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古巴在中蘇爭端中倒向蘇聯。曾任中國駐古巴大使的張德群，在回憶錄《我的七十年》中曾披露：「1963年後，古親蘇反華。同年卡斯特羅訪蘇時，譴責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派別活動和宗派活動，次年拉美二十二黨開會，要求中蘇立即停止公開論戰。1965年9月14日卡斯特羅接見我駐古代辦，要求我使館立即停止散發新聞公報等印刷品。1966年1月2日卡斯特羅在紀念古巴革命勝利7周年群眾大會上，藉口大米問題，指責我國參加了美國對古巴的封鎖，掀起了反華浪潮。」
卡斯特羅
2016年11月26日，卡斯特羅去世。幾乎所有中國媒體，在報道中，都將其稱作「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那麼，卡斯特羅到底是哪一年正式成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呢？
中方答應援助6,000萬美元無息貸款
1959年卡斯特羅上台建立臨時政府。1960年，古巴同蘇聯復交，同時與中國建交（次年與美國斷交）。建交的同時，古巴即向中國尋求援助；中國政府也極為慷慨地予以響應——中國答應提供6,000萬美元無息貸款，援建24個不同種類的工廠。比如為古巴援建汽車配件廠。據中國汽車工業元勛陳祖濤回憶：
「古巴國內的運輸主要是公路，全靠汽車，它自己又不能生產汽車，運輸全靠獨立前國內原有的各種型號的美國汽車。封鎖後，這些車沒有了零配件來源，為了維持運輸，他們只好拆東牆補西牆。為了扭轉零配件短缺的危機，當時的古巴領導人希望我國能夠幫助他們建設一個生產美國汽車配件的工廠。……由於是全套配件，除了不組裝以外，和整車廠沒有很多區別。……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凡是美國反對的就是我們支持的。……中國政府決定投資4,000萬人民幣給它建汽車配件廠。援建組的組長是一機部汽車局的副局長兼總工程師胡亮，我是總設計師。1962年初我們飛抵莫斯科，從莫斯科轉道布拉格再飛往古巴的首都哈瓦那。……汽車配件廠的廠址定下來以後，我們回到國內，由長春汽車工廠設計處開始設計。按照中央的要求，我們一汽是包建廠，我們按照當年蘇聯援建我們的那一套，從廠房、設備、工藝、工模卡具等逐一落實。」①
倒向蘇聯，中方援建的汽車配件廠不要了
但好景不長。到1963年，古巴已在中蘇爭端中明顯倒向蘇聯。曾任中國駐古巴大使的張德群，晚年在回憶錄中寫道：
「1963年後，古親蘇反華。同年卡斯特羅訪蘇時，譴責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派別活動和宗派活動，次年拉美二十二黨開會，要求中蘇立即停止公開論戰。1965年9月14日卡斯特羅接見我駐古代辦，要求我使館立即停止散發新聞公報等印刷品。1966年1月2日卡斯特羅在紀念古巴革命勝利7周年群眾大會上，藉口大米問題，指責我國參加了美國對古巴的封鎖，掀起了反華浪潮。」②
所謂「大米問題」，乃是指1965年底兩國每年一度的貿易談判中，古方要求中方在上年的水平上增加大米的供應量（古巴當時糧荒嚴重），但中方以貨源不足為由，拒絕了古方的要求。「大米問題」只是一個導火索。兩國交惡的根源，在於古巴經濟對蘇聯的高度依賴。當時，古巴百分之九十的貿易系與蘇聯進行。為顧及蘇聯感受，之前請求中國援建的汽車配件廠，古巴政府也決定不要了。陳祖濤回憶：「讓人很不理解的是，當我們的設計成果出來，需要動土蓋廠時，古巴卻不要了。在中蘇的爭論中，它倒向蘇聯一邊。」③
「武裝鬥爭」路線受蘇聯壓制，古巴再次將目光投向中國
因為巴蒂斯塔政府的脆弱，以及其盟友美國的釜底抽薪（美國在輿論上批判巴蒂斯塔政府，在物質上中止對其的軍事援助，致使該政府土崩瓦解），卡斯特羅的革命非常輕鬆地獲得了成功，也使卡斯特羅對「輸出革命」抱有一種不切實際的自信。1962年，卡斯特羅發佈第二個哈瓦那宣言，聲明將支持對拉丁美洲的「解放」。此後五年，哈瓦那為諸多拉丁美洲的革命運動提供了武器、金錢和訓練，甚至是直接的領導。赫魯曉夫領導下的蘇聯主張「和平鬥爭」，對古巴「輸出革命」的能力表示懷疑，但為在中蘇爭端中得到古巴的支持，1964年22個拉美共產黨在哈瓦那舉行秘密會議時（親北京的黨派被排斥在外），蘇聯仍在會上公開表態支持古巴「輸出革命」的政策。
1966年在哈瓦那舉行的「三大洲會議」上，卡斯特羅將自己定位為可與埃及總統納賽爾相提並論的第三世界領袖，「他還利用這次會議來部分挽回他在1962年導彈危機的丟臉事件後失去的威信。雖然會議開得沒有完全使莫斯科稱心，但卡斯特羅和莫斯科彼此都得到了某些他們想從對方那裏得到的東西。俄國的代表沙拉夫·拉希多夫表示贊成拉丁美洲的菲德爾式的武裝鬥爭。卡斯特羅則以激烈地大罵中國和放棄在中蘇衝突中的中立立場作為報答。這對蘇聯說來是一個巨大勝利。」④
但在1967年，古巴與蘇聯之間的「和諧關係」被打破了。在該年召開的「拉丁美洲團結組織會議」上，「卡斯特羅嚴厲譴責了蘇聯和蘇聯集團的國家缺乏革命熱情，還批評他們努力和拉丁美洲『反動』政府建立關係。並且好戰地重申武裝鬥爭是拉丁美洲的首要道路。」⑤
蘇聯為古巴提供了大量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但卡斯特羅始終遏制不住自己批評蘇聯的衝動。這使蘇聯人深受刺激。同時，形勢也在1967年變得對卡斯特羅極為不利。首先，該年底，格瓦拉死於玻利維亞。卡斯特羅不得不重新估計自己的「游擊戰爭」理念究竟能否真的在拉美掀起革命高潮。其次，古巴國內經濟發生了嚴重的大倒退。因農產品被強制要求以固定價格交給「土改委員會」，農民採取了減少播種面積的消極辦法進行抵抗，1962年3月和11月，古巴全國範圍內出現缺糧問題。6月，卡德納斯城的家庭主婦跑到大街上敲打鍋碗瓢盆，抗議食物的匱乏，但被當局定性為「城市中反革命寄生蟲」的挑釁。國營農場也不樂觀，每1美元產品的成本接近1.2美元。1964年，格瓦拉公開承認農業方面的產量已經「全面下降」，工業建設也因「對（最初）那幾年裝設起來的一些新工業所需要的技術因素和經濟因素缺乏精確的了解」而停滯。⑥
蘇聯在1968年初減少了對古巴的援助，試圖在經濟上施加壓力，以求將卡斯特羅重新框入其政策樊籬。同年1月，親蘇的共產黨領袖埃斯卡蘭特被卡斯特羅判處死刑，引發蘇、古兩國之間激烈的互相指責。古、蘇關係降至1959年以來的最低點，卡斯特羅一度再次將目光投向中國。據張德群回憶：「1968年古巴發生埃斯卡蘭特事件後，出於政治、經濟需要，古巴曾兩次表示希望我派大使去（筆者註：1966年，因古巴反華浪潮，中國駐古巴大使回國，其後一直未再返回哈瓦那）。」到這年8月，卡斯特羅終於選擇向莫斯科屈服，表態支持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隨後，兩國簽署了新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協定。
曇花一現的中、古蜜月
進入70年代，卡斯特羅的外交政策終於與蘇聯大致「同調」。哈瓦那放棄了暴力革命的輸出（雖然並不徹底），在外交上不但籠絡「反帝」的進步國家，也開始與一些親美國家建立友好關係，並在莫斯科的鼓勵下，嘗試與美國恢復貿易關係（莫斯科也希望能減輕自己對古巴的「義務」）。
這種氛圍之下，中、古關係也有所改善。張德群說：
「1971年和1972年是兩國關係發展的時期。……1971年周總理參加了古巴國慶慶祝活動，接見了古大使……3月17日我夫婦宴請古外長羅亞夫婦，氣氛友好，他說他很高興兩國貿易談判已達成，大米、紡織品、日用品對他們都是不可缺少的……1971年我國供應古巴大米18萬噸、布5600萬平方米，日用百貨千餘種，比1970年增加6萬噸大米，600萬平米的布。古方供我糖48萬噸、鎳2400噸。1972年為照顧古巴困難，供應古巴大米21萬噸、古巴少供糖10萬噸，其他稍有增加。兩年我貿易順差940萬英鎊，作為無息貸款，另外我倫敦銀行給古巴短期貸款600萬英鎊。……」⑦
但中蘇對立的格局沒有根本性的變化，中、古關係也不可能有本質的改變。張德群回憶：
1972年元旦，古巴外交部介入干預新華社哈瓦那分社，要求不刊登攻擊蘇聯的新聞稿，「蘇、古對我新聞稿視為眼中釘，我們一直鬥爭到1976年，古方竟無理地禁止我出新聞稿。」2月，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古報刊掀起反華浪潮，用諷刺的口吻進行報導，如『紙老虎在北京受到熱烈友好的接待』等。」12月，卡斯特羅訪蘇，簽署五項經濟協議。1973年7月26日，「卡斯特羅在聖地亞哥的慶祝上大會上講話，大肆吹捧蘇修是馬列主義和國際上義者，影射攻擊我領導人。……我作為政府特使參加他們的慶祝活動。古方對我態度冷淡，並進行刁難。」1974年勃列日涅夫訪問古巴，「卡斯特羅吹捧勃烈日涅夫是蘇聯傑出的領袖、經過考驗的馬列主義者、對蘇聯對古巴的無私援助表示感謝，惡毒的影射攻擊我們，說有些假左派、革命運動的叛徒，從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出發，無恥地誹謗蘇聯……」1975年，「卡斯特羅公開攻擊我內外政策，完全斷絕了兩黨關係。」1979年，「古巴支持越南反華」……⑧
古巴的做法引起了中國的不滿和政策調整。據曾任中國駐古巴政務參贊的朱祥忠披露：
「1972年，古巴不經協商即單方面減少對中國供應食糖20萬噸。在1974年中古貿易談判中，中國也改變了過去過多照顧古巴的做法，老賬不催，但新賬也不欠，堅持執行實現當年貿易平衡、適當留有餘地的方針。從1962年至1972年，中國購買古巴原糖比按國際市場價格多支付了2.85億美元。從1974年起，中古貿易步入正常軌道，雙方供貨價格也改為按照國際市場價格決定。」⑨
十餘年低潮，因蘇聯解體而告終
1975年之後長達10餘年的時間裏，中、古關係一直處於低潮。這種「穩定性」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對古巴大規模的軍事、經濟援助。據統計：
「到80年代末期，古蘇貿易已佔古巴對外貿易總額的80％，古巴出口的蔗糖一半以上到蘇聯，古巴所需100％的石油和棉花、80％的糧食都靠蘇聯供應；蘇聯幫助古巴建設的工程項目累計達600個，常駐古巴的蘇聯專家和顧問超過一萬人；古巴積欠蘇聯東歐國家的債務達260億美元，80年代蘇聯平均每年向古提供約40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在軍事方面，古巴每年接受蘇提供的價值10億美元的武器裝備，蘇在古駐紮的軍人和顧問曾達12600人，蘇在古修建了許多現代化的軍事基地和設施。蘇聯解體後，古巴失去了其大量援助，特別是向古巴提供的石油大幅度減少，使古能源嚴重短缺，大批工廠被迫關閉，蔗糖產量和出口銳減，古巴經濟陷入嚴重危機。」⑩
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台，推行去意識形態的務實外交，開始強調蘇、古經濟合作中的平等互利原則。1988年，是蘇聯對古巴的經濟援助的一個轉折點。此前，蘇聯的援助數額呈逐年上升態勢，但從1988年開始，則是逐年下降——由1987年的50.11億美元降至1988年的43.45億美元和1989年的41.6億美元。（11）
也是在1988年，中、古兩國共產黨之間，終於恢復了正式交往。蘇聯解體後，兩國交往進一步升溫。1995年，「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卡斯特羅，終於首次訪問中國。
注釋
①陳祖濤/口述、歐陽敏/撰寫，《我的汽車生涯》，人民出版社，2005，P101-106。
②張德群，《我的七十年》，P129。
③陳祖濤/口述、歐陽敏/撰寫，《我的汽車生涯》，人民出版社，2005，P106。
④⑤（美）J.D.西伯奇/著、辛華季/譯，《蘇聯出現在拉丁美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6，P60-70。
⑥（美）德雷珀（T.Drapen）/著、北京編譯社/譯，《卡斯特羅主義理論和實踐》，世界知識出版社資料室，1966，P128-150。
⑦張德群，《我的七十年》，P133。
⑧同上，P134-136。
⑨朱祥忠，《中國與古巴建交50周年回顧》，《黨史博覽》2011年第2期。
⑩同上。
（11）蔡同昌、江振鵬，《蘇聯（俄羅斯）與古巴關係的演進》，《拉丁美洲研究》201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