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我們說的「歷史」有兩個概念：第一個概念是人們所經歷的社會實踐過程。第二個概念是對人們所經歷的社會實踐過程的記錄和評論。第一個概念的歷史是客觀存在的，第二個概念的歷史是帶有強烈的主觀性。每一個人、每一個社會群體在所經歷的歷史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利害得失不同，人們都是按照自己的利害關係來表述和評論這段經歷。100個人經歷了同樣的歷史過程，但他們的記錄和評論可能有100種。人們常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就是指第二個概念的歷史。當代人寫歷史總是懷着當代人的訴求和期待、在當代所允許的政治條件下敘述和評論已經發生過的歷史過程。
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政黨，用集體認識來記錄和評述歷史，更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為了統一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這種非常困難的事還必須做。做的結果必然不可能反映真實的歷史過程。為什麼不可能完全反映真實的歷史過程？第一個原因是時代的局限：這個歷史過程還沒有完全結束，它的真相還同有完全顯現出來；人們對這個歷史過程的認識還沒有達到應有的水平。第二個原因是是利害關係的約束，只能按照各種不同的要求取其折衷。《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是屬於第二個概念的歷史。它是1981年的「當代史」，是用1981年的政治需要和當時所能允許的政治條件來敘述和評論建國以來的社會實踐。它難免受時代的局限。說它是一部歷史問題的決議，不如說它是它是一部政治問題的決議，是對當時面臨政治問題的折衷和妥協。有了這種妥協，才有全黨的共識，才有三十年改變中國、影響世界的改革開放歷史活劇。
人們說：一個民族如果不能面對歷史，這個民族就沒有未來。但是，對於一個社會團體來說，情況就不同了。如果這個社會團體的歷史有很多不光彩的方面、而且歪曲歷史欺騙輿論，那麼，真正面對歷史，它就可能沒有未來。所以，這樣的社會團體最害怕面對真實的歷史。如果一個政黨是負責任的，是有生命力的，是不斷進步的，它對過去因政治原因或政治鬥爭的需要歪曲了歷史，它會適時進行修正。《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作出已經30年了，雖然還沒有作出新的決議，但在實踐中，對這個決議中很多結論已經有了修正。
這個決議對農業合作化進行了全面肯定。實際上，中國的合作化是集體化，而且集體化程度越來越高，從初級社、高級社到人民公社，對農民進行了剝奪，限制了農民的自由，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糧食產是20年徘徊不前，還是1958－1961年全國大饑荒的主要原因。在這個決議以後的實踐中，廢除了農業集體化，給農民以自由，農業生產很快就迸發出空前的活力。
這個決議對1956年以後的「社會主義改造」進行了全面肯定。所謂「社會主義改造」就是消滅私有經濟，實行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一作法不僅給中國的經濟發展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也對中國的社會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如果說，社會主義改造是消滅私有經濟的過程，那麼改革開放就是它的逆過程。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國私有經濟利到了蓬勃發展，多種經濟成份共存，不僅促進了經濟發展，也增強了社會活力。
這個決議全面肯定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指導思想。實際上所謂「兩類矛盾」的劃分，完全沒有法律界限，任何一級領導人都可以把反對他的人說成敵我矛盾面加以迫害。在這個決議以後實踐中已經不再採用按政治標準將人們劃成敵人和朋友的做法。
由於上述原因，這個決議在很多方面違背了歷史事實：
這個決議說：「1956年到1966年這10年，雖然遭到嚴重挫折，仍然取利了很大成就。」完全迴避了1958年冬到1962年春全面大饑荒造成三四千萬人不正常死亡的史無前例的悲劇。
這個決議把1957年的整風運動中批評黨的政策說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發要的」，只不過是「被嚴重擴大化了」。這顯然是違背歷史事實的，完全迴避了這場政治運動對中國知識分子的迫害、對中國文化和別政治生態的全面傷害。
這個決議說文化革命「是一場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和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說「給黨和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是對的，但是，這個決議完全迴避了造成文化革命的制度背景、意識形態背景，完全迴避了文革前十七年的官民矛盾。簡單地把文革中的一切罪惡推到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身上不是符合歷史事實的。把罪惡推到響應毛主席號召的年輕的「造反派」身上並對他們進行懲罰，也是不應該的。剛才德平說「在黨中央出現反革命集團真有點荒唐」，其實，黨中央是最容易出「反革命集團」的地方，建國60年來黨中央出現了多少個「反革命集團」？這是有制度原因的。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說：「忽視錯誤、掩蓋錯誤是不允許的，這本身就是錯誤，而且將招致更大的錯誤。」這個決議對我黨的錯誤作了一些分析，但是，這些分析僅限於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僅限於政策層面。對錯誤的揭露和分析很不全面，很不徹底。這是可以理解的，在30年前的歷史條件下做到這一點也是不容易的。
時間又過去了30年，在這30年間，世界上發生了很多事情，中國也發生了很多事情。蘇聯解體、東歐易幟以後，暴露了大量的過去不知道的重要信息。這些事件和信息使人類對共產主義運動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對列寧、斯大林建立的制度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對原來以為「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重新認識，．．．．這些反思和重新認識，使中國人回到了啟蒙時代：人類本來是要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發展，從專制政治向民主政治發展，從蒙昧和迷信向智慧和科學發展。而我們卻有一段時間脫離了人類這個發展軌道。脫軌時間正是兩個決議（1945年的一個決議）所涵蓋的時間。用這些新的思想成果來重新審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會對它提出更多的問題。
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60年，前30年是「極權制度加統制經濟」，通過30年的改革開放建立的是「威權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場經濟」（我稱之為權力市場經濟）。今後的努力方向是「憲政民主加完善的市場經濟」。
我這裏說前30年是極權政治，不是照抄西方學者的那種概念(totalitarian system)，而是對當時中國政治現狀的一種描述：由於有了現代武器、現代交通工具、現代通訊手段、現代組織手段，中央行政權力對社會、對官員、對民眾的控制比歷代帝王的專制更為嚴密細緻，更為深入廣泛。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僅是一個理想，那時還有荒蠻之地、化外之民。而在毛澤東時代現代，權力真正嚴密控制着每一寸國土，嚴密控制着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和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專政的力量，深入到每一個邊遠的鄉村，每一個人的大腦和腸胃。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達到了極致，已經達到了盡頭，已經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為什麼不說前30年是計劃經濟、而稱它為統制經濟？因為每一個五年計劃都沒的計劃好，但高度集中是實實在在的。
改革開放建立的「威權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場經濟」，經濟得到了高速發展，但社會很不公平，很難持續下去。只有建立了「憲政民主加完善的市場經濟」，中國才真正走出了唐德剛先生所說的「歷史三峽」。
2011年8月27日星期六
後補：我發言後掌聲熱烈，坐在我身邊的中央黨校老教授王貴秀立即站起來和我握手表示支持。但是，會議組織者在對外發表會議紀要時沒有我的發言，參加會議者也沒有我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