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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錢鍾書、楊絳的不幸,是降生在這樣的國家

—情趣與善良皆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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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楊的不幸,是降生在這樣的國家,這樣的時世。有一次我向英國朋友訴說瑞士的優種聖伯納犬,是如何給運到中國,遭到屠宰,成為中國人的釜中食物。那位英國朋友研究中國。然後話題扯到錢鍾書。「錢」這個姓,韋氏音譯為Chien,法文正是「犬」之意。

楊絳的「我們仨」,記述英國留學的小資產階級情趣:「除了鍾書有病的時候,一頓早飯總是鍾書做給我吃。每晨一大茶甌的牛奶紅茶也成了他畢生戒不掉的嗜好。後來國內買不到立普登茶葉了,我們用三種上好的紅茶葉摻合在一起取代:滇紅取其香,湖紅取其苦,祁紅取其色。至今,我家裏還留着些沒用完的三合紅茶葉,還能喚起當年最快樂的日子。」

讀到此處,我喟嘆:如此生活,怎教得延安窯洞冒出來的毛澤東江青、康生,及成千上萬的中國紅衛兵不仇恨。

讀「我們仨」的前卷,像看電影「鐵達尼號」許多優雅美麗的乘客絡繹來上船的前戲:心裏不禁呼叫,快回頭,這艘船可千萬不能上。讀「我們仨」,我心裏難免一直輕輕抽搐,一面看,一面叫這我們仨到了一九四九年,快點登上去台灣的船。

但是當年蔣先生只知營救中央研究院上的名單,錢鍾書夫婦後一輩,其時學藝尚未知名,沒有胡適陳寅恪這個程度,蔣先生滄海遺珠,因為未識光華。即使知道,南京派人來,這夫婦倆還年輕,想必也不會改換跑道。然而錢鍾書如果讀過狄更斯的「雙城記」,而且讀得通,是應該帶着十三歲的孩子離開的。

如果。但是人生沒有如果。於是一切都改變了。多年前有出版人熱心說,可以讓我去北京見錢鍾書。我說不見,因為錢氏夫婦不喜見生人,他們一生遭蒙三次浩劫:第一是五一年開始的「思想改造」,第二是「文革」,第三是「改革開放」沒完沒了的記者學生好事者登門求訪,錢楊是英國風格的人,珍視私隱和寧靜。我如果拿着一封信去敲門,即使人家勉強接待,即開門那一刻的煩厭,已經是罪過,即使坐下來十五分鐘之後,我可以改變他們的觀感,但開門之後那一刻,我不想承受,亦甚不忍。而且我想到郁達夫的詩句:「行經故館空嘶馬,病入新秋最憶君」。

錢楊的不幸,是降生在這樣的國家,這樣的時世。有一次我向英國朋友訴說瑞士的優種聖伯納犬,是如何給運到中國,遭到屠宰,成為中國人的釜中食物。那位英國朋友研究中國。然後話題扯到錢鍾書。「錢」這個姓,韋氏音譯為Chien,法文正是「犬」之意。我說:錢鍾書夫婦太優秀了,將他們折騰六十年的中國人太壞了——The charming Chiens taste too good for the Chinese。一陣大笑。我始略遺憾未能錢鍾書生前告訴他這句其實不太好笑的Pun。現在,更不必了。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蘋果日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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