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後，陳小魯還回憶起這樣一個插曲。1966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北京大中學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作為「積極分子」之一，陳小魯也到了人民大會堂參加了會議，「而且離主席台特別近」。當時，毛澤東本來沒有出席大會。可是在劉少奇講話中間，他突然從後台走了出來。陳小魯注意到了一個細節：毛澤東經過劉少奇身邊時，劉少奇轉身想跟他打招呼，可是毛澤東並沒有理會他，「可以說看都沒有看劉少奇一眼，就過去了」。畢竟是那種家庭長大的孩子，有政治敏感性，「不是說黨中央很團結嗎？」陳小魯當時就隱約覺得有些異樣。
陳毅之子陳小魯（圖源：VCG）
67歲的陳小魯原本一直安安靜靜地生活在北京一個幽長胡同的四合院子裏，這裏是他的岳父粟裕將軍的住所。「為『文革』道歉」的消息一出，他一時成了新聞人物。最近一段時間，他頻頻接到各路媒體打來的電話，有國內，也有境外的，出入院子裏的記者也多了許多。坊間反響這麼熱烈，這大大出乎陳小魯的意料。「就這麼件事，你們真的覺得那麼值得做嗎？」他略有不解地反問要求採訪的記者們。
陳小魯是北京八中老三屆同學會會長。今年5月，陳小魯的一個同學去看望當年教他們生物的趙老師。「趙老師說當年校領導在『文化大革命』受到很大衝擊，現在年紀都大了，你們應該去看一看，不然就來不及了。這個同學回來給我打電話說：『我們應該去看他們，我們應該去道歉。』我們應該這樣做，因為我們沒有正式地道歉。」由衷感慨「再不道歉就來不及」的陳小魯，也在開始思考以什麼時間、什麼方式來表達這種歉意更為妥當。
8月18日這一天，陳小魯又收到了同學會秘書長黃堅發來的一封郵件，「裏面是一組照片，全部是1966年八中校領導被當作黑幫批鬥和勞改時的情景」。郵件里，黃堅還寫了這樣一段話：「中國歷史上需要道歉的人很多，但是我們今天——一個歷史上特殊的日子，可否從我做起，勇敢地向老師們說一聲：對不起您了，我們真誠地道歉！」黃堅所說的「特殊的日子」，陳小魯不需多花一秒一時來揣測——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第一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群眾和紅衛兵。
這組照片還是陳小魯第一次看到。雖然已時隔47年，影像也略顯模糊，但它對陳小魯內心深處的衝擊仍是清晰而巨大的。「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終身面對的日子」，陳小魯後來這樣形容。他很快給黃堅回了郵件，上面寫：「我的正式道歉太遲了，但是為了靈魂的淨化，為了社會的進步，為了民族的未來，必須做這樣道歉，沒有反思，談何進步！」
第二天，這段話被放在「北京八中老三屆同學會」用作內部交流的博客上。陳小魯還寫了這樣一段話：「八中老三屆同學會正在安排一次與老校領導和老師的聚會，我希望能代表曾經傷害過老校領導、老師和同學的老三屆校友向他們鄭重道歉，不知道校友們是否授權我做這樣一個道歉？」
按陳小魯和八中同學會原來的計劃，他們原想準備一個200人的大會，同學們誰願意來就來，當年的老師們「能來就來」。「這段歷史我們都知道了，可是八中後面的學生知道嗎？八中的老師知道嗎？所以我們希望能在八中舉行這個會，有八中現在的校領導和老師代表參加，因為除了我們道歉這一行為之外，它對現在的學生也是一個教育行為。」可是他沒有想到，幾天後，一篇名為《陳毅之子陳小魯就『文革』中批鬥學校領導發道歉信》的文章開始在網上流傳，一下子引起高度關注。「媒體一報道之後，我們不敢搞了，學校也不敢沾邊了。」陳小魯笑着說，也有些許無奈。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同學會決定，「小範圍交流更自如一點」。
10月7日，國慶長假的最後一天，在八中附近的一個茶室里，8位當年的八中老師，和16個學生，圍坐一起。當年血氣方剛的中學生們，已經青絲霜染，更別提那些老師們。陳小魯站起來第一個發言：「『文革』之後，老師對我們的冒犯寬容大度，我想代表八中當年傷害過你們的校友，向你們真摯地道歉！」「道歉會」持續了3個小時，但實際上，老師生更願意回憶與交流的，是那個時代綻放的人性的溫暖。
「道歉」新聞出來之後，網上也有人質疑甚至指責陳小魯們的道歉來得太晚。「其實這是一個誤解。」陳小魯坦然面對。「『文革』結束之後，等我們風流雲散、走到全國各地，再回到學校已經是1988年了。」這一年，陳小魯和同學們成立了一個同學會，主旨之一是「聯絡感情」。陳小魯說，由於當時的「階級論」以及諸如「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對聯——「儘管我們反對對聯，但它在當時還是盛行一時，對我們出身不好的一些同學就形成了一定的壓力，儘管你沒鬥他，但這種天然形成的、無形的隔閡一直在那兒存在。」成立同學會也正是為了彌合當年因為出身造成的裂痕。
從1991年起，同學會開始向八中的老師頒發了一筆「獎教金」，雖然數額並不大，但其實也是向當年受衝擊的老師表達愧疚之情的一個心意。「畢業這麼多年，同學們也經常和老師們見面，我們每見到老師都會表達一下歉意，特別是對那些挨過鬥的。但是當時那種場合人很多，有時一句話帶過去了，它是私下的，也顯得不那么正式。不光是我，很多同學都做過這個事兒，同學之間也有互相道歉的。但這一次我們以同學會的形式，有一個公開的道歉方式。而且這個道歉並不是突然的，只不過是現在憑藉了網絡力量，其影響一下子就擴散開來。」
回憶起來更讓陳小魯感動的是老師們的寬容，他們反覆講：「你們用不着道歉，你們不必這麼道歉。」當年任團委書記的張老師也坦承自己當年「把階級鬥爭搞得過分了」。「我們把正面的、反面的、正確的、錯誤的都灌輸給你們。『文革』極左高潮一來，不但你們分不清，我們這些老師、黨員幹部也迷失了，不知所措了。所以對同學在不知所措的情況下做的一些事，我也有責任。」
在那天的師生見面會上，一位老師提出，希望能從學生的角度把八中「文革」的歷史整理出來，這個提議得到師生的共同認可。「所以我們準備搞個『八中文化革命大事記』——八中是一個好學校，它有輝煌的一面，也有黑暗的篇章。那麼往往這個錯誤失敗比成功輝煌更讓人得到啟發。」陳小魯和同學們的下一個計劃是做這個大事記。「因為很多事情我們自己也記不清楚，畢竟47年過去了。現在有同學慢慢開始回憶這方面的事情，我們準備把它放到網上，然後大家來填空改錯。計劃從1966年6月1日到1969年『九大』之前，我們這些老三屆的人離開學校、都上山下鄉和當兵了為止。」陳小魯說。
「紅八月」
「道歉」上了新聞不久，作為「紅二代」之一，陳小魯參加了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的紀念活動。這樣的場合似乎有點微妙。「中國是人情大於政治的社會，我的觀點已經亮開，也無所謂。」陳小魯不但繼承了父親的相貌，也繼承父親的坦蕩。他說在這個「紅二代」的聚會上，有些人對他的舉動表示贊同，但也有人告之，「你這個舉動不錯，但是不要成風」，還有人提醒他不要「被人利用」。不過，來自民間一種意見也許更具代表性：對那個瘋狂的年代，個人要負多少責任？就像在那天的道歉會上一位老師說的那樣：「你們沒有必要站出來道歉，你們也是受害者。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誰不擁護？」
陳小魯對此的回答顯然也已經經過了很長時間的一段思考。「我道歉就是兩條：一個是我初期造反，第二個是我組織了那個批判大會。初期造反是破壞了學校秩序，組織大會是會上發生了武鬥，影響惡劣。我可以不組織批判大會，我也找過四中和六中的人，但為什麼最終是我挑頭、而不是其他人？這還是我自己的選擇，那麼我要為我自己的選擇負責。不能說這話毛主席講的，所以責任不在我。那毛主席講了以後那麼多人都沒有動，為什麼偏偏是你？」
1946年，時為山東野戰軍司令員的陳毅迎來了第三個兒子，取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之句，他為這個小生命取名為小魯，也蘊含了全取山東的雄心。陳小魯笑稱，他小時候，父親曾認為這個小兒子比較「遲鈍」。沒想到，有朝一日，他成了叱咤一時的中學生領袖。
1963年，陳小魯進入北京八中上學。他後來形容那時的自己「開始真正關心政治了」。而此時，中國政治開始進入動盪的序幕。陳小魯後來回憶起來，1965年，中國開始搞「四清運動」，「階級鬥爭」、「反修防修」這些政治概念也開始漸漸滲透到校園中來。在此期間，毛澤東有一個與王海容和毛遠新之間的談話，談到學校時，毛澤東批評了當時的教育制度，還稱學校已經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這個談話的文字版被有意無意地傳到社會上。而最高領袖對學校領導的定性，正符合處於叛逆期的這些高中生的心理。統治學校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誰？當然是校領導和老師。於是，陳小魯在牆上貼了一張大字報，寫的是：「讓階級鬥爭的風暴來得更猛烈些吧！」
轉眼到了1966年，陳小魯也上了「高三」。外面世界的政治火藥味越來越濃。先是批判「三家村」，很快又批判「四家店」，氣氛也越來越詭異。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與另外6位教師在北大食堂共同張貼《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被毛澤東稱譽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6月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廣播了這張大字報，從而點燃了自下而上衝擊領導的群眾運動的烈火。
那時的陳小魯已經結束了高中的畢業考試，本來要準備升大學的考試，但是原有的秩序一下子被打亂，教育系統宣佈停課，國家宣佈取消高考，參加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來。「一宣佈不高考了，全班同學都高興得不得了，把書都扔了。」這一群血氣正盛的年輕學生索性徹底投入到轟轟烈烈的革命當中。各個學校大都模仿巴黎公社原則成立校「革委會」並選舉了「革委會」主任。在這次「民選」當中，陳小魯獲得1100多票，只差20票就滿票通過。
當時，絕大多數人不會意識到，這僅僅是日後持續十年動盪的一個序幕。不過那些經歷過大風大浪的老革命們還是嗅出了一些不尋常的味道。陳小魯還記得有一天回家，父親在吃飯的時候和幾個孩子們有過一次談話。當時陳毅先是感慨了一句「文化革命來勢洶洶啊」，然後問陳小魯學校怎麼樣。聽說學校停課之後，陳毅叮囑說：這個斗爭很複雜，你們要把握住自己。然後又語重心長地說了句：「外交部的事，你不要管；你學校的事，我也管不了，你也不要跟我說。」這一番話有點「劃清界限」的意識，自此以後，他沒再向父親提學校的事，父親也再從來沒有問過他什麼。
大約是6月8日左右，工作組開始進駐學校。此時，八中校內已經開始了批鬥校領導的風潮，不過在陳小魯們當時的政治意識中，學校領導和老師是屬於性質不同的兩個範疇。「那時候在我們看來，老師是屬於人民內部範圍內的，而校領導是犯了嚴重錯誤的『黑線人物』」，陳小魯回憶。「文革」一開始，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被打成「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因為彭真是『反黨集團』的首要人物，所以他下面的黨組織都屬於『一條黑線』，到了一個學校領導、基層黨支部書記，那就是『黑線人物』，群眾已經開始揪鬥他們了」。
6月9日，八中有一張大字報，揭發說學校的一個工友因生活艱難而賣血。「那在當時是非常『煽情』的。大家覺得學校領導不關心工人的死活，沒有一點階級感情，完全是資產階級！」於是學生自發地召開大會，學生們把校領導揪到水泥台上批鬥，會場上，學生們都非常激動。
當天，團中央的工作組進駐學校控制了局面。陳小魯和另外兩個同學被吸收成為工作組成員，並宣佈校領導靠邊站，檢討。「我從一開始就是個學生領袖，還專門給老師們訓過話。」陳小魯坦然面對既往。在全校教師大會上，他代表學生講話：「過去有出戲是『三娘教子』，現在是『子教三娘』。」
「西糾」的誕生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身穿綠軍裝，佩戴紅衛兵袖章，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並且再次表示支持紅衛兵運動。
「當時，我覺得搞運動，總要找個事情搞一搞。」陳小魯很快組織了一場「北京市教育系統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大會，矛頭實指北京市教育局主管教育的黨委書記、彭真的內弟張文松和教育局局長李晨。批鬥會會場定在中山公園裏的音樂堂，主要是由「四、六、八」中的學生組成的，三所學校的校領導也被揪來參加批鬥會。
作為批判會的組織者，陳小魯坐在主席台上。「不過我不是主持人。」他說。批判會就是組織人發言，臨近結束時，突然一群學生衝上主席台，開始痛打那些書記，打得他們頭破血流。陳小魯後來回憶，他見情況有些失控，趕快說：「停下！把他們『踏倒』在地！」然後就舉起紅衛兵的旗子、喊口號，以阻止學生們的身體攻擊，可是這些都很難阻止。
若干年後，陳小魯不止一次，也毫無迴避地承認他對這一次批鬥應該負主要責任。「這個會議不是我主持的，但是由我組織的，當時會上出現了比較嚴重的武鬥。我主持開會批判北京市主管教育的領導肯定是錯誤的。我想像的就是批判一下，大不了喊喊口號，但是我控制不住這個局面，學生直接拿皮帶打人、完全失控。」這次批鬥會給陳小魯的感覺也並不好，「決心以後再不挑頭搞這種事了」。
批判會後不久，北京八中的黨支部書記華錦因不堪學生虐待而自殺。這也引起陳小魯的反思，不過以當時的政治認識程度，他當然不會反思到諸如「無政府主義」、「暴力」這些問題，而只是直覺地認為「紅衛兵這種不講政策的行為出格了」。
放眼望去，這一年的8月也「天下大亂」。當時北京小街橋附近的蘇聯使館，門口有條路叫「揚威路」。「文革」一起，小將們都覺得這個名字不好，「蘇修大使館有個『揚威路』，給誰揚威啊？所以就給它改成了『反修路』」。不僅如此，一段時間內人群就像潮水一樣，動輒就有十幾萬紅衛兵到「反修路」上高喊口號大遊行，抗議「蘇修」。每天十幾萬人通過「蘇修」使館，總得有人維持秩序，因為示威歸示威，但如果讓革命群眾衝進使館打砸一番就會造成國際事端，可是公安們又不敢管，因為紅衛兵小將碰不得，所以紅衛兵們就自己成立了一個聯絡站。「活動結束之後，因為它牽扯到外交，所以周總理就派國務院辦公室的人直接跟聯絡站聯繫。八中也有人參加，他們回來告訴我說，總理的意思是，中學紅衛兵是一盤散沙，不知道誰是頭兒，找不着頭兒，也管不起來，有些精神也傳不下去。所以主持這次『更名』活動的紅衛兵聯絡站不能解散，是不是可以變成一個常設機構？八中的紅衛兵就說，『我們做不了主，我們學校有頭兒』。他們回來就告訴我了。」
陳小魯當時並沒有參加這個活動，聽了八中同學的轉述。「從這個信息里，我覺得，現在太亂了，中央找不到頭緒，也着急。」他覺得周恩來總理有一點態度很明確：中學生應該有一個可以把大家聯絡起來的組織，而中央則希望能和中學生建立直接的聯繫。
結合之前感覺到的「紅衛兵存在很多不講政策的行為、不理性的行為」，陳小魯感覺到，「中央的想法和我們的想法契合在一起了」。下一步該怎麼辦？還是要回到「最高指示」那裏尋找現實解決方案。而在當時，最高指示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陳小魯在《十六條》裏找到了這一條：「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結合之前感覺到的「紅衛兵不講政策」的行為，陳小魯覺得「現在到了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的時間了」。
「紅衛兵自身的缺點、錯誤，也要有人來管。別人管不了，但我們應該自己管自己。」於是，陳小魯找到四中、六中的朋友商量，提出成立「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每個學校紅衛兵組織，抽出十幾個優秀的人，做糾察隊隊員，管理好自己的學校，再組成一個聯合的指揮部，來統一調度。當時其他學校對紅衛兵的失控行為也深有同感，所以對此提議十分響應，馬上就召開了一個西城區各校紅衛兵組織都參加的會。因為四、六、八中都是在西城區，所以取名「西城糾察隊」，這便是後來一度大名鼎鼎的「西糾」的由來。
1966年8月25日，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西糾」）宣告成立，它成為「文革」中第一個跨校際的紅衛兵組織。陳小魯回憶，最初西城區有31個學校加入，最終整個西城區的學校都加入進來。
陳小魯在「西糾」的第一天，就發生了這樣一件事：當時有個紅衛兵把西單商場的糖果店給封了，原來它們當時賣一種特別有名的米老鼠大白兔奶糖，可是米老鼠是美國迪斯尼的，是典型的「封資修」，於是紅衛兵小將貼了個封條不允許他們再賣米老鼠奶糖。商場方面也不敢揭這個封條，於是來找陳小魯。「人家央求說，紅衛兵小將，現在是8月份，天氣這麼熱，糖果再賣不出去就化了，國家就要遭受損失。我說：那你們換包裝啊！他說：『那怎麼換啊？這個糖果都是由生產線自動一塊塊包裝的，怎麼能一塊塊地換掉呢？』我想了一下說：『那好吧，你們把封條撕掉——就說我們「西糾」大隊把它撕掉的；我給你們發個佈告，宣佈為了保護國家財產，你們可以把現有的存貨賣掉。但是以後不要再賣了。』因為我們授權了，他才敢去把那個封條撕掉。」
在當時的北京，「西糾」的名氣和權力也一度不容小視。陳小魯後來還回憶了這樣一件事。1966年國慶期間，「西糾」總部的人來找陳小魯，要在國慶期間在金水橋前組織紅衛兵糾察隊，維持秩序。「西糾」於是從西城區50多所中學調動了500多人，編成了5個方隊。然後陳小魯帶隊來到公安部的一個禮堂，和衛戍區的一個師長聯合調度。師長先講話，政治動員，提要求。「他講了45分鐘，大家聽得都不耐煩了。然後，讓我講話。我就喊了三個口號：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黨中央！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這幫學生『轟』地一下情緒就起來了，熱烈鼓掌。那個師長沒想到，動員就這麼簡單，一下就把大家調動起來了，直說『向紅衛兵小將學習』。」陳小魯帶着隊伍來到金水橋前，任務完成得很圓滿。
1966年8月3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二次接見紅衛兵，陳小魯也是這洶湧的紅色浪潮中的一員。因為上天安門大家都穿「制式服裝」，他沒有，只好借來一套軍裝穿上。陳小魯後來回憶，他還弄了幾個編有號碼的「西糾」臂章，「1號準備給毛主席，2號給林彪，我這個發起人自己戴了個3號，沒給總理準備」。
可是那一天他剛上了天安門，下面就出事了。「那一次，毛主席先坐車到廣場轉一圈，然後回到天安門城樓。回到金水橋的時候，一個鞍山的學生，要見毛主席，就撲倒在毛主席車下。一下子就把車隊逼停了，群眾都向毛主席的車擠去，很危險。不知道誰說，『你們紅衛兵還不趕快去維持秩序啊？』一幫『西糾』的人就解下皮帶，當着毛主席的面就打擠上來的學生。據說毛主席看了很不高興。」當時陳小魯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目睹了「西糾」用皮帶抽人的一幕。事後回憶起來，陳小魯也揣測「那件事的結果，讓毛主席對『西糾』印象很不好」。「後來還有不少紅衛兵，有『西糾』的，在天安門底下鬧，說要『揪黑手』，說衛戍區的有關人員失職，把毛主席困在金水橋上了。這麼一鬧，大會組織者控制不住局面了，讓我下去做工作。結果我在天安門上根本就沒見到毛主席。」
反思
在北京當時的中學中，很難說哪所學校的紅衛兵運動是最厲害的，四、六、八中比較有名。另一所「名聲大振」的學校是北師大女附中，1966年8月5日，師大女附中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的卞仲耘被批鬥致死，副校長胡志濤受重傷。卞仲耘為北京市第一個死於「文革」批鬥的教育工作者。對那個喪失秩序與理性的時代，我們今天是難以理解的。「當時有一條政策叫『公安局不進學校』，也就是說，學校出了任何事情都不用查，死了人就死了——今天想起來確實不可思議，但在當時就是實實在在發生的。你可以以革命名義殺掉任何人，而不用負責。」
其實，「西糾」走向「輝煌」之際，也是陳小魯產生懷疑甚至反思的開始。
若干年後，陳小魯還回憶起這樣一個插曲。1966年7月29日，中央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北京大中學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作為「積極分子」之一，陳小魯也到了人民大會堂參加了會議，「而且離主席台特別近」。當時，毛澤東本來沒有出席大會。可是在劉少奇講話中間，他突然從後台走了出來。陳小魯注意到了一個細節：毛澤東經過劉少奇身邊時，劉少奇轉身想跟他打招呼，可是毛澤東並沒有理會他，「可以說看都沒有看劉少奇一眼，就過去了」。畢竟是那種家庭長大的孩子，有政治敏感性，「不是說黨中央很團結嗎？」陳小魯當時就隱約覺得有些異樣。
陳小魯後來還聽說，有些幹部子女還跑到彭真家去造反，鬥彭真，並讓張潔清阿姨在地上爬，他聽了心裏特別難受。「文化革命，『造反』就是這樣嗎？他們都是長輩啊！過去我家和彭真這些人家裏的關係也是挺好的，見面都要叫他們『叔叔、阿姨』的。我就覺得心裏非常難受，不理解。我真的沒法理解。」
「我們的反思其實是在當年8月份就開始有了，這也是當年為什麼要成立『糾察隊』的原因。當然它不是道歉，實際上是質疑社會上一些行為。」陳小魯說，成立「西糾」最初的思想根源還在於反對革命中出現的暴力行為和極右思想；另外，「它不是一個金字塔式、組織非常嚴密的機構，而是一個扁平化的跨校組織。只有總部和學校，有行動時就集中，無行動則分散在各校，它不同於後來出現的一些組織嚴密的紅衛兵團體。」他特地強調，他個人參加過「西糾」兩次比較大的行動。「我們都是維持秩序，沒有發生暴力行為。」現在有很多文章涉及到這一段歷史，陳小魯表示：「對『西糾』的解讀和評價有臉譜化和標籤化傾向，這一次他也願意直面媒體，澄清或回應外界關於『西糾』的一些質疑或看法。」後來很多人在評價「西糾」的歷史時，把他們成立這一組織的目的，理解成了保護自己父母的一種結果，這是一種誤讀。「為什麼叫『糾察隊』，就是要『糾偏』的意思，糾正非正常的不講政策的行為。」陳小魯特地解釋說，雖然「西糾」的通令帶有了強烈的時代色彩，「殺氣騰騰的」，「但你看它具體的規定，不准打人不准吵架，也是試圖控制一下當時的局勢」。
「西糾」的「輝煌」其實只持續了三個多月。到了10月，革命的矛頭開始對準這些幹部子弟出身的紅衛兵的父母。反對中央「文革」的「西糾」，也被視為「保爹保媽」的「保皇派」。他們開始受到衝擊。為了躲避政治風暴，陳小魯在周恩來的刻意安排下，隱姓埋名，到外地當兵，臨走時甚至被要求「做好再也不回中南海的準備」。
在陳小魯看來，怎麼解讀以及評價「文革」是個人的自由，「最主要的也不是追究某個人的責任」，而是「如何從制度上反思造成『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陳小魯看來，以往反思「文革」的文章過多地集中於「路線鬥爭」這個點上，如今他特別提到了「文革」的根本性質是「違反憲法」。「『文革』有一條叫『造反有理』，這就破壞了國家制度。比如劉少奇是國家主席，還經過人大代表選舉的，無論是罷免還是逮捕，都應該是經過『人大』開會。這樣隨便一句話就把一個人打倒，置『人大』於何處？這就在根本上破壞了『憲法的國家制度』這一章，那麼剝奪劉少奇的人身自由，違反的是『公民權利』的那一章。」
這也是陳小魯後來在道歉信里加了一段話的深意：「如果我們當年進行了法律教育、憲法的教育，進行了公民權利和義務的教育，進行了人道主義的教育，我們就至少能夠減少我們的錯誤、減少校領導的死亡悲劇……」
陳小魯利用各種採訪機會苦心孤詣地強調「尊重憲法」。「『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教訓就是違憲，所以我們現在要加強憲法教育，樹立憲法的權威。我的觀點是，現在還有許多人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在陳小魯看來，另一個值得我們反思的一點是，根植於我們民族性當中的暴戾之氣，並沒有隨着「文革」結束而消亡。「我把這個暴戾之氣歸結為『文革』的基因。暴力革命本身就是暴力基因，就是要用我的強力迫使改變現狀。」2011年西安反日遊行的一幕讓陳小魯想起來也憂心不已。「他打人的行動本身就不對，更可怕的還是它並不是發生在一個僻靜的角落，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人群當中，竟然沒有人制止。我認為對我們整個社會的發展、民族的進步很大的威脅就在這個暴戾之氣。我說『文革』離我們從來不遠，為什麼？就是這個基因如果消除不了，人性之惡、暴戾之氣得不到抑制，那下一場災難隨時有可能發生，這並不是危言聳聽。」
「文革」初期的紅衛兵領袖可謂叱咤風雲，有出身幹部家庭的，也有平民子弟，他們後來各自的命運也迥然有異。陳小魯謹慎地迴避掉其他人的名字，他也不希望自己的道歉行為發生後，對他人形成一種無形的壓力，他只是一再平靜地說：「那個時代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而我要為我的選擇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