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22日清晨，他們趁我上廁所，突然用繩子套住我的脖子，強行將我從兩米多高的圍牆吊拉過去。我頓時昏死過去，在隨後的批鬥過程中，有人用鞋打我的臉，用腳踢我的腰，還有人揪着我的頭髮，搞「噴氣式」。這件事，轟動了全院。在生命沒有保障的危急情況下，齡松派二兒子連陽帶着血衣，直奔北京，找到老首長粟裕的辦公室，雖然被秘書擋駕，未能見到粟總，但他知道後，馬上向總理辦公室報告了情況。
張震上將（維基百科）
「文革」初的磨難
「文革」開始的時候，我在南京軍事學院任院長。1966年12月8日晚，南京軍區召開作戰會議，通知我去參加。會上，許世友司令員講：地方造反派要利用紀念「一二九運動」的機會，搞一次所謂的「新一二九運動」，可能會衝擊軍事機關，要求各單位做好自衛準備。
時間緊迫，回到學院後，我連夜召集各部、系領導開會，研究防範措施，要求增派一定數量人員把守營門，加強警戒，同時決定把學院軍械庫的槍支發給幹部一部分，用以自衛。
我們這樣做，觸怒了造反派中的一些人。清華大學造反派頭頭蒯大富此時正在南京煽風點火。他兩次跑到軍事學院，發表「演說」，對發槍加強警戒一事提出質詢。我們沒有理睬他。
12月25日晚上，突然接到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的電話，說軍事學院加強警戒是搞戒嚴，是妨礙群眾運動的行為，因而是完全錯誤的。過了兩天，北京又轉來蒯大富的告狀信，要我說明情況。看來事情變得複雜了。
1967年1月4日晚上，軍委通知，要我馬上到北京開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會議開始不久，林彪找部分與會同志開會。在這個會議上，林彪對彭總、賀總進行了惡毒的人身攻擊，說他們「一個是兵痞，一個是土匪」。林彪還大講歷史上紅一軍團與紅三軍團的所謂矛盾、鬥爭，點了紅三軍團一些幹部的名，還說彭德懷原名彭得華，是有野心，妄想要得天下。頓時，我預感到，自己在這次運動中將在劫難逃。
在1月19日的會議上，江青等人以保護老帥為名，把矛頭指向軍隊。她指責總政主任蕭華，說全軍文革小組要把老帥當炮灰，推到前頭去，因此要他在第二天的萬人大會上作檢查。蕭華同志當即申明沒有此事，不同意到大會作檢討，並說：我14歲當紅軍，是堅定擁護毛主席的。會上的氣氛十分緊張。於是，江青發問：大家贊成不贊成這個意見？贊成的請舉手。我看了看，坐在台下的人都舉起了手，唯獨許世友同志連胳膊也沒抬一下。他真是有個性的人。當晚，北京軍區的造反派突然抄了蕭華同志的家，拿走了一些絕密文件。蕭華同志事先得到消息，跑到聶榮臻家裏，由聶帥保護下來；後又轉到西山，由葉劍英元帥保護起來。所以，第二天的萬人大會未能開成。
後來，抄蕭華同志家的事反映到毛主席那裏，他追問為什麼要批蕭華。江青一伙人也慌了，這件事才不了了之。
我們在北京開會期間，幾乎天天都有軍事機關受到衝擊的事件發生。大家懷疑毛主席知道不知道社會上的情況，紛紛要求毛主席接見。
毛主席滿足了我們的願望，1月22日中午12時半，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我們。毛主席講：你們要真正站在革命左派一邊，像唱戲一樣，要亮相。有些地方亮到了保守派一邊，要站過來。他表揚了成都軍區政委甘渭漢，說兩派群眾他都敢見，結果家裏很安全。
許世友站出來，說：戴高帽子是對地富反壞的，為什麼對自己人也戴？我們跟毛主席這麼多年，現在把我們當地主一樣鬥，我想不通！
毛主席以他特有的幽默，與許世友開玩笑：看你不要化裝，就像個猛張飛。並且接過他的話題說：他們把我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講的法子用上了。戴高帽子，打翻在地，還要再踏上一隻腳，那是對付土豪劣紳的。現在，動不動就戴高帽子、搞噴氣式，是不好的。你們不好講，要中央文革講。同樣的話，我講行，你們講不行。
毛主席講完話，要和大家合影。那個時候照相隨便站。不像現在要排座位、貼名簽。照相時，後來成為林彪死黨的那幾個人，拼命想往前擠。見到這種情景，許世友同志馬上表露出不滿，拉着我的手，大聲地說：「走，我們到後面去！」這樣，我倆登上照相架子的最上邊。這張照片，我一直保存着。看到它，就想起了那時的情景。
最困難的日子
那時，學院儘管沒有國內學員的訓練任務了，但承擔的外訓任務尚未結束。軍委明確要求，外訓教學工作不能中止。1967年的夏天，有些外國留學生也受到我們國內情況的影響，要起來「革命」。如何處理這些問題，學院作不了主。我給葉帥打電話，請求到北京匯報、請示學院的外訓工作，獲得批准。葉帥囑咐我：不要回南京，就在京西賓館住下；京西賓館是保存幹部的「倉庫」，住在那裏比較安全，有病就到301醫院去治，身體健康要緊；那些人是不講理的。
我來京請示、匯報工作，一直見不到軍委辦事組的那幾個人。說來也巧，一天，在京西賓館的電梯間裏，竟然與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不期而遇。過去我們都很熟，有的是老同學，有的還共過事，但此時一個個表情冷漠，形同路人。我也不主動理他們。就這樣，雙方相持了幾十秒鐘。儘管時間很短，但給我留下的印象卻很深。後來，總參一位副總長半夜打來電話，厲聲責問：「誰要你到北京來的？趕快回去！」我也急了，用同樣的語調答覆他：「是葉帥要我來的，你管不着！」
1967年11月下旬，我回到學院，立即被一派群眾組織「看管」起來，住在汽車連的簡陋平房裏，接受所謂的「審查」。
另一派為了直接批鬥我，精心策劃了一個劫持行動。1968年5月22日清晨，他們趁我上廁所，突然用繩子套住我的脖子，強行將我從兩米多高的圍牆吊拉過去。我頓時昏死過去，在隨後的批鬥過程中，有人用鞋打我的臉，用腳踢我的腰，還有人揪着我的頭髮，搞「噴氣式」。這件事，轟動了全院。
在生命沒有保障的危急情況下，齡松派二兒子連陽帶着血衣，直奔北京，找到老首長粟裕的辦公室，雖然被秘書擋駕，未能見到粟總，但他知道後，馬上向總理辦公室報告了情況。周恩來立即給許世友打了電話。在南京軍區的安排下，我又住進了軍區總醫院。醫生看到我脖子上深深的麻繩印記，氣憤地說：「太野蠻啦！」從5月26日起，我又連續嘔吐，十多天不能進食。如果沒有上級的關心，我恐怕難有今天。
「文革」以來，我連遭不幸，在逆境中更使我感受到了家庭的溫暖。齡松時時為我擔心，經常安慰我，相信我能夠渡過這一「難關」。大兒子小陽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讀書。他經常寫信、打電話，表示堅信自己的父親是革命的。在南京的幾個孩子，連陽上大學，海陽在高中，寧陽、燕陽讀初中。在我被「關押」時，只要條件許可，他們就陪伴着我，照顧我的起居生活。地點變化的時候，海陽經常跟在我身旁，連陽在外保持聯絡，把我的情況及時告訴家中。所有這一切，都增添了我的勇氣和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