，因為我們活了下來。一個會說英語的人對我們頗為照顧，給我們果汁喝，保證不再毆打我們，也許泰勒是崩潰了。看到在任何困難的面前都如此堅強的他哭泣，讓我心碎，我也哭了起來。我看看安東尼，他的眼睛毫無神采，史蒂夫則仿佛一座石像。
一個不知道姓名的利比亞官員說他是外交部的，他向我們保證沒有人會綁住或者毆打我們。不過，我們會在附近的一間賓館裏接受審訊，他們會蒙上我們的眼睛。我們的翻譯從見到我們起，臉上就總是帶着柔和的微笑，他向我湊過來，低聲問：「你沒事嗎？他們碰你了嗎？」
我驚訝於他的開誠佈公。「是的，他們碰了我。每一個利比亞士兵都碰了我。」
「他們強姦你了嗎？」
「沒有，他們沒有強姦我。他們碰我，打我，把我推來推去，不過沒有人脫掉我的衣服。」
「噢，那就好。感謝主！」他的肢體語言立即顯得輕鬆了。
對此我深感震驚，這種關心和安慰與充滿虐待與恐怖的世界格格不入。或許他更老成，或許他只是擔心潛在的外交危機，或許強姦是他本人設的紅線——鹹豬手、毆打、酷刑、威脅等等不值一提，但強姦就不同了。
我坐在牢房裏，卻仍然想着報道戰爭
管事的人問我們有沒有護照或其他身份證明。我交出護照，他向我保證釋放我們之前會把護照還給我們。他們把我們送到一間公寓，對我們說不要開門開窗，否則會被打死。
利比亞人讓我們坐在「VIP監獄」的客廳里，幫我們倒茶，讓我們列出生活用品清單。電視裏播放着卡扎菲的政治宣傳片。
我寫完清單時，總是微笑着的翻譯在我耳邊低語：「你需要女人用的東西嗎？」我搖搖頭，或許我的身體適時地在創傷和困境面前停止了生理周期。我覺得很奇怪：利比亞人會連續三天綁住我們、毆打我們、從心理上折磨我們，然後問我要不要衛生棉條。
利比亞官員們坐在我們對面，說些無關痛癢的話。安東尼拿起遙控器把頻道轉到CNN，屏幕上便出現了我們的照片和這樣的話：利比亞政府仍無法確定《紐約時報》記者們的下落……但他們向《紐約時報》的執行主編比爾·凱勒保證他們會協助……
我又哭了起來。坐在我對面的外交官請求我不要哭。
我說：「你們沒有孩子嗎？你們怎麼能這樣對待我們的父母和家人？我們的家人以為我們死了。你們為什麼不能讓我們打個電話？」
我們下一次走進那個房間時，電視機被搬走了，只剩下一根電線在晃來晃去。
幾個小時後，外交部的翻譯帶了一群人進來，他們拎着很多袋日用雜物和新衣服。這真令人擔憂——是不是意味着我們要在這裏待上幾個月？
大約凌晨兩點，走廊里忽然一陣騷動，有人來敲我的房門。
「醒醒！你們能給親友打一個電話！」我突然猶豫了——沒有手機，我記不得保羅的號碼；我也不想把這個機會浪費在我母親身上，因為她一定把她的手機塞在包底下聽不到來電；我父親也從來不接電話。
我們四個人聚在男記者的房間裏，推舉一個我們都會想要電話聯繫的人。我最終決定打電話到《紐約時報》的國際版編輯部，向他們報平安。我們幾個都牢記着這個號碼。
我們被蒙上眼睛，被帶進沒有電視機的客廳，官員們讓我坐在椅子上，我猜坐在我旁邊的是監聽電話的人。我把海外版辦公室的號碼告訴他。
有人接起電話，我說：「你好，我是林希·阿德里奧，我在利比亞，可以幫我找蘇珊·奇拉嗎？」
蘇珊立即接過電話：「林希！」
我對她說我們都沒事，現在利比亞政府手上。她說他們正在竭盡全力促使我們儘早被釋放。
2011年，利比亞的反政府武裝
第二天夜晚很快到來了，沒有人來看我們，我們多數時間圍坐在飯桌旁交談，講各自的戰爭故事，回顧到目前為止，大家都經歷了些什麼，這麼一來到有紙筆可以寫作時就不會遺忘了。泰勒說他曾在車臣被監禁，在南蘇丹被槍頂着腦袋；史蒂夫說他兩年前在阿富汗被塔利班綁架的地獄般的經歷，那次綁架導致《紐約時報》的記者蘇爾丹·穆納迪和一個英國人的死；安東尼在約旦河西岸中過槍，這是他第二次這麼接近死亡。
史蒂夫又說了一次他在蘇爾特時說過的話：「我不能再幹這行了，我不幹了。」
安東尼、泰勒和我都沒有說話。我覺得創傷和冒險並沒有隨着時間而變得更加可怖，反而變得更加正常，它成了工作本身。作為記者，我們也成了攻擊目標，接受綁架這個事實是應對恐懼的天然防禦機制。或許我們三個人都不想承認在利比亞被綁架，坐在這間美其名曰牢房的地方，卻仍想着繼續報道戰爭，這是件多麼諷刺的事。
第三天，一個看守來把我們帶走，坐進車裏時我們都被蒙上眼睛。車開了15分鐘，我們以為是去的黎波里市中心。周圍的人們朝我們高聲喊叫，看守讓我們把頭埋在大腿上，說這是為了我們好。
我們到達位於的黎波里市中心的外交部辦公室，我們在《紐約時報》的同事戴維·科克帕特里克在那裏等我們。
會議開始了，每個人都在討論後續的具體問題，比如如何帶我們出境，如何為我們重新申請護照。戴維解釋說土耳其政府可以代替美國政府幫助我們，然後他們接通了美國國務院裏某個人的電話，讓我們提供和護照有關的信息。
我們沒有被立即釋放，而是被轉移到的黎波里市中心。一樓的一間房間裏放着電視攝像機，利比亞和土耳其外交官坐在裏面。我真的開始相信我們會被釋放。
他們讓我們坐下。我穿着被綁架那天穿的衣服——綠色的寬鬆上衣和李維斯牛仔褲。正當我們等着外交會議開始時，一個負責談判的土耳其外交官把他的手機給我，讓我對着電話那頭說話。不知他怎麼撥通了保羅的電話，這是我被綁架後第一次聽到保羅的聲音，我完全崩潰了。
我對着電話低聲說：「寶貝，我非常抱歉。」
「我愛你，寶貝。」保羅的聲音充滿了愛和堅定，很讓我安心。「你很快就會被釋放的……」我們簡短地交談了一會兒。
我回到房間時，交接儀式剛剛開始。一個利比亞外交官給了我們3000美元以賠償我們被拘禁時被偷走的財物。我說我的現金沒有被偷，拒絕了他的錢，這太蠢了——我那些價值3.5萬美元的攝影器材都不見了。然后土耳其和利比亞外交官簽了文件，土耳其政府現在成了我們的監護人，但我肯定利比亞人會改變主意的。
他們帶我們走進3月清冷的空氣之中——這是我們第一次在沒有蒙着眼睛的情況下走到室外，我有六天沒有看見過天空了。走向讓我們離自由更進一步的外交部的汽車，我仰頭看了看矢車菊花瓣一般的藍色天空，空中飄着幾朵雲。我深吸了一口氣。我們開往土耳其大使館，這是我第二次接受土耳其人的幫助，我將永遠感謝他們。
利比亞和土耳其外交官安排了一個車隊帶我們前往突尼斯邊境，《紐約時報》雇了一組私人保鏢在那裏等我們。兩位前英國特種部隊士兵負責保護我們，他們肩很寬，長着淺棕色的頭髮。
他們計劃把我們從塵土飛揚的利比亞邊境護送至突尼斯的傑爾巴島海濱度假區內的麗笙酒店，我們將在突尼斯坐飛機回美國。由於剛被釋放，我們無法處理任何後勤事務，包括訂機票和去機場。
奢侈的麗笙酒店，《紐約時報》聘請的保鏢請了一位醫生來檢查我們的傷勢。很奇怪，我甚至覺得有些羞恥：七天裏，我的臉被打，手腕和腳踝被綁，可都沒有在我身上留下可見的痕跡，只是手腕上有幾個塑料扎帶留下的小紅點——似乎沒有身體上的證據，我就無法證明我經受了什麼苦難。
到了突尼斯，我領取行李後走到機場外，保羅和泰勒的女朋友在等我們。我撲進保羅的懷中。整整七天，我不知道能不能再次擁抱他。我看了看我的同事安東尼、泰勒和史蒂夫——過去七天內，他們是我的獄友，這場噩夢將我們的生命緊緊聯繫在一起。我們一起面對未知的命運，我們給對方力量和信心。我對他們的感情無法用語言表達。
當我擁抱着保羅時，史蒂夫的聲音在我的腦海中迴蕩：「大家都在嗎？」
「在！」
「在！」
「在！」
①扎菲在內戰時發表了一場演講，發誓要「搜查每一棟房子，每一間房間，每一條巷子，每一寸土地」，把反政府武裝分子統統緝拿。Zenga Zenga就是其臭名昭著的口號。——編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