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在他的回憶錄「後記」中寫道：「一九八六年一月，我從秦城監獄十八年刑滿釋放，定居上海不久，就有一家美國的出版社找來，並先將四十萬美元的版費先行打到銀行我私人的賬號上，要買下我《回憶錄》的版權。我知道他們想要我寫什麼，我毫不猶豫地拒絕了，並立即退回了他們已匯到我賬上的四十萬美元。」歷史學家程映虹就對此提出質疑。
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與張春橋、江青、周恩來、姚文元、戚本禹、王力、關鋒、穆欣（從左至右）合影（圖源：浙江圖書館）
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的回憶錄在去世後面世，他在臨終前在病牀上完成了全書的修改審定，以其文化大革命重要參與者的獨特視角和豐富史料，為後人解讀文革史。
這是戚本禹生前收到的最後一條手機微信，昏迷在上海第六人民醫院重症室的他卻沒能看到。戚本禹，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共中央辦公廳代主任，在中南海度過十八年政治生活，卻也付出十八年牢獄生活的代價。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九日上午十一點五十三分，中國文革歷史出版有限公司董事長敖本立從深圳發給他這條微信：戚老：您好，向你報告，您的回憶錄分上下兩冊，精裝已出版，不日即上市。祝您早日康復。同時發給他《戚本禹回憶錄》封面照片。翌日，早上九點零四分，敖本立收到戚本禹家族給他的微信：今天早上七點五十八分（指戚本禹）走了。
戚本禹生前沒能看到自己的這部新書。四月二十八日上市的《戚本禹回憶錄》，由在香港的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出版。全書分上、下兩卷，共六十餘萬字，戚本禹為此書歷時五年，數易其稿，最終在病牀上完成修改審定。
一年前，《張春橋獄中家書》的出版就在中外史學界和左、右翼之間引起反響。有學者認為，《戚本禹回憶錄》以其文化大革命重要參與者的獨特視角和豐富史料，為後人解讀文革史。戚本禹最終沒能看到回憶錄出版，但在「五一六通知」五十周年、文革發動五十周年之際，這位中央文革小組最後一位離世的成員，已經用他心血留下一座值得挖掘的富礦。《戚本禹回憶錄》出版沒幾天就熱賣中。不過，書中的一些回憶記敘的細節已經引發爭議。
書中「後記」寫道：「一九八六年一月，我從秦城監獄十八年刑滿釋放，定居上海不久，就有一家美國的出版社找來，並先將四十萬美元的版費先行打到銀行我私人的賬號上，要買下我《回憶錄》的版權。我知道他們想要我寫什麼，我毫不猶豫地拒絕了，並立即退回了他們已匯到我賬上的四十萬美元。」
歷史學家程映虹就對此提出質疑。程認為，作為文革初期的風雲人物，戚本禹的回憶錄在文革發動五十周年之際出版，一定有它的價值，哪怕不是在史實而是在觀點和視角的意義上。但這段話卻讓人起疑：這事可能嗎？一九八六年，中美之間私人金融交易已經到了能一下就接受四十萬美元轉帳的地步？戚本禹剛出獄，就有了這麼個能接受數十萬美元的私人銀行帳戶？「美國人」不但馬上就知道，而且未經他同意，也就是甚至不知道轉賬訊息就把巨款匯了過來？「四十萬美元三十年前是個什麼概念？不要說當時，就是現在，美國有哪家出版社出得起這個價錢？何況在沒有取得作者同意之前就轉賬」，「注意，當時他的回憶錄八字沒一撇呢」。
對此，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編輯向亞洲周刊解釋說，當時戚本禹已經病重，為儘快出版此書，趕在文革五十周年前夕出版，書中有些細節還需要再三審核，比如四百三十九頁說，西安交大李世英跳樓自殺，現查證應是吃安眠藥自殺，將會在再版時注釋糾正。至於後記中寫道美國一家出版社匯來四十萬美元，經反覆查證早前錄音，應是二十七萬美元，當時作訪談時，戚本禹說話已經難以辨別清楚，整理後記時可能誤聽了。戚本禹在後記中也說，「僅憑記憶，難免有不準確、不完整，或是遺漏的地方」。
《戚本禹回憶錄》是戚本禹從二零一一年起在深圳等地，由彭偉、孟繁華、郭亞馥、高海清、馮國治、汪暉等友人幫助下，不時斷斷續續回憶成文的，二零一五年底，戚赴深圳再做書稿修改審定工作。二零一六年二月因病入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檢查，才發現是胃癌晚期，並已擴散至肝臟、胰腺，醫生說餘生時間僅可以天來計算。戚本禹從容面對生死，看到診斷書時相當冷靜，毅然決定放棄手術，只做保守治療以加緊完成回憶錄。三月四日他病情迅速惡化，回到上海接受最後治療，在病床上終于堅持完成了全書的修改審定。四月二十日清晨，在聽到香港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已將《戚本禹回憶錄》交付印刷的消息一個多小時後，七點五十八分，這位八十五歲文革老人離世。
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在香港註冊已經六年，出版的文革題材和文革名人撰寫的書籍有：《清華蒯大富》（作者許愛晶）、《找尋真實的林彪》（作者丁凱文）、《孔子批判與論語譯說》（作者關鋒）、《林彪軍事文獻》、《林彪》（作者張學祖、張健）、《王大賓回憶錄》、《鎖在雲霧裏的江青》（作者秋石客）等。五月十一日，出版社董事長敖本立在深圳接受亞洲周刊專訪，以下是專訪內容：
你怎麼會謀劃做文革出版的？
我們在香港註冊六年，出了很多書。我們出版社成立的目的就是還原事實，我們不持觀點，無論是左派、右派的書都會出。我們都是文革親歷者，我是中央財政金融學院的，現在叫中央財經大學，我是文革造反派。文革時我在秦城監獄關了四年，因為「五一六分子」。我一九七零年遭隔離，我不承認我是頭號「五一六分子」，就被抓了，叫做「抗拒從嚴」，在秦城關了四年，從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五年五月。
抓「五一六分子」，戚本禹就是後台黑手啊？
對，他是後台，所謂「五一六分子」實際是編造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是指一九六七年北京一度存在一個名為「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的極左組織，說他們利用「五一六通知」散發反對周恩來的傳單。後毛澤東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一場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運動，成千上萬幹部、學生無辜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遭長期隔離審查、批鬥、監督勞動，有的被迫害致死。後來當局又說沒有「五一六分子」，也不承認逮捕過我，那是開大會宣佈逮捕的，關到秦城，竟然說不是逮捕，坐牢只是隔離審查，完全沒有道理，然後文革中好多事情我們都是親歷者，希望戚本禹把歷史真相寫出來，在歷史中，這個人可能做過好事也做過壞事，我們要的是真相。胡編亂造的書，我們不出，我們不以盈利為目的。觀點可以不一樣，但都是要史實，還原歷史，保留歷史。
你怎麼看人們用筆記敘那場文革，從出版角度看，出現什麼趨勢？
我認為寫文革已經經歷三個階段，開始的時候剛粉碎「四人幫」，都叫做控訴，都是自己怎麼講述別人。第二個階段就是演繹性的，像所謂傳記作家師東兵，他有一些真實的東西，但是很多都是演繹的。包括毛怎麼說的，你又不在現場，你怎麼知道。都是根據一些蛛絲馬跡，想要塑造一個人。現在第三階段，大多是親歷者的回憶錄，寫自己感受。再下一個階段，我認為就是研究者的研究了。不是說回憶都是準確的，因為很多人的回憶都是選擇性的回憶，自己不舒服的東西就不講，都有選擇的。我們就希望戚本禹把經歷的文革寫出來，不管是支持還是反對文革，不管是擁護還是記恨毛澤東，都應該說事實。事實不應該否定，我經常引用戚本禹的一句話，就是我們都是講歷史的，歷史觀點不管怎麼樣，我們都應該實事求是。我和他說，寫回憶錄他和別人不一樣，他是歷史學家，歷史學家寫東西要經得起歷史檢驗。他在後記里也特別強調史料真實性。他希望將來檔案解密，能夠佐證他說的一些事情是真實的。
能不能說說這本回憶錄的最後成書經過？
今年二月十六號，戚本禹原本買了二月二十日機票，回上海處理孩子房子的事。去的時候身體不適，我就先陪他去醫院。港大醫院一檢查就叫他住院，當時他的整個血色素只有四，是正常的三分之一，醫生說，你上了飛機就可能下不了飛機，要馬上住院，當時採取輸液，做胃鏡，二十四日確診胃癌腺癌，轉移肝臟，當時大夫跟我說，最快也就兩三個月。確診後就決定回上海治療，當時坐火車去，只有周六周日有軟臥，所以訂了三月四日火車票。我和我太太，還有他女兒一起隨他去了上海，翌日他就進了第六人民醫院。病情發展很快，在回上海後不久，就什麼都不能吃了，喝水都要吐出來。我四日去，八日就回深圳了，要抓緊操作這本書的出版，二十日我又去上海跟他報告，他基本確認這本回憶錄可以出版。我即去北京請文革專家審閱，三月二十六日，我在北京請專家看稿，他在上海醫院，戚老最後一次與我通電話，但他已經說話不清楚了，他妹妹在他旁邊。他說，這書可以出了。當時我說，世界上不會有十全十美的事情，我和戚老討論過好多次，一本書永遠可以修改，沒完沒了的修改，那書永遠都出不來了。這書出來後，我們確實已經發現有幾處錯誤。
能舉例說說嗎？
回顧歷史，僅憑記憶，難免有誤。有一些不準確的地方再版時會據實修正。戚老在這點上是不錯的，他善於接受其他人的意見，學者韓剛對檔案材料的掌握很專業，他對書中講述提過兩個修改建議，戚老都接受了。第一是關於江青年齡，一般都說一九一四年，韓剛說他看過組織部江青登記檔案紀錄，是一九一五年，是自己登記的。還有就是「五七指示」在哪裏印刷，一開始說杭州，但是當時查報紙，毛澤東是在上海接見外賓，也就在上海印刷的，這些細節戚老都接受了。戚老寫作非常認真，注重細節，包括毛澤東講「五七指示」時坐什麼位置，我和他現場演示。當時他坐在什麼位置，能正好看到江青出來。
在書上那幅圖片，三月一日戚本禹的字跡還很清晰，葉永烈在上海去醫院看他，那是二十天後，他的字完全看不清楚了。再說，戚本禹應該稱呼「毛主席」，不會直呼「毛澤東」，因此就有讀者在網上質疑戚本禹書上那字條的真偽，你如何回應？
三月一日和我訂合同，我讓他寫兩個東西，第一是「戚本禹回憶錄」，第二就是你剛才說的書里的這句話，本來他要寫「毛主席」，我說你要明確寫「毛澤東」，這樣對海外讀者口味好一些，他就接受了。當時他寫的字都是我拿的筆和紙。戚老的病情發展相當快。我都有他用筆做互動，字條都在我這裏，委託書都是在我這裏，當時他腦子思維還很清楚。絕不是什麼偽造的，我這裏有兩張，先後他寫了兩次。這本書出來我們知道一定有三個反應，第一個左派很高興，拿着他的書說事；右派很不高興，批判他；當時書的紅二代，不滿意，書里說了很多負面的事，對劉少奇、鄧小平，他都有自己的議論。當時我還提出讓他專門出一本點評文革人物的書。不過，這本書說了實話，不管左派右派，都願意先睹為快。我們是研究歷史的，唯有實事求是。戚老也希望若干年以後，文革檔案解密，看看他說的是不是事實，讓檔案來解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