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出了個「姓黨」事件，由以下鏡頭組成：
第一，總書記要求靠黨吃飯的媒體不要砸黨的鍋。
第二，中國國家電視台當即響應，聲稱自己「姓黨」，請黨放心。它在國內外聽眾面前泄露了這一機密，肯定比秘而不宣好、比躲躲閃閃好。
第三，任志強先生批評了央視。一人之諤諤，勝於寒蟬之縮縮，更遠勝於滿朝文武百官之唯唯諾諾。除非九州有意自殺，風雷的活力不可或缺。
第四，任先生遭到了有組織的討伐，討伐者也姓「黨」，這也未必純屬壞事，因為它同時也起着敲警鐘的作用，提醒不願意做奴隸的人們必須丟掉幻想：諸位不是要求新聞「姓真」嗎，這要求超出了黨的底線；只要有黨在，諸位就只配得到「姓黨」的新聞，不配得到「姓真」的新聞！
事情是否到此為止？我不知道。如果到此而不止，下一位「姓黨」的又將是誰？是宗教「姓黨」，還是科學也「姓黨」？是大陸「姓黨」，還是香港、台灣都「姓黨」？是人類「姓黨」，還是動物、植物、礦物全「姓黨」？
我想不出來，也猜不出來。
我只知道「姓黨」事件之應運而生，蓋出於一種自信：只要喉舌們天天高唱太陽裏邊無黑子，就能造出「不落的太陽」來。
曾經有過報道黨內負面新聞的黨報
我記得，很久很久以前，曾經有過媒體不需要競相為「姓黨」而爭生存的年代。那時，信息有權不受政權的管制而自由傳播，輿論有權不受黨派的審查而自由交流。那是公民有自由的年代，是比現在更接近於「自由人的聯合體」的時代。
可惜，自由化被鄧小平戴上了一頂「資產階級」的帽子。不過，這也不能全算壞事，因為它畢竟證明了一個駁不倒的事實：同自稱為「無產階級」的革命者相比，被稱為「資產階級」的人反而是「自由人的聯合體」的真心的擁護者和建設者。
不過，在我的記憶里，即使進入共產黨已經奪到了全國政權的年代，黨的喉舌也還有克盡職守的時候，它們也還曾經如實地報道過一些「負能量」的事件。可見共產黨內的醜聞也是報道的對象，而不是不得告人的黨國機密。
這樣的事，以一九五三年為例，就我記憶所及，至少發生過三起。
第一起就是黃逸峰事件。人民日報為此發表了題為《壓制批評的人是黨的死敵》的社論。詳情另文，不贅。
黨的領導親自向紀凱夫道歉
接着是《紀凱夫事件》。紀凱夫是武漢醫院的一位職員，他報告有人偷公款。後來查明，偷兒就是本院的最高領導——黨支部書記。但該書記掌握檔案，證明紀有親屬在國民黨里做過事，因此紀是賊喊捉賊。武漢市長和市委書記，當然相信這位「姓黨」的書記，紀因此被逮捕。幸有支部組織委員主持正義，向中南局紀律檢查委員會起訴。真相大白後，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南局紀委的結論，決定釋放紀凱夫，開除支部書記出黨，武漢直轄市的市長因此撤職，市委書記降職。有一細節有點意思：本案結束時，據說，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委託中央組織部負責人打電話給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要他親自向紀凱夫道歉。
第三起是張作臣事件。張是山東省蒼山縣長，為了替黨增產，他在書記的支持下，決定把農民已經種了低產「岱字棉」的幾百畝棉花拔掉，改種高產的「斯字棉」，使一千多戶農民受損。過程中，爭論很大。高產是黨的指示，當然「姓黨」，農民應該服從黨。黨的縣委當然支持張作臣行使領導權，不「姓黨」的農民不服，把狀告到山東省政府監察委員會和中共山東分局紀律檢查委員會。這事出在一九五二，處理已是一九五三。最後的結論，沒有陷入自行設置的「姓什麼」之類的陷阱，徑直開除了張作臣的黨籍，縣委書記也受了撤職處分。
由從善如流墮落到從黨如流
以上三件，都沒有乞靈於「姓」什麼的符咒，直截了當根據人民的利益和案件本身的是非作出判斷。雖然無法可依，但可貴的共和與法治的精神尚未完全在人的心中泯滅。不管姓黨不姓黨，反正必須從善如流。民心因此振奮，影響很好，使當官的不敢胡作非為。
不過，由從善如流墮落到從黨如流，由蒸蒸日上轉變為江河日下，也只在彈指之間。
就在那個一九五三年，毛澤東從腦袋裏掏出一條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取代了政協的共同綱領。公民權從此被消失在「姓黨」的視野和心田之外。「姓黨」的總路線於是壓倒一切，打那時起，看黨的臉色就是必須的，「站錯隊」無異自盡。
從這個意義上說，央視及其同類「姓黨」，早已不是新聞。等到姓這姓那不再成為必要的時候，對讀者對社會負責任的媒體和輿論就能夠生存了。
老百姓的嘴巴是防不得的，這是規律。既然是規律，就不可能不起作用，無非是個時間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