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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霸地主」劉文彩的孫子揭露中共謊言

—劉小飛: 血色黃昏- -政治漩渦中的劉文彩後人

作者:
劉文彩的孫子,70歲的劉小飛,在過去二十年試圖證明,他的爺爺不僅是一個好人,而且實際上曾經幫助過共產黨部隊。劉家多人都曾投奔共產黨,還是共產黨的「功臣」。

【本文作者劉小飛為劉文彩之孫。】

一、劉文輝家產被勒索一空

劉文輝自投奔共產黨,從他本人到他整個家族,通通曆盡劫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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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輝全家照(西康時期),右為夫人楊蘊光

見面沒過幾天,賀龍就對劉文輝談了兩個問題:一個是,我們要給你戒煙;另一個是,請你到重慶去幫助我們組建西南軍政委員會。戒煙不過是藉口,目的就是把他軟禁起來,與外界完全隔離;去重慶幫助中共組建西南軍政委員會,目的更是調虎離山,讓他離開昔日部下尤其離開他的二十四軍,把他架空。其實根本無此必要。劉文輝在投共成功的那一刻,就把軍隊和行政班子悉數交出(代表中共接收的是賀龍和李井泉),自己主動架空了自己。

劉文輝去重慶,只能一人去,夫人楊蘊光不得同行,被留在成都。劉文輝的幾個哥哥在成都都有公館,但他們從一開始都被轟了出去,公館都被解放軍佔領(其它官僚、地主、軍閥的公館和財產當時均未被占沒收,那些人依然過着往日悠閒的生活,直到一年之後的土改才對他們下手),目的就是不要他們留在成都與楊蘊光為伴,務必使楊蘊光孤苦無助。這是因為四川當局知道劉文輝的家產由楊蘊光掌管,劉文輝只管西康省的軍政事務。

在四川當局眼中,劉文輝是川康實力派人物,屬於永遠的異己,所以把掏空他的家產視為當務之急。先把劉文輝的幾個管家分別關押在不同地點逼其交待,很快就弄清楚了劉文輝的全部財產情況,然後成天糾纏楊蘊光(那些日子楊蘊光完全被他們控制,沒有任何人身自由)。孤家寡人的楊蘊光哪是對手,半年下來,她手裏的財產被勒索得乾乾淨淨(四川當局說:是劉文輝自願捐獻的),這時才讓劉文輝來成都接走兩手空空的夫人楊蘊光。

也就是說,土改運動還沒有提上議事日程,劉文輝已被率先「土改」了。當時劉文輝的哥哥們在成都公館被占後回了安仁鎮,劉文輝的這些遭遇他們完全不知道(這也是四川當局十分防範的事)。劉文輝從此成了徹底的無產者,住的房是公房,房中的家具都是公產,每月領取400餘元工資,直到1976年逝世。

把劉文輝的財產勒索完畢之後,1950年12月中旬,李井泉宣佈劉氏家族的重鎮大邑縣安仁、唐場兩鎮為四川土改試點,這明顯衝着劉文輝的哥哥們來了。

在此談一下當時的情況。1949年11月國民黨軍隊敗走後,解放軍掌控了局勢,劉文輝的親人以為安全了,就離開躲藏地趕回成都。一天下午,我由小姑姑抱着前往成都文廟后街的家,遠遠就看見有兩個武裝士兵守衛在公館大門兩邊。當小姑姑走到大門時,對方明白是劉家的人回來了,右邊的士兵立刻上前阻攔。我當時看見小姑姑的臉和脖子都紅了,回頭就走。小姑姑抱着我去到外婆家,把情況告訴了外婆。大家都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外婆問小姑姑打算怎麼辦?小姑姑回答:明天回安仁鎮(步行)。外婆又問:小飛呢?小姑姑回答:「小飛先留在這裏,過幾天叫人來接他。」我明白小姑姑要把我留在外婆家,立刻就嚷開了,我要跟小姑姑在一起。晚上睡覺時,我是拉着小姑姑的衣服入睡的。第二天一早醒來,我看到小姑姑不見了(步行天不亮就得起身),這是劉家長輩第一次把我丟下,我哇的一下就哭了,這是我人生第一次傷心的哭。外婆很難過,但沒有說話。大舅媽在旁邊說:「你們去投奔共產黨,別個(共產黨)都不認你們!」外婆立刻制止大舅媽,不讓她這樣說。

「你們去投奔共產黨,別個都不認你們!」當時我不懂得這話的意思,但是,這話永遠留在了我的記憶中,終生不會忘記!

早在1949年12月7日劉文輝出走成都,祖母和媽媽就躲進了打金街的外婆家。因為這件事,土改當局就說我祖母把黃金藏到了外婆家,天天來敲詐我的外公、外婆。最後逼得外公把北打金街(現在是紅星路三段,春熙路旁邊)的公館賤賣了,遠遠搬到其它地方去居住。這也就是告訴土改當局:你們說劉文彩夫人把黃金埋藏到了我們家,現在我們搬走了,你們去挖地三尺找吧!

二、首當其衝的劉文彩家人

土改中劉文輝的親人被四川當局分成兩撥,一撥在成都由李維嘉控制,一撥在大邑縣安仁鎮由周鼎文控制。劉文輝所有的親人都落到了李維嘉和周鼎文的手中。

先來談談劉文彩家的情況。土改一開始,周鼎文等人就在安仁鎮煽動仇富情緒,想把民眾當作他們迫害劉文彩家的工具,但受到所有安仁鎮民眾的抵制。所以李維嘉、周鼎文們不敢在安仁下手。經過權衡,把劉文彩家的重要成員遷到成都慈惠堂街,交由李維嘉控制起來,避開大邑縣安仁鎮的民眾。留在安仁、為劉文彩服務25年的總管家薛疇久,當局在整個土改運動中都不敢對他有絲毫冒犯。

我三叔劉元富和大伯父劉元龍名下有三個子女:劉世欽、劉世芬、劉世緯。劉元富和三個子女都留在了安仁鎮老莊園(可能當局認為他們不重要)。這樣,土改中劉文彩家人就分居在成都和安仁兩地。成都的劉家人天天都在過鬼門關,留在安仁的四個人卻過着豐衣足食的悠閒日子:當時莊園還有足夠食用多年的大米、食用油、冰糖、臘肉等豐富的食品,果園有許多蔬菜,三叔劉元富依然住在自己的房間裏,三個小孩就住在如今展出龍床的那兩個房間,幾口皮箱裏還有許多好衣服。白天他們在安仁鎮自由出入,有時還去看土改批鬥會。土改工作隊的人根本不敢去傷害他們,就是莊園的大門,工作隊的人也不敢隨便進出,因為西藏軍區作戰部隊早在半年前就進駐了莊園。住莊園的解放軍從不傷害劉文彩家人,聚餐時還請劉文彩後人去做客。安仁鎮的其他地主卻通通被關押、被批鬥、被侮辱,以致打傷、打殘。

聽我三叔劉元富說,這段時間發生過一件事:莊園有一批貴重柏木(現在幾乎是無價寶),是爺爺生前給文彩中學做辦公和學習用的桌椅、書櫃、書架、門窗及食堂的餐桌等等器具剩下的木料(文彩中學所有的木器都是用貴重柏木製作的)。大約是1951年的冬天,周鼎文(他曾在爺爺身邊當跟班,知道這件事)與駐莊園的西藏軍區協商,經軍方同意,以周鼎文為首的土改工作隊就把這批柏木運出去供他們劈來烤火取暖用了。有誰聽說過用貴重柏木來取暖的?真是暴殄天物!文革初期,外地紅衛兵到劉文彩家鄉造反,也把上千件教學用的柏木桌椅付諸一炬,當時火光沖天,當地人沉痛地說:好可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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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園陳列館展室

土改結束時,周鼎文威脅我三叔劉元富,不准他回莊園去。三叔見到局勢恐怖之極,就不敢回去了。我的三個堂兄、堂姐繼續住在莊園。又過了一些日子,由駐莊園的解放軍給在成都的長輩寫信,說三個小孩子在莊園無人照顧,然後由解放軍派汽車把他們護送到成都。大伯名下的劉世欽、劉世芬、劉世緯就成了劉文彩家最後離開莊園的人,時間大約是1952年的夏天。

由於劉文彩莊園一開始就由西藏軍區作戰部隊駐紮,在整個土改運動中,土改工作隊都沒敢來沒收,也就是說,如今政府是拿不出沒收莊園的手續的。

以上可見,土改中,在安仁的劉文彩家人的遭遇與其他在安仁鎮的地主相比,還是要輕鬆許多。但成都的劉文彩家人就沒這份幸運了。據我三叔劉元富說,土改之初李維嘉們把我祖母關押起來,吊起來拷打,逼要她手中的黃金、財產,大伯父劉元龍就去土改機構「七縣聯合辦事處」找他們,說用自己來替換被關押的母親(真太天真了),被憑空以反共救國軍的罪名關押在成都(不敢在安仁鎮)。劉文輝、劉文彩家族的全部成員都投奔了共產黨,沒有一個人背叛自己的家族去參加反共救國軍,我們家從不接受這個說法,當局也從來沒有給我們出示任何證據,完全是栽贓!大伯父劉元龍曾擔任「青年學會」榮譽會長,保護過地下黨。但李維嘉們專對恩人下手。但他們的凶焰不止針對劉元龍,而是針對幾乎所有救助過他們的恩人,相對說來,大伯父劉元龍是這些不幸者中的幸運者,只是被關押,不久因病保外就醫,殞於成都家中。其他不幸者的遭遇就太血腥了。

劉家所有成員都在土改中歷盡劫波,唯一例外是劉文彩的小兒子劉元貴。劉文彩剛去世兩天,劉文輝就安排只有18歲的劉元貴到雅安24軍去當文書,讓他給雅安的軍政人員作起義投共的思想工作。告訴西康省的軍政人員:共產黨好,國民黨不好;為什麼要起義等等。劉文輝部隊起義後,因為他是一個18歲的小文書,就安排他到「軍大」學習,「軍大」結束後分配到18軍進軍西藏,在18軍擔任文化教員。1956年轉業到成都鐵路局,因此他是土改中唯一一個沒有落到李維嘉、周鼎文手裏的劉家人。但他後來還是不能逃過文革,文革中受盡迫害,死於成昆鐵路的楚雄站。

三、死於非命的起義名將劉元琮

劉文彩家的情況已經大致交代,回頭再講劉文輝家的情況。

先講劉文輝二哥劉文運家的情況。劉文運早在抗戰期間就病故,劉文運生有八個兒子,就是當年宣傳的劉家八虎。其實,有三人早亡,當時在世的只有五人。老三劉元琮是劉文輝24軍副軍長,是劉文輝起義的主要戰將,與國民黨胡宗南部在成雅公路上的好幾場戰鬥都是他打下來的。

劉文彩隨從劉澤高多次對我說:劉文彩死後,劉文輝還曾派劉元琮回唐場(距安仁兩公里上下,劉元琮的公館在那裏)召集「公益協進社」的要員開會,傳達劉文輝的命令:「棄蔣親共」,全體「公益協進社」的人員要堅決反蔣反國民黨,投奔共產黨。安仁鎮的劉澤高和楊孟高(劉文彩病重期間上任的總管家)兩人去參加了會議。

但就是這樣一個對共產黨有功的知名度很高的起義將領,土改中竟淪為四川當局的清算對象。

劉元琮生於1909年,幼讀私塾,接受傳統教育。1925年16歲即進入劉文輝部隊,從士兵升任排、連、團、旅、師各級主官直至中將副軍長,成了劉文輝的主要助手。

中共有關部門(成都軍區)承認劉元琮有三大功績。

一是配合解放軍阻擊胡宗南部隊。

二是協助軍代表改造一三七師。

三是參加川西剿匪。一三七師在大邑整訓期間,川西發生匪亂。劉元琮率部在大邑、崇慶、郫縣交界處,配合解放軍參加了幾次剿匪戰鬥,取得了一定戰績。尤其是該師的黃以仁團和毛國懋副師長在作戰中表現突出。

劉文輝率24軍起義之後,極個別人參與叛變。408團2連連長劉樹榮,叛變後在戰場上被俘。部隊對此事反應強烈,意見不一。有要求從嚴懲處的,也有為他說情的。劉元琮在會上則是旗幟鮮明,說:我歷來主張「殺一儆百」,只有將劉樹榮槍斃,才能維護本軍起義的光榮。最後一致決定:處劉樹榮死刑。

但就是這樣一位起義名將,卻在川西土改中死於非命。對此,李維嘉、周鼎文兩位川西土改干將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倆結成朋黨,聯手運作,排擠原川西地下黨的老同志,從川西地下黨的「外來戶」一躍而為川西地下黨的代表人物,在土改運動中掌握了實權:李維嘉擔任成都農會副主任,周鼎文任大邑縣宣傳部長,在安仁鎮主管土改工作。大權在握之後,他們首先把矛頭對準了劉元琮。

其時,劉元琮任中國人民解放軍62軍186師師長、川西行署委員。但他的功勞和職務都保護不了他。四川當局有的是整人的陰招。先是於1950年7月命令186師赴黔東南剿匪,1951年2月又開赴朝鮮參戰,這些行動劉元琮均未參與,被迫隻身留在成都,徒有師長空名,預謀的清算即將降臨他的頭上。

如果僅僅要求劉元琮減租退押,他肯定會很好配合的,但為了震懾地方和搞臭劉文輝家族,四川當局就不可能輕易放過他,而要無休無止地故意刁難他。前面講了,剛把劉文輝率先「土改」,李井泉就宣佈劉文輝家鄉為四川土改示範點,明擺着沖劉文輝的哥哥們而來。目的不只是挖空劉文輝家族所有錢財,更是要消除他們在四川的影響,讓他們不可能有任何作為。

1950年1月,川西行署負責人專程到劉元琮的家鄉參加農民反霸控訴大會。據說在這些會上,農民紛紛訴苦並呈遞控訴書,其中有關劉元琮的劣跡38件(但當局至今不敢把這「38件劣跡」拿出來讓人辨別真偽)。「農民群眾要求人民政府為他們伸冤,要求劉元琮回唐場依法處置,賠償損失」(《劉元琮起義之後》)。川西行署負責人接受農民訴狀,回到成都就要劉元琮向農民「低頭認錯」,賠償損失。找劉元琮談了兩次話,劉元琮不得不應允,但思想不通,「在行署委員會上沒能認真檢討」。當局不依不饒,「又由川西區黨委統戰部約請三位民主人士繼續到劉的家中懇談,還邀請農民代表五人,同他多次說理談判。」(《劉元琮起義之後》)其實,這些都是借題發揮,都是給劉元琮施壓。劉元琮過去一直在劉文輝手下任師長、副軍長,很少回家鄉,沒有時間和機會接觸家鄉的老百姓,能有什麼劣跡呢?如果真有問題,讓劉元琮到家鄉去與當事人對質,怎麼處理都可以。但當局恰恰不要劉元琮回家鄉去對質。2014年7月,我與北京一個紀錄片製作人去採訪長工伍志宣,伍志宣說:他們那一帶有好些地主,他們都是好人,土改工作隊的人來了,就要這些農民說他們不好。說他們好,工作隊的人就不干(不同意),估倒(強迫)這些農民說他們不好,哪個說了(在壓力下),他們就用你的話把別個(地主)整了。由此可見,這套完全是整人的把戲。

劉元琮很看重共產黨「既往不咎」的承諾,現在面對的非但不是既往不咎,反而是無中生有的指控和追責。當局把劉元琮是否「配合」,是否「底頭認罪」,定為川西土改第一戰役成敗的關鍵。強迫劉元琮必須「配合」,必須「低頭認罪」,也就是強迫劉元琮接受無休無止的人格侮辱。

1951年3月,土改進行到深入階段,按當時政策,少數大地主除退還農民押金外,還要讓他們賠償損失。有關部門認定「劉元琮也屬於這類情況的大地主之一」。也就是說,一個起義有功的將領被劃為大惡霸地主了。

劉元琮是一個軍人,一個四十剛出頭的熱血漢子,接受的都是傳統文化,如今要他平白無故去接受人格侮辱,去低頭認罪,是很難的。事情就激化了。當局教唆了幾個土改積極分子,煽動裹挾了許多成都的民眾(這是當年慣用的伎倆),兩個月不分白天黑夜地開侮辱性的批鬥會,這種無休無止、無中生有的糾纏打鬧,把劉元琮逼到了絕境。

劉元琮並非不識時務,阻擊胡宗南潰軍、改造二十四軍、川西剿匪,一直表現積極。減租退押之初,如有關部門承認的仍舊錶現不錯,還得了獎(賀龍獎勵他幾根金條)。但在李維嘉把持的鬼門關下,劉元琮把全部家產交出來了,連賀龍獎勵的幾根金條也交出來了,還是過不了鬼門關。劉元琮的私人醫生見他每天24小時都被糾纏和侮辱,生不如死,所承受的壓力已達極限,出於同情,就問他要不要氰化鉀?劉元琮要了。一個戰場上的勇將,居然要服毒自殺,可見被逼到了何等地步。

1951年3月22日,李維嘉把持的「七縣農協」在成都政府街召開名為「佃農代表對劉元琮減租退押核算會議」的鬥爭大會(當局召集參會的主體是成都市民,與劉元琮的家鄉根本無關,為的是造聲勢,造影響,把劉文輝家族搞臭)。幾個事先教唆好的土改積極分子(據說是幾個潑婦)在會上演戲,發瘋般的糾纏侮辱。口號聲、叱責聲響成一片,還要劉元琮下跪。劉元琮終於不堪其辱,當眾服毒自殺(那個時期,僅成都市區就有6000餘人被逼自殺,劉元琮是其中之一)。因為李維嘉為了表功已經請來李井泉參加批鬥會,這一來,事件的責任就完全落到了李井泉頭上,性質就更加嚴重了。

本來,面對自己親人在成都和家鄉被當局為勒索財產而關押、吊打,劉文輝已心如刀絞,劉元琮之死於他是火上澆油,他終於站出來抗議了:難道起義就是這樣的結果嗎?他向劉伯承反映了這個情況。劉伯承叫來李井泉,當面責備;劉文輝在一旁也沒客氣,說了重話。這就把李井泉徹底得罪了。李井泉何等人也?一個眥睚必報的人。這就為劉文輝及其家族日後在四川的遭遇埋下伏筆。

劉元琮到底是誰逼死的?李井泉當然有責任,但直接操盤手是李維嘉!據我與劉元琮的兒子劉世傑(其父死時已經20歲)多次探討(有視頻),終於弄清楚了當時情況。劉元琮死時,李井泉非常錯愕,從李井泉把劉元琮的兒子劉世傑叫來好言安慰,要他好好讀書,不要擔心生活費等等情況來看,當時的李井泉並不是想把劉元琮逼死的人。但因為李井泉對劉文輝的心結,李維嘉綁架李井泉、離間李劉的陰謀成功了。

劉元琮死後第二天,川西行署就召開了處理劉元琮自殺事件為主題的十九次行政會議。會議指控劉元琮抗拒農民的正義要求,不願低頭悔過,並以自殺逃避個人責任。據此,會議決定了三項處理辦法:

1、由政府公佈劉元琮案件處理經過及劉元琮的問題。

2、由行署及軍區呈報並宣佈撤銷其行署委員及一八六師師長職務。

3、政府應繼續接受農民正義的控訴與要求,按司法程序處理劉元琮的問題,繼續賠償農民的損失(沒收劉文輝家族的所有金銀和財產沒有分文轉給農民,所謂「賠償農民的損失」與事實不符——筆者注)。

接着,當局召集了成都市各民主黨派及各界人士參加的會議,據說是「一致擁護政府的三項處理辦法」。還發動劉元琮的故舊友好揭發批判劉元琮的歷史罪惡,表示劃清界限(沉默的自由都沒有了)。地方報紙上批劉檄文連篇累牘,極具聲勢。

劉元琮已身敗名裂,接着又逮捕劉元琮的妻子呂介英,說她是「同謀」,處以五年徒刑。1958年刑滿,又判處三年勞教。完了又是帶帽管制。文革期間,呂介英的房子被沒收,她帶着孫女在廁所里住了半年!實際上呂介英失去自由達三十年之久!

當時的慘烈場面我已無法還原,劉元琮的兒子也不願去回憶那些痛徹骨髓的往事,但是他說,事後他的母親以反革命罪被逮捕關押,她本人卻沒有什麼怨言,反而認為監獄裏的日子還好過一些。那位私人醫生因為給劉元琮提供氰化鉀,被判刑5年。後來在妖魔化劉文輝家族的年月里,劉元琮又被妖魔成僅次於劉文彩的第二條霸王龍,說:「劉文彩的另一個侄兒劉元琮偽裝起義後,也在其莊園內暗藏槍支彈藥,陰謀策劃反革命暴亂。為了恢復已失去的『天堂』,這伙反革命拿起屠刀,惡狠狠地向人民反撲過來了」(《劉文彩罪惡的一生》72頁)。歷史的黑白就這樣被完全顛倒了。

劉元琮家人的命運都很悲慘。其子劉世傑雖然通過自己的刻苦努力當上了西安交通大學的教師,卻因「家庭政治問題」,連婚姻都無法解決,改革開放之後才找到愛人建立了家庭。那時他已經50多歲了,沒有孩子。

劉元琮的4個兄弟全部在土改中死於非命。四弟土改中在成都被逼迫投河自盡,死後李維嘉把他在華西大學讀書的女兒劉世英逮捕,向她逼要財產,劉世英在關押中被逼迫得跳樓自殺,其夫李章冀氣得觸電身亡,留下一個幾月大的女嬰。七弟、八弟在土改中被槍殺。

為了節約文字,我只講述劉元琮八弟的死。

劉元琮的八弟劉元遷,夫人是劉文輝二太太李助乾娘家的親侄女,他本人在鄉里頗有口碑。老貧農李福清等人說了一件事:當年拉壯丁拉了一撥從仁壽來的挑夫,路過劉元遷的家門口時,劉元遷就對拉壯丁的人說:這些人是給我打工的,你拉走了誰給我幹活?經過激烈爭辯,終於迫使對方把壯丁放了。壯丁們對劉元遷自然千恩萬謝。

劉元遷還與中共地下黨人交了朋友,他的兒子劉世勛對我說:他父親當年與當地地下黨領導人陳仕英喝過血酒,成了結拜兄弟,他父親(劉元遷)還把他拜繼給陳仕英當乾兒子;過去地下黨的王漢卿也經常到他家走動,關係頗為密切。

2011年7月25日的地方報紙《今日大邑》刊載了一篇《中國共產黨大邑地方史》,其中有一段文字是這樣寫的:「因為唐場鄉大隊長劉元遷與肖汝霖有較好的關係,估計可以得到他的掩護」。此雖然是為妖魔化劉文彩編造的偽歷史,但證明了一點——劉元遷與這些人是朋友,還「估計可以得到他的掩護」。

土改剛開始,周鼎文等人就把劉元遷抓走,當時說兩天後就放人,結果迫不及待第二天就把他槍殺了。槍殺他的真正原因,在於他是很多地下黨人的朋友,是朋友就知道很多內情,周鼎文等人要編造歷史換取政治本錢,就不能讓關鍵知情人活下來。

後來在妖魔化劉文彩之際,劉元遷又被牽連。1990年版的《大邑縣誌》寫道:「『中國人民反共救國軍總司令部』,總司令為劉元遷,下設副總司令、軍事參謀、政治部主任、政工處長、總指揮、後勤指揮官、獨立營長、獨立連長、財政處長」(62頁)。這「中國人民」幾個字就不是那個時代用的詞彙。而這版《大邑縣誌》面世之前出的《劉文彩罪惡的一生》又是這樣寫的:「劉文彩的侄兒劉元遷(劉元琮的親弟弟。筆者注)充當了『反共救國軍第一游擊總司令』」(72頁)。《劉文彩罪惡的一生》由「四川大學歷史系」和「四川大邑地主莊園陳列館」共同編著,也是階級鬥爭時代的權威資料。據內部人員給我透露,《劉文彩罪惡的一生》的執筆人是曹德明,1978年派他到「地主莊園陳列館」工作,就是要他編寫《劉文彩罪惡的一生》。因為那時鄧小平胡耀邦等人出來工作了,已經開始平反冤假錯案。李維嘉、周鼎文想通過曹德明寫的《劉文彩罪惡的一生》,把妖魔化劉文彩的這個陣地鞏固起來。

我現在不去計較他們文字上的矛盾,我只請問他們:作為《大邑縣誌》上說的:「『中國人民反共救國軍總司令部』,總司令為劉元遷,」這樣重要的人物怎麼當初不取口供?怎麼不去追查他的上線和下線?在土改開始之際把他從家中抓走,第二天就槍殺了。這說得過去嗎?請問「『中國人民反共救國軍總司令部』,總司令為劉元遷」的證據何在?劉元遷的兒子劉世勛對我說:土改時沒有這樣講,整個五十年代也沒有這樣講,這些都是妖魔化劉文彩時才編造出來的。劉文輝家族都是來投奔共產黨的,劉元遷絕無可能背叛自己親叔叔劉文輝和親哥哥劉元琮去參加國民黨的什麼「反共救國軍」。

文革期間,劉元遷的兒子劉世勛問過當時的縣長王漢卿(前文寫了,劉文彩在病重期間曾救過他的性命):「當年為什麼槍斃我父親?當時說的是第二天放人,怎麼第二天就把他槍斃了?」王漢卿推口說:「是解放軍叫槍斃的,我們也沒得辦法。」前些年,劉世勛還問過劉氏莊園的老館長吳宏遠:「文革期間在地主莊園展出我父親被槍斃的照片還在嗎?」吳宏遠回答:「早就銷毀了,就是大邑縣公安局裏的照片可能也都銷毀了。」真是做賊心虛,可見1990版《大邑縣誌》上說劉元遷的事情完全靠不住!

四、四哥劉文成家破人亡

劉文輝一共有5個哥哥,其中最有錢的是四哥劉文成,他是一個銀行家。研究劉文彩的資深學者笑蜀稱他為「財神」。「劉氏莊園」的老館長吳宏遠在《西蜀大宅門》54頁上說劉文成「有田地15935畝」。劉文成「在成都買的房子甚多,妒忌他的人就給他起了個外號——『劉半城』」(見笑蜀《劉文彩真相》122頁)「他還有三輛汽車:一輛大客車,一輛小臥車,一輛小奧斯汀。」(同上)劉文成具體有多少錢筆者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比劉文彩富有許多。

正因為如此,土改一開始劉文成就被逮捕,關押在成都。劉文成本來天生一副好身體,可是在監獄裏為逼要財產不知遭遇到怎樣的折磨,1952年就病故獄中。

劉文成娶了3房太太。原配早年病故。二太太和三太太在土改中因為無法忍受逼要財產的酷刑,一個投水自盡,一個服毒自盡。

劉文成有3個子女。

第一個是女兒,本人只知道她嫁給一個朱姓人家。土改中因無法忍受逼要財產的酷刑,上吊自盡(當時還懷着孩子)。

第二個是兒子,本名劉元舟,字伯華,當地人都稱他劉伯華。他的情況下面再詳談。

第三個是小女兒劉元蕙,嫁給安仁鎮的廖維。吳宏遠的《西蜀大宅門》是這樣介紹廖維的:「劉文成的女婿。抗戰前日本法政大學預備學校肄業,『七七事變』後輟學。後任岳父辦的『成益銀行』經理。」土改一開始,為弄清楚劉文成的錢財抓了廖維,關押在成都。劉元蕙則關押在安仁,為逼要財產,土改打手用細麻繩把她的兩個大拇指栓住吊起來考打。拇指的肌肉被吊斷撕裂,拇指的骨頭都露出來了。整個土改期間她都是這樣過來的。土改結束後,她一人拖着7個孩子在農村艱難度日。在「統購統銷」期間,家裏已經斷糧了仍被逼着交糧,沒辦法丟下7個孩子懸樑自盡了。

劉元蕙的7個孩子很快就死了5個,只有兩個活下來,一個是現在還在安仁鎮的廖開弟,一個是小兒子廖開華。劉元蕙生前就把小兒子廖開華抱養給了他人,改名石富清,現在是浦江縣甘溪三大隊三小隊農民。

現在來講劉文成的獨子劉伯華的情況。劉文成雖富甲四方,但很不幸,獨子劉伯華是一個精神分裂症患者。這件事使劉文成愁眉深鎖,再多的錢也治不了他的心病。為了優化後代,他給劉伯華找了一個絕頂聰明的媳婦陳純貞。陳某為劉伯華生了7個子女:劉世模、劉世權、劉世材、劉世書(女)、劉世寧(女)、劉世棣、劉世桐等5男2女。這幾個後代既有母親聰明的好基因,也或多或少有父親的病態基因。

長子劉世模早逝。

次子劉世權當時在西南大學讀書,李維嘉主管的土改機構通知學校把他退學,讓他回安仁鎮。回來就被關押在土改「金娃娃牢房」里。因為抗受不住逼要財產的酷刑,很快就「病故」在裏面。

三子劉世材當時在成華大學(即四川財經學院)讀書,也被李維嘉主管的土改機構通知退回安仁鎮。回來就被關進「金娃娃牢房」。逼要財產的酷刑很快把他逼瘋了,還是通過公安局同意才把他送到精神病院治療的。土改結束後,他又考取蘭州大學生物系,因為當時蘭州屬於偏遠地區,到那裏去讀書有免學費與免生活費的優惠政策,要不他沒錢上學。畢業後分配到貴陽第一衛校當生物課老師。1957年反右運動,劉世材既沒有任何言論,更沒有寫過一張大字報,但上級下達了名額,結果就把有家庭問題的劉世材拿去湊數完成任務,他就這樣成了右派份子。接着被押送到勞教隊改造(做苦工)。由於先天身體不好,體力跟不上,當局說他沒改造好,就一直關押,一直關押到1974年(整整關押16年),病死在勞教隊裏,改革開放後才平反。

五、慘絕人寰的「金娃娃牢房」

劉文成次子劉世權和三子劉世材都是大學生(當年很不容易),先後慘死在那個時代,死前都沒能結婚。

接下來的兩個女兒劉世書和劉世寧,當時還是文彩中學的學生,都是未成年人,依然不能逃脫關押和拷打。為了要挾他們的父母,兩姐妹被關進「金娃娃牢房」。小女兒劉世寧尤其被打得慘,聽當地老人劉結熙告訴我,劉世寧在關押中被土改工作隊弄來坐「老虎凳」,回到家後在床上躺了整整半年才能下床走動。劉世寧的兒子鄧謙近年告訴我,他媽媽的小腿肚沒有肉(所有人的小腿肚都有凸起的肌肉),而是一個很深的凹形傷疤,問她是怎麼一回事,她不說話。這其實是在「金娃娃牢房」里受酷刑留下的疤痕。劉世寧剛能下床走動,就逃到成都去讀書了。土改結束前後,劉世書和三哥劉世材也先後逃到成都去讀書。前面寫了,劉世材考上甘肅省蘭州大學。劉世材走後,劉世書考上四川大學政治系,後來合併到重慶西南政法大學。當時高考填寫居住地址都不敢寫自己的,寫的是同學家的地址,由同學轉交,怕李維嘉、周鼎文的土改機構知道了從中作梗。畢業後,劉世書被分配到貴州省都勻中級法院。劉世寧後來考上四川財經學院。畢業後分配到四川內江地區白馬電廠。

兩姐妹後來的情況下面再交代,現在來講劉伯華、陳純貞和兩個小弟弟劉世棣、劉世桐的土改經歷。

前面講過,劉伯華的媳婦陳純貞是個絕頂聰明的人,又因為劉伯華是一個精神分裂症患者,所以家裏的財產有許多是她在管理。當局急於逼要財產,這就使得她受到萬般折磨:栓着兩個拇指吊在樑上整夜拷打、用燒紅的火鉗灼燒人體的敏感部位、冬天用涼水澆透全身等等。劉文成關押在成都拷問,劉伯華的媳婦及劉文成的女兒在安仁鎮的土改牢房裏拷問,沒幾天就把他們家的財產弄得乾乾淨淨。但當局還認為沒榨乾淨,整個土改期間都用酷刑來逼要劉文成家的財產。

即便精神分裂症患者劉伯華,也被弄來整夜吊打,土改工作隊當然不指望從精神分裂症患者手中拿到財產,他們的目的僅僅是取樂!看到精神病患者劉伯華慘叫的樣子都哈哈大笑。他們甚至把劉伯華的媳婦陳純貞弄來當眾活埋!好些當地人當場就嚇跑了。活埋的過程中都還在逼要他們家的財產,陳純貞站在坑井下面氣息奄奄地回答:「你們要活埋就活埋嘛,我們家的財產已經全部交出來了,實在拿不出來了。」當陳純貞即將死去之際,土改工作隊又把埋進土裏的陳純貞拖出來,接着就到處宣傳說:「你們看她多吝嗇!要錢不要命,寧願被活埋都不願交出財產!」這就是他們的強盜邏輯!

在此期間,劉伯華和陳純貞的兩個10歲上下的小兒子劉世棣和劉世桐被土改工作隊關進「金娃娃牢房」。據親身經歷的李國康說:「金娃娃牢房」里關押的地主娃娃小的還不到6歲,裏面沒有床,困了就睡在地上;「金娃娃牢房」里不提供牢飯,由家裏的人每日送飯。這些娃娃在牢房裏挨打受虐待,成天都在哭。孩子是父母心裏的肉,土改工作隊就用「金娃娃牢房」的手段來敲詐他們的父母。

堂姐劉世書告訴我,她母親陳純貞有一個貧民朋友胡二嬢(住在劉文輝公館附近),經常受到陳純貞經濟上的周濟。土改時,當局憑空栽贓她幫助陳純貞藏匿金銀,逼她拿出來。她沒有幫別人藏匿金銀,一個窮人家,怎能有金銀拿出來?於是被強行灌注大糞,回去不久就死了。

整個土改期間,陳純貞從肉體到精神所受的折磨和痛苦不是我的筆墨所能盡述的。他們一家人無法存活下去,只能逃走。前面講過,陳純貞的兒子劉世材和兩個女兒先後逃到成都繼續上學自謀生路,兩個10歲上下的小兒子劉世棣和劉世桐被迫送給外面的人家領養。最後就只剩下劉伯華和陳純貞夫婦兩人。不久,精神分裂症患者劉伯華活活餓死,死前,當地人看見他在地里吃苕菜(一種野菜)。陳純貞因為受到的酷刑嚴重傷害了身體,不久也在貧病中離開了人世。

其實,劉文成家的財產在他們被關押後不幾天就全部交出來了,對於什麼財產都沒有了的人家,酷刑能逼出什麼呢?但土改當局總說他們還藏有財產沒交出來。其實,土改當局根本沒有任何依據,有的只是無止境的貪慾和嗜血的殘忍!

劉伯華家的兩個小兒子劉世棣和劉世桐,自從抱養他人後就音信渺無,估計在1960年前後的大饑荒中餓死了,要不他倆長大後總會回來尋找親人的。

劉伯華家的故事到此並沒有完。自劉世材冤死在勞教隊,劉伯華的7個子女就只剩下劉世書和劉世寧兩姐妹。劉世書從西南政法學院畢業後分配到貴州都勻中級法院。四清運動時期,全國城鄉無孔不入的「水牢」、「刑訊室」、「大斗進、小鬥出」、「飛輪風谷機」等等妖魔化劉文彩的階級鬥爭宣傳,使劉文輝和他所有的親人都受到極大衝擊。法院是最講政治背景的。作為劉文彩的侄孫女,劉世書當即被法院開除。為了生存,劉世書到處謀取職業,每找到一個工作,法院的人就去通知該單位,說她是劉文彩家的人,不能用!最後好不容易找到一個縫紉工作,活出來了。文革開始後,她的遭遇更慘,到處開會都拉她去批鬥,去了就挨打。一次她的頭部被打了一個大窟窿,鮮血涌流不止,人都快死了,這才有一個人從街上的商店抓來一把煙絲堵住傷口止住血。現在劉世書頭部的那個部位都沒有長頭髮。身上還有好幾處挨打時留下的疤痕。

劉世書在外整整漂流了18年!她從大學畢業到退休,從來沒有提過一次工資,拿的是最低工資。一生的坎坷給她留下了一身的疾病,身體非常虛弱,夏天都得穿羽絨服。但不管怎樣,劉世書都是劉伯華7個子女中最幸運的人,她居然活到了今天!時年83歲。

在內江地區白馬電廠工作的妹妹劉世寧,經歷同樣的災難。因為是劉文彩的侄孫女,1964年的四清運動期間,廠領導把她下放去當卸媒工(這本來是男人幹的重體力活),當時劉世寧正懷着小兒子,但在仇恨宣傳下,廠里就是不肯收回成命。生下小兒子後又強迫她去餵豬,沒想到不久這些豬患瘟病死了。這種情況當年四川時有發生,一點不稀罕,官方卻說這是階級鬥爭,是階級敵人故意破壞,就停發她的工資。她有兩個兒子,丈夫因為右派被單位開除,全家就靠劉世寧的工資生活。劉世寧每天去乾重活、髒活,卻常常幾個月不發工資。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來了,廠里又拿劉世寧開刀。一個晚上,廠里的「革命群眾」到劉世寧家抄家(單位宿舍,最窮的一家),把他們一家關起來,就連12歲的長子鄧謙都被關押。幾天後他們才放出來,回到家裏,家裏一片狼藉,什麼也沒有了。全部「財產」拿到廠里展覽去了,無非就是一些鹽、米、鍋,吃飯的碗、筷子、蚊帳,睡覺蓋的被子等等,真是又好氣來又好笑!接着就是無休無止的批鬥會,在這些批鬥會上劉世寧受盡了打罵和侮辱。歷盡磨難的劉世寧在1995年病故,享年62歲。

劉伯華家的故事到這裏還沒有完。近年官方媒體證實了劉文彩家沒有水牢,冷月英的講述不實。這是一個進步。可是,又把水牢的罪名栽贓到精神病患者劉伯華的頭上。請問栽贓劉伯華的官方媒體,你們能提供確鑿的證人嗎?說劉伯華把冷月英關在家中一個類似水牢的地方,能去劉伯華的公館裏把這個地方找出來嗎?

六、劉文輝終生有家不能歸

這裏要特別提一下劉文輝的另一個侄子、二十四軍中將副軍長劉元瑄。李維嘉從重慶逃命到成都後,曾受到劉元瑄的保護,李就介紹他加入了共產黨。劉元瑄入黨後,出資金給共產黨辦報紙,因為報紙內容太直白,被國民黨當局查封。劉元瑄還繳納了多次黨費,都是一筆筆巨款,都是李維嘉一人收的。中共建政後李維嘉翻臉不認賬,劉元瑄的黨籍由此告吹,繳納給李維嘉的一筆筆巨款分文未退,去向無人知道。多年來劉元瑄一再對他的後人說:「李維嘉這個人太不要臉了!」

整個土改期間,劉文輝家族都是如此過來的,我這裏就不一一講述了。其間,劉文輝被長期隔離在重慶。後來唯一一次安排劉文輝從重慶出差到成都,當局恰在此時在成都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辦所謂惡霸地主劉文彩的罪行展覽,他們不敢在大邑縣、安仁鎮搞這些名堂,卻以大邑縣安仁鎮老百姓的名義在成都來辦展覽、來「控訴」劉文彩的剝削壓迫、來「揭露」劉文彩如何荒淫、奢侈,並利用所有報紙拼命炒作,煽動仇恨。從時間節點看,明顯衝着劉文輝而來,所謂出差,其實是精心安排,用妖魔化劉文彩來侮辱劉文輝,讓他知道對手們的厲害,也讓劉文輝家族誤以為家鄉不歡迎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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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輝家族起義投奔共產黨,劉文彩家的財物大部分被胡宗南部隊抄走,沒什麼東西可供展出,這些展品是哪裏弄來的?事情很簡單,當時正在土改,成都所有地主、官僚的財產被悉數沒收,當局手裏有的是資源,展品就是從那些沒收的物品中挑出來的,根本就不是劉文彩家的東西,完全是造假!在成都炒作完了,當局又把這些展品發往北京、重慶等地展出,為的是把影響做大,把劉文輝家族搞臭、搞倒。據上世紀50年代在劉文輝身邊工作的三叔劉元富說:劉文輝此次到成都,身邊全是「保衛人員」,行程住宿全是官方安排,防範非常嚴密,根本不准他與成都的親人會晤,如同押解的犯人,完全沒有個人自由。這些所作所為都是在威脅劉文輝。從此,劉文輝再沒有回到自己的家鄉安仁鎮。

1951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鎮壓反革命中處理涉及民主人士愛國分子的指示》。6月4日,又發出《關於在土改和鎮反中對高級民主人士家屬照顧和寬大處理規定》,指出,「我們『對於解放前已經開始參加反蔣鬥爭,已經與我們合作的民主人士,對於真正起義的軍官在土改和鎮反運動中必須有意地予以特殊的照顧或寬大處理,這對於統一戰線和革命勝利的鞏固是十分必要的,決不可不加區別地把他們與一般反動地主和反動軍官一樣對待』。」對於上述人員的家屬(祖父母、父母、子女、兄弟和妻室),更是作出了五條照顧和寬大處理的具體規定(蘇庸碧編著《中共統戰史簡明教程》成都出版社1995年3月第二版第二次印刷)。如果照上面的政策規定,劉文輝家族集團的所有成員都在保護之列,事實卻完全不是這樣。

劉氏家族當時和後來的命運不管是怎樣,我都不否認是咎由自取。固然沒什麼可抱怨的,但是,作為影響中國半個世紀的歷史,我有責任把真相講出來,讓世人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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