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一先,原中國駐蒙古共和國使館二等秘書、1971年「九一三事件」中方到達墜機現場勘察的4人成員之一,並參加了中蒙五輪徹夜談判。其撰寫的回憶錄《在大漠那邊――親歷林彪墜機事件和中蒙關係波折》一書詳細記錄了當時的情況,本文為此書中孫一先向周恩來匯報九一三飛機失事的細節。
1973年,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周恩來發言(圖源:AFP/VCG)
9月21日晚,我來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給周總理匯報我所了解的「九一三」飛機失事情況。
我首先匯報蒙方對中國飛機失事事件的態度和雙方會談的經過,然後談了飛機失事現場情況。最後,匯報死難者的遺物情況。總理聽得全神貫注。
我講到那個寫得亂七八糟的拍紙本時,總理問寫的什麼內容,我說看不懂。總理便要看照片,因為拍照時已近黃昏,光線不足,字跡分辨不大清楚,他似乎感到失望,但仍然把它和死難者屍體照片放在一起。當我講到現場發現一個含有機密內容的鉛印小冊子時,總理特別注意,讓我講具體一些。我列舉了書中提到的幾項國防新產品的研製,總理態度變得嚴峻起來,問我為什麼不把它拿回來?我說視察現場前,雙方達成協議,現場物品只看不取,蒙方最後一併移交。總理的口吻嚴厲而帶焦躁,批評說:「對國家機密怎麼能這樣不負責任,應當誓死保衛嘛!你是不是共產黨員?看到國家機密處於危險之中,應該不應該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去保衛?」
我屏息地聽着,想解釋一下我曾讓小沈去取回,被蒙方人員阻止,但沒敢開口。我感到汗顏和後悔,我幹嗎那麼機械地遵守雙方的那個協議呢?如果當場察看時順手裝到兜里,蒙方人員也不敢搜身索要。問題在於我沒有這個警惕性,沒意識到機上人員中可能有叛徒,而在現場的文字材料方面下功夫。
等到總理的語氣緩和下來,我繼續講這個小冊子,說到這個小冊子有殘存的紅塑料皮,內文前有「各位首長和同志們」,最後有括號里的「長時間熱烈鼓掌」,像是一個講演報告。總理聽了樂起來,哈哈笑着說:「你為什麼不早講清楚這一點?這個小冊子我知道,我這裏還有一本,回頭可以給你看看。」順手就把有關這個小冊子的照片扔到另一疊上。
總理為什麼如此關注飛機上是否有機密文件呢?後來才知道,葉群和林立果決定外逃前,早已把國家高度機密文件,裝滿了整整一架直升機,在三叉戟256號專機從山海關機場起飛後,它也從京郊沙河機場向蒙古方向飛去。但是,這架直升機9月13日晨被迫降在北京附近的懷柔縣境內,文件沒有受到損失。
然而,葉群在北戴河還保有一套中央和軍委的絕密文件,有沒有帶走呢?他們叛逃以後才發現,葉群專用的小轎車的後備廂里,擺着一個裝滿文件的皮箱,只是因為他們奔往山海關機場時十分倉皇,沒有來得及把這輛車同時開去。
那麼,他們隨身帶沒帶機密文件呢?誰也不清楚,因為時間剛剛過去短短一個星期,掌管文件的部門來不及徹底清查核對。總理從國家安全的角度考慮,當然要十分重視現場有沒有機密文件。「九一三」之後,國內向使館發的第一個電報,就提到「未燒完的文件物品要求轉交我們」,而我在視察現場時,囿於「中國民航飛機失事墜毀」的概念,把重點放在失事飛機上,對文字材料察看追究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