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述河南1942-1943年大饑荒的電影《一九四二》，在坊間已成熱詞。但可惜的是，無論是電影本身，還是作為腳本的紀實原著，乃至於媒體對該段歷史的諸多重新發掘，均可謂是偽史當道。
電影《一九四二》海報
蔣介石不許報災、「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電影及媒體慣說蔣介石不願意救災、「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流行的史料依據有三份。這三份史料都有問題。
馮玉祥的回憶繪聲繪色，但李培基根本沒去重慶報災，怎會挨蔣介石的罵？
其一是馮玉祥的回憶。馮氏1947年在美國寫回憶錄《我所知道的蔣介石》，其中說道：「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這次旱災是以葉縣為中心，周圍七、八百里，草根樹皮都被饑民吃光了。餓死的人不知有多少，遍地皆是，無法算計，就在這樣慘痛之下，蔣介石還向河南征糧。那位河南主席實在沒有辦法。大膽的向蔣介石說：『旱災太厲害。』蔣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罵起來說：『一點廉恥都沒有，一點人格都沒有，就是胡造謠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說有旱災！』無人格長，無人格短的罵了一個鐘頭。可見對於人命毫不關心。」上一期專題《1942年河南饑荒人禍分析》已經考證過，馮氏所謂的「那位河南主席」，名叫李培基，在中央派人前往河南調查之前，李氏一直竭力在做的事情，不是報災，而是在瞞災。被河南各界推舉前往重慶報災的楊一峰，「在重慶查出了當時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報告，說河南的糧食收穫還好。」事實恰恰和馮玉祥所言相反。李氏既然從未面見蔣介石痛陳災情，後面所謂「無人格長，無人格短的罵了一個鐘頭」的情節，顯然只能出自馮玉祥的捏造杜撰。
郭仲隗說「中央不准報災亦不救濟」，但河南軍方曾多次報災，並因此與豫省府正面衝突
第二份史料，是時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郭仲隗晚年在《江流天地外》一書中的回憶。據郭氏說：1942年，我續任第三屆國民參政員，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數水田外，一粒未收。中央不准報災，亦不救濟，我以參政員奔走呼號，不遺餘力，「結果河南餓死了500多萬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報了1602人，開政治上未有之奇」。郭氏說「中央不准報災，亦不救濟」，全然不是事實。真實情況是：湯恩伯、蔣鼎文、李家珏等河南軍方高層均曾向重慶報過災，但河南省政府方面則一直瞞報災情。軍、政雙方的這種分歧，在1942年9月的西安王曲軍事會議上曾有一次正面衝突，衝突的結果，是蔣介石「決定1942年河南軍糧配額（從420萬石）減為250萬石」。詳情可見上期專題。[詳細]如果不相信河南有災，不願救災，如此大幅度地減少河南的軍糧配額幹什麼呢？但減而不免，則很顯然與河南省政府的災情報告有關。郭所謂「以參政員奔走呼號，不遺餘力」，是在1942年10月30日，此時，河南各界推派的赴渝報災三代表楊一峰、劉莊甫、任兆魯已經順利將河南災荒的實況轉達給了蔣介石。楊一峰後來回憶說：「弟當時被河南各界推為赴渝呼籲三代表之一，據所知中央了解河南災況，並非由於豫籍參政員郭仲隗先生之呼籲。……郭參政員之呼籲，可能是以後之事，與中央之推派大員赴豫勘災無干。」
王芸生說陳布雷告訴他「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其實只是王芸生的杜撰
第三份史料，是60年代王芸生、曹谷冰撰寫的《1926年至1949年的舊大公報》，該文聲稱：「（《大公報》被停刊後）王芸生曾為此向陳布雷詢問究竟，陳布雷說：『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說是省政府虛報災情。李主席(培基)的報災電，說什麼『赤地千里』、『哀鴻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員長就罵是謊報濫調，並且嚴令河南的徵實不得緩免。』這可見蔣介石剛愎自用、不恤民命的作風。」在李培基沒有報災這一點上，王芸生和馮玉祥一樣，赤裸裸地撒了謊。陳布雷時任蔣介石侍從室第二處主任，李培基並未報災，陳怎麼可能向王芸生講那麼一大段李培基報災被罵的情節呢？這段情節顯然是王芸生60年代時杜撰的。再者，此時已是1943年2月，重慶派往河南調查災情的張繼、張厲生等人1942年10月份就已經到了河南，饑荒的實際情形早已通過他們傳回了重慶，政府的救災工作已經全面鋪展開來，陳布雷怎麼可能罔顧事實，跟王芸生說什麼「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說是省政府虛報災情」呢？唯一的解釋，只能是王芸生在60年代偽造了這段歷史。
記者白修德報道災情之後，政府才被迫開始救災嗎？美國記者白修德1943年3月22日曾在美國《時代》周刊上報道河南饑荒。白氏晚年在其回憶錄里引用一位「梅根神父」的來信，認為正是因為自己的報道，才迫使無心救災的國民政府行動了起來：「自從你走後並且發出了電報，糧食就從陝西沿着鐵路線緊急調運過來，……省政府也忙碌起來了，到處開辦了臨時伙房。……軍隊也拿出了他們的一部分糧食，發揮了很大作用。」電影乃至多數國內媒體照搬了白氏晚年的這一說法[詳細]。但事實並非如此。
白修德在《時代》周刊報道災荒時，中央及河南的救災工作早已全面展開
自1942年9月9日西安王曲軍事會議上，以蔣鼎文為首的河南軍方向蔣介石報告了災情實況之後，儘管以李培基為首的河南省政府仍然對饑荒的嚴重程度持保守態度，但河南省政府的救災工作，已不得不立即展開。9月16日，李培基迫於中央壓力，正式成立河南省救災委員會；9月28日，李培基正式發表講話，提出「今後本府決定將救災一項，定為中心工作。」此後，整個河南省政府的運轉，即徹底轉入救災模式。王曲軍事會議上，中央直接減少了河南的軍糧配額，並立即從陝西開始向河南運糧。
總體來說，1942年9到10月間，可視為中央及河南地方救災工作的第一階段。其內容，主要側重於調查災情及救災計劃、辦法的擬定。調查方面的主要工作，是查勘各縣災情實況，詳細記錄「充足、自足、不足、待救」四種戶口；具體的救災計劃和辦法則依據上述調查制定。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可視作救災的第二階段。此一時期，各項救災工作均已分別展開。中央發放了三次急賑款；河南省政府自籌賑款500萬，並在陝西購得麩皮300餘萬斤運回發放，地方亦籌款1000萬。針對流民的各種以工代賑（主要是興辦農田水利，如疏通河道，開鑿水渠等）也搞了起來。最關鍵的糧食問題，先是向第一戰區長官部借了後方的囤糧3.5萬包，又向湯恩伯部借糧160萬斤，軍隊節食麥300萬斤以及向陝西省購買的存麥2萬包，都分別發放了下去；各縣所存的倉谷，也勒令必須在1943年麥收之前全部散發給災民；其他如查封大戶存糧、設置粥廠、組織募捐等工作，均是在此一時期大規模展開的。對逃荒的災民，則根據其逃荒的主要路線沿途設置救濟站，供給災民吃住。
也就是說，白修德3月22日在《時代》雜誌上刊文時，上述救災工作，均已全面展開。「糧食從陝西沿着鐵路線緊急調運過來」不是白修德報道後的結果；「省政府也忙碌起來了」也不是因為白修德的報道；「軍隊也拿出了他們的一部分糧食」的時間更遠遠早於白修德的報道。白氏在災區不足20天，走馬觀花的報道並不可信。當然，1943年麥收（6月份）前的四個月是災民最困難的時期，舊儲已盡，新糧未收；同時，3月份也是政府救災工作最艱難的時刻，本地儲糧已發放殆盡，外部運入糧食又非常艱難——正如親延安的美國外交官謝偉思所說的那樣：「正常時期，糧食可以從四個方面運進河南。而現在這些運輸線有三個方面都控制在日軍手裏。來自陝西的第四個方面運輸能力受到嚴重限制，因為在潼關到靈寶之間80公里的這一段鐵路，正處在日軍大炮射程之內」，所以，白氏在河南看到的災情之慘烈，確屬事實；但白氏認為當局此前不救災，自己使災荒成為國際新聞後才開始救災，則只是他個人的一種想當然而已。
美國外交官謝偉思1942年11月在河南的觀察，比白修德要準確得多
謝偉思1942年11月也在河南，他的觀察比白修德要可靠得多。據謝氏記載：「糧食現在也正在運往河南省，但數量很小。……潼關火車站站長說，他不知道運糧的噸數，但他對我說每晚通常有兩列火車東駛，每列平均10節車皮，容量15到40噸不等，可以設想平均載25噸。據我所見，東行列車所載貨物全是糧食。因此，我估計一個月至少可向河南運進1.5萬噸糧食。火車駕駛極端困難和危險，要於夜間在日軍炮火的交叉射擊下行進。幾乎所有橋樑都被破壞了。需要走臨時修築的彎道。為保持鐵路暢通，鐵路職工表現了極大的英雄主義和智慧。」如果謝氏調查到的數據是準確的，那麼這就意味着從陝西到河南的唯一一條鐵路，即便「東行列車所載貨物全是糧食」，一個月也只能向河南輸送三千萬斤糧食，而河南國統區的災民，據美國救濟委員會的調查，有一千多萬人，也就是說，每人每月只能從這唯一的鐵路上獲得三斤糧食而已。這恐怕才是1942-1943年河南大饑荒最終餓死人數眾多的主要原因。如果把視野放寬一點，更不難發現，1942-1943年河南大饑荒，其實只是1942-1943年「中原大饑荒」的一部分，河北、山西同樣是重災區——據晉冀魯豫邊區政府下達的一份文件《限期完成糧食吸收調劑工作，救濟災區，保證春耕》記載：「目前五、六分區災情至為嚴重，約近半數人民已無糧可食，餓死者日有所聞，春耕已陷停頓，必須以全區力量之支援，始克渡過難關。」這份文件的簽發日期是1943年3月25日，恰是白氏在《時代》刊文的時間。中共在河北、河南交界地帶的抗日根據尚且「約近半數人民已無糧可食，餓死者日有所聞」，自不難想像陷於日軍三面包圍交通不暢的河南國統區會是何等情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