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中國現代文學館即將落成個之際，要製作一對巨型青花藝術花瓶，徵集作家協會會員各留一句話。韋君宜寫的一句話是：「我在年輕時入黨對着黨旗宣誓，要為共產主義事業犧牲個人的一切。沒有想到的是，有時候甚至要犧牲自己的良心。」（《中國作家3000言》，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第289頁）。
韋君宜沒想到的，也是很多人沒想到的，而「要犧牲自己的良心」的何止她一個人！天地玄黃後，在無遠弗屆、首尾相接的一波接一波政治運動中，正所謂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沒有誰能置身事外，潔身自好；也不僅僅是「有時候」要犧牲良心，在極左年代，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僅僅「有時候」犧牲自己的良心，怕是遠遠應付不了的。
良心，按照朱熹的說法，是人的「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在中國傳統社會和文化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價值。一個人即使一無所有，但不能沒有良心。平時人們表白心跡，最常用的是四個字：天地良心——以天地為自己的良心作證。有人在抬槓時說，良心值多少錢？但即使抬槓者本人也絕對不願意落下一個沒良心、昧了良心，良心壞了黑了，良心被狗吃了等類似的評價。人們對「文革」期間投靠林彪和「四人幫」者，最常用的一句話就是出賣良心。一個人，只要被斥為出賣良心，幾等於開除了「人籍」，就沒法在世上混了。
與出賣良心不同，韋君宜的犧牲良心，是被動、無奈和痛苦的，有着強烈的恥辱感，負罪感。這種恥辱感和負罪感一直壓在她心頭，讓她喘不過氣來，因此「十多年來，我一直在痛苦地回憶、反思，思索我們這一整代人所做出的一切，所犧牲和所得所失的一切……目的也只有一個，就是讓我們黨永遠記住歷史的教訓，不再重複走過去的彎路。」（《緣起》）
這使她早在1976年她就秘密寫《思痛錄》。在這本書《我所見的「反右」風濤》一文中，韋君宜回憶：在「反右」運動中，作協總共不過200人，右派劃了50多個，連「與我們編輯部有點關係的作家都成了右派。」風聲鶴唳，人人自危，韋君宜感到自己很有劃成右派的可能，回家告訴了時為北京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長的丈夫楊述。經蔣南翔、彭真斡旋，她逃過此劫。「不過批鬥會還是要開，要我一面挨批鬥，一面在編輯部主持工作，繼續發批判稿批判別人。」韋君宜問：「難道我能夠不批別人嗎？不能。也得批。」那是一個不講良心講所謂立場的時代。良心犧牲了命還在，「立場」丟了後果不堪設想。所以，當部下被批判時，「我明知這完全是無理株連，也只好睜隻眼閉隻眼。」當一位同志被劃為右派時，她還不得不親口向他傳達組織的決定，「這件事使我的心深深受傷。」但「我當時已經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因此，當批判黃秋耕時，「我竟然執筆去寫批判他的文章！在這一段，我和他是患難與共的。兩人一起受批判，又每天相對訴說無法告人的苦悶與憤懣。這種文章我怎麼能寫！但是我居然寫了，我胡說八道了一番，署名『朱慕光『，寫完便交給秋耕自己看。他看了只笑一笑，說：『叫余向光更好，表示你嚮往光明，不曾看見人民疾苦啊。』」
能夠看出，在不得不犧牲良心時，韋君宜力圖儘可能少犧牲點，在不得不下手時，她右手拿起了利刃，左手卻本能地進行遮擋；或者高高舉起，儘量輕一點落下，努力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絕情。也因此，她能把寫的批判文章交給被批判者看。
與韋君宜不同，同是犧牲良心，有些人犧牲得就毫無顧忌，特別徹底。章詒和在《往事並不如煙》之《正在有情無思間——史良側影》文中講到，史良與章伯鈞同為民盟領導，有着幾十年良好而深厚的友誼。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後，章伯鈞「氣不順、想不通」，「想找個人說叨說叨。他首先想到的是史良，當晚就找上門去。」並「把肚子裏的話統統倒了出來，父親覺得很痛快」，晚上睡下立即「鼾聲大作」。孰料，6月14日，民盟舉行中央小組會議，史良在對儲安平一頓劈頭蓋臉、上綱上線的批判之後，調轉槍口，把章伯鈞那天晚上對她講的內心話全部揭發出來。接着，史良說：「現在看了伯鈞在《光明日報》發表的文章（此前的12日，章伯鈞迫於壓力，違心地在《光明日報》發文做了檢討），和他那天晚上所講的完全不同。因此，我必須請伯鈞說個明白。我懷疑伯鈞是不是也像在你文章中所講的那樣，在這次鬥爭中『不夠堅定，認識模糊』了呢？是不是伯鈞也有兩套做法，在群眾面前講的是一套，再背後講的又是一套呢？……今天我在民盟的會議上要求伯鈞表明立場和態度。」
章詒和寫道，史良的講話，「像一包定向爆破的烈性炸藥，從內部炸開民主黨派的圍牆，炸出一條預先設計好的路線，使民盟這支進入反右運動祭壇的領頭羊，在這條路上蹣跚而行。」第二天，《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中國青年報》均在頭版頭條位置，刊載了史良的發言全文。章詒和母親看罷，「幾乎難以相信洋洋數千言，竟是從史大姐嘴裏說出來的。章伯鈞說：『我相信，史良發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為她在決定開口以前，先要接受良心的考驗。』」
考驗的結果是，良心完全屈服於眼前的利害，下手也就特別之狠，包括對早年相戀其後還藕斷絲連的羅隆基。這也不難理解：良心犧牲得徹底了，親情，愛情，友情，道義，友善，所有人間最珍貴、最美好的東西，都算不上什麼了。
不要對史良撇嘴。早年，她曾參加過「五四運動」「五卅運動」等愛國民主運動，三次被捕入獄。是著名的法學家、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頗有時譽。在轟動全國的「七君子」事件中，她是唯一的女性。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她慷慨激烈，要民主，要自由，不乏士人風骨，實乃女中翹楚。章詒和在對曾頻頻造訪的史良仔細觀察後，作了這樣的評價：「古書上說：『寬容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古人指的是聖人之德行，我雖未遇一個偉大的聖賢人物，但我面前的這個女人，確讓我感受到有容、有執和有敬。」但正所謂此一時彼一時，在反右運動中，她整個變成了另一個人。
史良在反右運動中的反戈一擊，帶有標誌性意義。
從惡如崩。羊群效應。1957年後，犧牲良心對國人來講，就不再是羞於啟齒和需要內心掙扎的事了。到了「文革」期間，舉國除一人之外，都有犧牲良心的義務。
那是一個犧牲良心的賽場。犧牲得越早越主動越積極越徹底越無恥，越受抬舉和賞識。
犧牲了良心，百無禁忌：告密親友不用偷偷摸摸，落井下石也能理直氣壯，打砸搶燒無不豪氣干雲，欺師滅祖人人振振有詞，傷天害理，同室操戈，效忠表態，投靠反水，翻雲覆雨，舉凡為常識、常情、常理不容的醜類惡行，都粉墨登場。一場浩劫下來，只落得大地白茫茫，除了毒蘑菇和荒草能瘋長，什麼也生不出來了。
這就是犧牲良心的後果。
可以不犧牲嗎，那就得犧牲安全甚至性命。
所以，在今天相對安全的環境下，我們無權指責當初被迫犧牲良心者為什麼不學習林昭、張志新。形勢比人強，講什麼錢楊沒風骨！但這不等於說犧牲良心後還可以心安理得。像韋君宜那樣去反思當年犧牲良心的個體責任和制度原因，不僅必要，而且時不我待。不然，犧牲良心的悲劇還無法避免。事實上近幾十年來，從廟堂的貪贓枉法到江湖的制假售假，從最近莆田系中人到雷洋案中涉案警員，以及為涉案警員漂白者，哪一個不是在犧牲良心？
我們為犧牲良心付出的代價太大了。
兩千多年前，屈原發出「魂兮歸來」的呼喚。今天，我們是不是需要呼喚：良心兮歸來？而要讓良心歸來，需要像韋君宜那樣的反思，尤其需要徹底根除逼良為娼的制度環境。那種犧牲良心的事兒不能再讓人幹了。
行文至此，看到邵燕祥在談到紅岩烈士何敬平的詩句「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難，我們願把這牢底坐穿！」時說：「事實證明，光是把牢底坐穿，並不能真正免除下一代的苦難，如果不反思，不總結經驗教訓，舊的牢底坐穿了，肉體和精神還會墮入新的牢籠。只有在『認識你自己』的同時，力求認識動態的歷史和現實，才能使我們和後代從歷史性的苦難中真正獲救。」（朱正《一句頂一萬句》）
文末引述這一段話，不算多餘吧？
2016.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