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災在中國是非常特殊的一種災難。
它經常不被當成「災」。地震的破壞性即刻可見，程度大時足以把城市震成齏粉，地殼輕輕一震，大家就如臨大敵。水災的破壞則來得緩慢而隱蔽，只有特大洪水才顯示出摧枯拉朽的力量，一般的洪澇淹上來又退下去，除了留下了一灘灘污泥，誰知道它帶走了什麼？也許只是上班族遲到被扣錢，也許有個下水道無聲無息地吞掉了一個行人。
它還經常被「玩壞」。每逢暴雨成澇，城裏的人便使出千方百計來玩水：有人駕着摩托艇英姿颯爽地開過，有人氣定神閒地撐個小竹排遊蕩，還有人拿個澡盆和汽車輪胎就來玩划水……在現代化的城市大馬路上開船衝浪，特別具有後現代感。
網上的觀眾看得不亦樂乎，恨不得自己的城市也來一場暴雨，好讓他下樓去玩玩水，曬曬朋友圈。
中國人為什麼那麼喜歡玩水？
民間有句俗語叫「欺山莫欺水」，深不見底的江湖河海輕易就能吞噬一個人，從而衍生出無數的水鬼河妖傳說。儘管父母師長告誡不斷，每年還是有不少學生無懼無畏跳下水，結果就這麼沒了。憑經驗活着的中國人，畏懼的並不是水，而是死亡與未知。
中華文明源於河流，遇水定居，把「水」神化為財富與好運的象徵，順理成章。在「水為財」的思想指導下，中國風水學特別講究「山環水抱」，一池綠水是園林的財位，一灣小溪是社區的靈脈。對一個農業國來說，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歷史上因乾旱導致的災難數不勝數。久旱逢甘霖，不是一種普通的喜悅，而是逃過一劫，大難不死。
傾城的暴雨，給農業社會的人製造了一種「例外狀態」。平時的人們不會行竊，但當洪水衝破了社會秩序，把別人的財物衝到他們的面前，那就是天賜，物主只能怪老天不長眼睛。在南方農村，暴雨後魚塘的魚溢出到田裏溪里，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捉到一籮筐。安徽舒城縣那6000頭豬如果會游泳，恐怕有不少已被別人捕獲。即使在城市裏，雨後捉魚的場面也不罕見。
城市洪澇讓現代都市人暫時回到了農業社會，戲水的人就像是逃到水泥馬路上的那群魚，逞一時的快樂。可一旦洪水爆發到1998年和2016年的級別，他們就真的成了魚，對抗不了天災，也擺脫不了人禍。
治水，一種古老的治國方式
美國政治哲學家卡爾·魏特夫在《東方專制主義》中指出，古代中國是一個典型的「治水社會」：這種社會形態主要起源於乾旱和半乾旱地區，在這類地區，只有當人們利用灌溉、必要時利用治水的辦法來克服供水的不足和不調時，農業生產才能順利地和有效地維持下去。這樣的工程，時刻需要大規模的協作；這樣的協作，反過來需要紀律、從屬關係和強有力的領導。
在治水社會，大型的水利工程必不可少。秦皇通靈渠，楊廣挖運河，都是通過組織民眾大修水利，在全國建立起瀑布式的統治。輾轉到現代，當歐美已經對大型水利工程的危害有了充分的論述，中國仍然擺脫不了「興修水利，利國利民」的迷思。你的種種質疑，又被一句「利在千秋」「舍小家為大家」打發掉。
7月5日，湖北當地為了「緩解」汛情壓力，決定在武漢沉湖破堤防水，讓蔡甸消泗鄉的上萬村民連夜大轉移。7月1日，湖北武漢新洲區舉水河發生特大洪水，鳳凰鎮鄭園村陶家河灣舉水河西圩垸發生潰口，口門70多米，附近6個村莊、1個社區被淹。潰堤後，當地村民和官員爆料，原來舉水西堤已有20多年沒有加固，「從很小的時候就聽說了好幾次國家財政撥款維修加固堤壩，但是最後也沒見着修」。
這些地區就是防洪治水體系下的「分洪區」，當大洪水來臨時，就會先讓洪水分流到這些欠發達地區，儘量讓大城市受到較少的衝擊。消泗鄉的村民上一次大轉移是在2010年的梅雨季，才過了六年安穩日子，又要拖家帶口地逃難。
「所有中國人都正在成為武漢人」
武漢作為湖北首府，其災情必然不是最嚴重的。只是由於城市人更熟練地使用社交媒體，武漢市的汛情才更多地被看見。然而，饒是有政治保障和巨資改造的城市防洪設施，武漢仍然被洪水沖癱瘓了。
2013年6月底，武漢投129.85億改造排水系統，並信心滿滿地宣稱「3年後不怕大暴雨」。三年後，這場暴雨仿佛是來打臉的，徹底衝垮了武漢城市建設者的面子。過去一直有人說「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我們現在已經不敢奢求下水道能排水，只要它不「吞人」，就屬不幸中的萬幸。
在武漢生活了二三十年的樂評人李皖說：「所有中國人都正在成為武漢人。」這個遍佈工地的城市，代表了一種誇張的中國速度。截至2015年11月，武漢全城共有工地約1.9萬個，被洪水這麼一倒灌，會發生什麼事、造成多大的損失？
沒有人知道，就像走在洪水淹沒的大街上，你不知道前方平靜的水面會不會掩蓋着一個黑暗的涵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