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他早該都被查了，7年前宋平順自殺保全了他，有關部門沒有再對此案追查下去，他逃過了一劫，還黨局（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一肩挑，直到現在才落馬。」
身份天津市長的黃興國實施的〝宅基地換房〞政策被指為圈地腐敗打開了方便之門。（資料圖片）
燦爛的陽光恣意地傾瀉在天津市南開區八里台街觀園裏的公安局老幹部活動中心，三四名離休老幹部圍穿着厚實的保暖外套，你一言我一語的爭相討論着。
7月下旬，天津市政協副主席武長順因涉嫌違紀違法被調查之後，天津冶金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原總經濟師、天津軋一鋼鐵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孟昭勤等幾位退休和失勢幹部也先後被調查，但這些消息貌似不再能引起老爺子們的興奮。
每談到天津官場，在場老人總是將目光投向了一位身着國產品牌衝鋒衣、戴一副茶色眼鏡的老人，老肖(化名)。在老肖面前，眾人都覺得自己說話會顯得「不挨着」，大家似乎都希望從老肖處聽到更多內幕故事。
面對問題，老肖始終以「不知道」搪塞，掃了大家的興。
老肖拿的退休金不少，房子也分了兩套，但十年前就退居二線了，而且是從肥差上退的。在他那個年代，貪污確實還是件大事，只要舉報，警察是真抓人的，一位公園裏的無名老者說。
摸清了老肖退休前的住所和固定電話之後，我盤算着如何不被拒絕。但運氣很好，如無名老人所料，老肖果然在11：50出現在了路口的清真館子，點了盤爆「兩樣」，並要了瓶白牛二。餐館比較紅火，因人多位少，爺子被勸離原桌，拼到了我這個桌子。考慮話題的敏感性，沒有直奔主題。和老爺子僅聊了聊新聞行業和大學生就業的艱難。飯桌上沒強人所難追問，老人反而有點兒不好意思，或許是擔心我寫的東西偏差太大，飯後還是把我帶到了他家裏。
法辦武長順為了丟卒保車
他對武長順很了解，後來知道他了解的不僅僅是武長順。武長順1954年1月出生於天津市河東區大直沽的一個普通工人家庭，在同胞兄弟里排行老三。初中就讀於原河東區第八十三中學。那時候的他思想上積極要求進步，學習刻苦，尊敬老師。
「這種性格一直保持到『倒霉』之前，他擔任公安局長的這些年，每年過年都會去拜望自己的中學老師，直到去年這位恩師以85歲高齡去世，他還前去弔唁追思，送上花圈。」
另據其介紹，武長順16歲參加工作，成為一名交警，在和平區哈密道一帶指揮交通，那時，此路段就已很繁華，武長順還清楚的記得站在那裏一個小時有19輛汽車通過。「當時這麼一個懵懂的年齡，他卻是一個很有心的人，他不是普普通通的站崗，而是用心在做事，用腦在思考問題，於是很快在交管領域嶄露頭角。」
老肖對武長順違法違紀並無異議，但最先落馬的為什麼是他，下一個可能是誰，老肖有自己的判斷。
「武倒霉確跟『聯華』有關，但並不是因為聯華當前的問題。聯華以及各種駕校等交通系統相關的生意，起初都是武家的裙帶關係在經營和食利，但很多年前就撈足了試圖洗白，武的很多直接親屬早就從核心的位置上下來了。雖然去年聯華因為停車確實鬧得沸沸揚揚，但七八年前，武的親信劉夢陽就從聯華董事長的位置離開了，武的侄子一度控制天津市各大駕校和驗車之類的生意，但感覺撈足後，也試圖脫身收手好幾年了。正因為如此，處理武長順，又有特別的意味。」總之老肖認為，武的落馬非因其比別人更腐敗。
「武案確實與聯華有關，但法辦武長順主要是下面三點考慮：一是平民憤，尤其有利於本地互聯網輿論的穩定，因為網上罵聯華的多；二是武的級別較高，在反腐大勢前，可以彰顯地方決心和中央權威，緩解中紀委和天津官場的緊張程度，不辦幾個高官確實說不過去；第三，由於武長順長期在交通系統的深耕，武案可以將公眾注意力引向交通系統，而交通系統的問題很容易和其他問題、以及其他有問題的官員進行切割。相比其他問題官員，不容易帶出窩案。」
以拆村瓦解村民資格完結圈地爭議
「其他的問題是什麼？天津腐敗的生態有什麼特點？腐敗最集中的領域在哪裏？」
「中紀委巡視組對天津市委市政府的反饋意見已經指向明顯。」老肖點了支軟中華，並給了記者一支。
「國有企業大案要案頻發，城市建設領域腐敗問題突出，農村基層腐敗不容輕視，『一把手』違紀違法案件多危害大，」記者瀏覽了中紀委巡視對對天津的反饋意見，有指向性的主要是這一句話。
記者點着了老肖給的煙，能確定這盒中華是真煙。
「落馬的燃氣集團的金建平、物產集團的王志忠和冶金集團的孟照勤等國企高管固然存在問題，但和聯華一樣，都相對容易切割，不易帶出窩案」，老肖認為，原天津城投集團董事長馬白玉被調查，相比前述幾位更接近反腐的核心方向。同時也體現了反腐和各種反腐阻力對抗的暗流涌動。天津十年來的城市建設，很大程度的佈局在郊區。
2000年以來，隨着地產業的興起，各大城市的地價開始飆升。但天津在20世紀80、90年代發展緩慢，落後於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多數城市。經濟不發達，城市建設和村莊建設滯後是基本情況。良好的地理位置和不活躍的經濟氣氛，又強化了天津各郊區土地天然的可投資價值。或者說，天津更容易花較少的錢圈很多值錢的地，同時導致大規模的征地和拆遷成為可能。
暴利致使非法的征地在全國範圍內全面推進，耕地保護政策和建設用地指標限制，又導致絕大多數圈地和開發都長期處於違法狀態。廉價徵收，也就是非法圈佔的土地，受18億畝紅線制約，不能有效變性。這種非法圈地長期遭遇村民檢舉，急需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
「村莊拆了，農民就不再是村民，失去了上訪資格。村長也不再是村長，進而不再被上訪。非法佔地不再是非法佔地，並可以重新洗牌，通過徵收中的補償套取土地增值的收益。」老肖說。
在天津，不僅「宅基地換房」名義下的拆村可以緩解上訪壓力，而且以城市化的名義，幾百個村的選舉權被強行剝奪。以農村即將改成社區的名義，村集體被迫進入過渡階段，長期被上訪的問題村官，不僅可以不公佈村務和賬目，而且可以不經換屆選舉而連任，直至村莊消失。
「拆村和城市化剝奪選舉權只是實現社會控制的藉口，自2006年起，么六橋鄉雙合村就再沒進行換屆選舉，曾被舉報貪污和挪用公款並被立案的2003屆村委主任高儒斌，在未經選舉的情況下已經非法主持村政權又十餘年。黨支部書記也是鄉黨委強行任命的，在鄉黨委默許下，私刻黨章行使黨支部職能。」原雙合村黨支部書記竇景和告訴鳳凰網。
雙合村黨員劉樹田私刻黨支部公章與真公章對比圖（僅屬「中共」二字為真章）
市長牽頭、學者站台因城鎮化崩潰的村與人
「天津的村官本來也不都是腐敗的，但上級政府教唆和要求，加上利誘，誰不干？」老肖分析着，「土地的暴利是超過毒品的，每畝一兩百萬元的土地幾萬塊錢就征了。假如乘以土地面積，幾百畝、幾千畝和幾萬畝，最後就是天文數字。有這麼大的利益，什麼官員部門都卷進來了，什麼困難也都擺平了。」
錢雲會案和范木根案在天津都能找到對應的案例。
2010年農曆正月初四晚上約6點半，貫莊村委委員賈秋茂被綁架，這個消息由賈秋茂的朋友任春於當晚8點半打電話告知村民崔長秋、李玉坤等人。失蹤50天後，春暖花開，賈秋茂的屍體漂浮在了華明新市鎮一隅的東鹼河上。就在漂起屍體的大鑫樂酒樓後的位置，有人記得賈秋茂失蹤當天，曾有人被僱傭在河上鑿冰窟窿。因為賈秋茂生前與村幹部因征地和拆遷有過爭執，所以村民對賈秋茂的案子也自然關注。儘管有很多線索，但村民未曾獲知案件被偵破的消息，只知道賈秋茂的家屬目前住了一套位於紫園4號樓的一套69平方米的房子，因這套房子不是賈家還遷房的所在小區，村民傳言，這套房子連同一年的工資，是給賈秋茂家屬不再追問賈秋茂案的封口費。
2012年夏天，「天津市北辰區雙街鎮下辛莊原村長黃雙來為連任重金僱人毆打村長候選人，當地村民自衛反抗，雙方發生激烈衝突，原村長黃雙來及其妹夫和侄子在衝突中被打死，多人重傷。事發後，該村有警察在各個路口戒備，數十位村民被抓。」著名律師莫少平作為被被告代理人承接了此案，但2013年9月下旬的判決結果仍然是3人死刑。
2005年左右，天津市東麗區華明鎮的拆村並點被作為「宅基地換房」小城鎮模式而炒作起來，曾有知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和國務院小城鎮研究中心李鐵等多次鼎力推薦。於是，華明鎮曾作為中國城市化的先進經驗在2009年的上海世博會上向全世界人民推廣。世博會專門建立了「華明館」，作為中國和天津的名片。
幾乎同時，眾多國內外的媒體對華明鎮的小城鎮模式做出了正和反的兩種報道。2008年11月26日，《焦點訪談》曾揭露了武清區下朱莊以宅基地換房的名義藉機圈地的事實；幾年後，同樣的《焦點訪談》欄目，又以「調結構謀發展」的名義，給與下朱莊同一模式的華明鎮唱了讚歌。最後一次影響較大的報道是《紐約時報》的《中國城鎮化副作用：農民變貧民》一文，華明鎮成為了中國城鎮化失敗的案例和自殺率很高的社區。
2012年是天津市農村兩委會的換屆選舉年，與北辰區選舉命案的同年冬天，北於堡村原村委委員於廣奇因質疑選舉的公正，選擇了中國最古典的自殺方式——上吊，結束了他61歲的生命。
比於廣奇自殺早一年，北坨村的兩名中年男性也選擇了自殺。
在北坨村搬遷置換的小坤園，47歲的楊艷虎因父母遺產問題與其兄發生爭執，從5號樓3門501室跳樓身亡。楊生前育有兩子，房子是兒子娶妻生子的重要前提。
小坤園11號樓的原北坨村民杜洪剛曾是地毯公司職工，患病無錢醫治，趁妻子出門買菜時，自縊於家中，終年50歲。
資料來源：中央財經大學社會學院自殺研究項目組不完全統計
天津雖為直轄市，但近年來給近郊區農村的征地補償多是2-6萬元/畝，相當於僅30~60元/平方米。結合近萬元每平方米的商品房住宅價格測算，近年來天津市政府經營城市中的利益黑洞，達幾十萬億元。
表面上天津的建設較之前的二十年有較大起色，但代價遠遠高於收益。農民失去了來維持生計和作為發展資本的土地，同時，地方政府也背負了很高的地方債。據渤海證券研究所數據，天津2014年即將迎來地方債務償付高峰期，2014年-2017年地方債務償付額分別為3.57、2.78和1.94萬億。
天津寶坻區的京津新城、武清區的楊村、濱海新區的響螺灣、東麗區的東麗湖板塊，都因爛尾或空置成為了全國知名的「鬼城」。
巡視組遭遇市長令
「法辦廳官比法辦村官更容易。一是因為廳官數量有限、級別高，中紀委便於插手。但廣大的基層幹部和村官，因數量巨大，則不得不分擔給地方紀委處理。而地方紀委的人權和事權長期受制於當地政府，紀委平日必然為當地政府的官員馬首是瞻，不是中紀委的腿；地方基層官員的案件也長期浸淫於地方紀委的轄區，必然很多受理的腐敗案件長期得不到糾正，於是地方紀委也客觀上產生了連帶責任，成為利益共同體的一部分，一旦實現反腐，意味着地方紀委否決自己之前的處理。『小官巨腐』現象普遍，小官被反腐就意味着掉腦袋，腐敗勢力自然頑抗到底。」老肖基於他的從政經驗解答。
「城市建設和基層腐敗主要發生在哪？當然是農村和郊區，沒有郊區的『一把手』祭旗，說明天津的反腐敗還沒有真正開始。反腐敗在天津能不能取得勝利還有待觀察。」
2009年5月31日，天津市人民政府第30次常務會議通過了2009年第18號天津市人民政府令——《天津市以宅基地換房建設示範小城鎮管理辦法》。天津自上而下的市級推動的拆村並點運動在天津進入高潮。
這一由天津市長黃興國帶頭頒佈的市長令，與市長令頒佈前後天津自上而下的的小城鎮開發和基層政權運作密切相關。也就是說，中紀委2014年巡視組反饋的基層政權運作和城鎮開發的問題，正瓦解着近十年來天津市政府的執政合法性。
市長的政令與反腐敗的重點發生衝突的時候，如何把握反腐的尺度，有沒有反腐的空間，恐怕是中共十八大以來中紀委遭遇的最大難題之一。
近年來，天津的反腐雖不乏宋平順、李寶金和皮黔生等高官陷落，但始終不曾帶出窩案，可窺見天津官場奇異的超穩定結構。
如果一個人新陳代謝有問題，必然積累了很多污垢。
習近平和王岐山時代，恐怕是天津走出魔咒的最後機會。中紀委巡視組已經破了題，下面就看群眾是不是窮追不捨。中央對反腐形勢的判斷，反腐敗力量的整合能力將面臨最強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