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每天閱讀《簡報》，看每個人的發言和表態，但沒有人跳出來，毛澤東心裏很是着急。對於黨內、軍內和人民中洶湧而起的的否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暗流他寢食難安。必須要打倒一兩個重量級的人物才能把這股暗流壓下去。
7月14日下午，彭德懷的「致主席信」送上了毛澤東的書案。毛仔細看了兩遍，心中竊喜，提起毛筆在信上加了個眉題：《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批給大會秘書處，作為會議文件印發與會全體同志。
意見書分甲乙兩部分。甲的題目是：「1958年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列舉了當時公佈的各種數字。說：「通過大躍進，基本上證實了多快好省地總路線是正確的。」「在全民大煉鋼鐵中，多辦了一些小土高爐，浪費了一些資源（物力、財力）和人力，當然是一筆較大的損失。但是得到對全國地質做了一次規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養了不少技術人員，廣大幹部在這一運動中得到了鍛煉和提高。雖然付出了一筆學費（補貼20餘億），即在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乙的題目是「如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開頭說：「現在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關係到我們今後動員廣大群眾繼續實現躍進的關鍵所在。」
下面談了兩個問題：
一、一種假象。大家都感到糧食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因此可以騰出手來大干工業了。在對發展鋼鐵的認識上，有嚴重的片面性，沒有認真地研究煉鋼、軋鋼和碎石設備，煤炭、礦石、煉焦設備、坑木來源，運輸能力，勞動力增加，購買力擴大，市場商品如何安排等等。總之，是沒有必要的平衡計劃。這些也同樣是犯了不夠實事求是的毛病。這恐怕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起因。浮誇風氣，吹遍各部門各地區，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蹟也見之於報刊，確使黨的威信蒙受重大損失。
二、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樣，為大躍進的成績和群眾運動的熱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搶先思想一度佔了上風；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了。
7月16日，毛澤東找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三位常委議事，決定會期延長，要評論彭德懷這封信的性質，通知彭真、黃克誠、薄一波、安子文上山。薄與安都是「七大召開的華北座談會批評彭德懷的當事人，這時候毛已下了從歷史到現實全面清算彭德懷的決心。
對於彭德懷的信件，毛澤東並不亮明自己的觀點。在黨內鬥爭中，任何時候他都注意掌握多數，跟一些他認為該打招呼的人打了招呼利用各種機會召見一些人，首先是各大軍區的負責人，例如，邀王任重在廬山水庫划船時，談到彭德懷信中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問題時，說：「我現在不發言。」
從7月17日至22日，各組對彭德懷的信進行了討論。
第六組（東北組，組長歐陽欽）22日上午討論，對彭德懷信件的評論是這樣記載的：「有些人認為，這封信對此次會議深入討論有推動作用，提出意見，精神是好的，是赤膽忠心的。有的人說，從肯定成績、提出問題到糾正缺點，基本精神都是對的，但是有的問題說得簡單一些，如果再多說幾句，分析分析就清楚了。」對於後來被抓住不放，上綱為反對毛澤東的幾處提法，即大躍進造成比例失調，影響城市各階層和農民各階層的關係，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問題；處理經濟問題不如金門打炮、平定西藏叛亂那樣「得心應手」問題，大家也表示了看法。有的人說：「從實際工作執行中，從一個時期發生的具體情況看，如刮『共產風』，『一平二調三收款』等，說它是政治性問題也未嘗不可。」有的人說：「有些問題熱得過火，如有的縣提出『兩年進入共產主義』等，類似這樣的問題，說它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也不過分，但這是局部的暫時的現象，不要說成是普遍現象。」有的人說：「說我們處理經濟建設問題不像平定西藏叛亂、金門打炮那樣得心應手，指我們這方面缺乏經驗，也是可以的。」
第四組的陶魯笳（山西省委第一書記）說：「我們目前需要彭總這樣的精神，信中某些詞句容易引起誤會，可以不必爭論，主要應看精神。過去一個時期經濟生活上的比例失調，引起各方面的關係緊張，是相當嚴重的，現在雖然已大體糾正了，但完全解決還要做很多工作。缺點的性質問題，從理論上講，如有缺點錯誤，當然非右即『左』，大躍進中的主要傾向，肯定不能說右，當然就是『左』，彭總並未說黨的路線『左』了，只說缺點的性質屬於『左』的範疇，這是對的。問題是處理的方法，目前可以不公開提出反『左』，以免挫傷群眾的積極性。但將來一定時間，把執行路線中右的和『左』的經驗教訓總結出來，還是必要的。」
一機部部長趙爾陸也在第四組。他是帶了一箱子「海綿鐵」上山的。大躍進以來他和王鶴壽的關係很緊張。王是鋼鐵工業的「頭」，趙是機械的「頭」，這是毛澤東在北戴河封的。王把煉出來的鋼鐵交給趙爾陸。趙爾陸想展覽這一箱子寶貝，後來一反彭德懷，沒敢拿出來。趙爾陸在小組會上是這樣說的：「過去一個短時期經濟社會中的脫節現象，不能不說已使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受到些微影響，造成一定的被動。作為高級幹部，由於自己缺乏經驗，頭腦發熱，向中央反映了一些不確切的情況和資料，應該感到沉重。
從這種心情出發，對彭總的信感到同情，彭總的精神值得學習。建議書值得斟酌的是個別問題的提法，如說缺點的性質是政治性的，容易引起誤會。」
四組組長、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在食堂問題上繼續護短（因田家英在毛澤東面前揭了老底）。他說：「應該承認，半供給制是多數農民贊成的。四川實行包兩頭，對老人和小孩實行糧食供給制。公社經過整頓後，占人口多數的貧農心情舒暢，勞動積極。食堂對組織生產確實起了很大作用，出勤率可增加10-20%，勞動時間增加一個半到兩個小時。半供給制和食堂儘管還有缺點，我是很留戀的。」李顯然知道，田家英的「御狀」沒有告倒他，他對彭信沒有正面評論，但知道毛澤東的態度。
李先念也在第四組，跟組長唱了對台戲。他說了四個問題：「一、食堂要堅持自願參加的原則。分別不同情況辦常年的、季節的、臨時的、一部分人參加的食堂。食堂的好處是可以節省勞動力，但有三個問題要考慮：1、是否多吃和浪費糧食？360斤口糧肯定不夠，在家吃飯可以糠菜半年糧；2、燃料問題，北方用煤肯定要增加，今年預計要銷八九千萬噸；3、副食品的商品率是否會下降？（有人插話：肯定要下降。）二、公社問題。步子走得快了點，對農民的覺悟和幹部的水平估計過高。三、綜合平衡問題。這是大躍進中一條主要經驗教訓，無論如何並不能離開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法則。要注意三方面的平衡：各部門內部的平衡，如搞多少鋼，不能只看有多少高爐、平爐和轉爐，還要看礦石、軋鋼能否跟得上；左鄰右舍的平衡；最後集中在物資、綜合財政和勞動力的平衡。去年計劃工作在這三方面都有缺點。四、小高爐問題需要整頓，否則不能堅持。去年小高爐貼了40個億，也不可惜。但有的同志認為40億搞1,000萬噸的生產能力，比武鋼用15億搞300萬噸並沒有多大不合算，這一點要研究。小高爐的賬要細算。」
具有現代科技意識的聶榮臻元帥在六祖發言，委婉地反對兩小無猜（註：毛澤東把小高爐、小平爐稱為「兩小無猜」）他說：「大型企業的發展應當是向現代化、機械化、自動化方向前進，而不是搞土設備、土機床。今後必須注意提高質量。目前我們鋼的品種只有300多種，而世界上鋼的品種已達3,000多種。應該對鋼的品種規定出一定的比例，特別是合金鋼最低應佔10%以上，而現在只有3%。現在有些特殊鋼廠為了完成數量任務，在煉普通鋼。」
總參謀長、書記處書記黃克誠19日在第五組發言。他說：「我在考慮這樣一個問題，人民公社去年搞好還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從長遠說，搞了好；從短時期說，不搞更主動些。北戴河決議的領導作用，趕不上七里營、徐水那一套。要是只掛個牌子就好了。去年中央工業交通部副部長高揚帶了一個工作組，到河南登封、禹縣、魯山等地了解煉鐵情況，這是大放「衛星」的地方，發現質量不好，產量不實，向中央寫了封信，提出看法。材料轉到省委後，省委大發雷霆。這就是講好的高興，講缺點不愉快。有缺點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點不講。去年興起了鋪張浪費之風。中央出來開會，也很鋪張，我雖然也吃了玩了，但很不舒服，帶戲班子的辦法不好。對群眾講勤儉持家，幾個月不吃肉。幹部吃那麼好，行嗎？現在糧食緊張是解放以來沒有的，基建材料、市場副食也緊張。大躍進以來，黨與群眾關係受到影響。黨在國際上的威信也受到影響。主席講過開動腦筋、放下包袱。缺點不講，總是個包袱。」
三組組長、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說：「彭總的信對這次會議深入一步展開討論，起了好的作用。黨內應提倡彭總的那種不隱晦自己的意見，大膽講出不同意見的精神。彭總的信的問題，不在於個別措辭用字的不當，而在於總的看法有問題。講成績與缺點也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但從通篇精神看，對缺點的看法決不止一個指頭。這封信把去年工作中的一些缺點錯誤，看成好像把整個階級關係搞翻了似的，看成為小資產階級狂熱的表現，看成為去年一度出現的『左』的偏差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是不正確的。這實際上會引導到懷疑黨的總路線的正確性，懷疑去年大躍進和偉大群眾運動以及所取得的偉大成果是否可靠。」
二組組長、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在發言中沒有正面提及彭德懷的信，說華東一切都好，仍是太平盛世、他說：「就得失關係，就某一部分來說是有失，但就整個情況來說，不僅不是得不償失，也不是有失有得，而是得多於失。1959年華東428萬噸生鐵任務，就是靠去年建設起來的『小土群』設備完成的。農村糧食真正緊張一點的是山東濟寧，但濟寧現在基本上穩定了。華東其他各省，尚有小部分地區的糧食曾有不同程度的緊張，都已做了安排，沒有發生什麼大問題。我們正在切實改正缺點，同群眾.系不像有些人談的那麼緊張得不得了。」
農業部部長廖魯言在二組表態：「我認為彭總的精神、態度是很好的，把問題直截了當提出了，引起大家的討論，這已經起了很好的積極作用。這種精神我們應該學習。至於信的內容，有些問題的估計，例如『基本證實總路線是正確的』，『浮誇風吹遍了各地區、各部門』，『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等，不能同意。」
賀龍元帥在第三組發言，他說：「我們的缺點還不到一個指頭。這麼大個國家，這麼多人，工作上有一些缺點錯誤，有什麼奇怪的？而且缺點錯誤很快就糾正，這是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回想博古、王明路線的錯誤，整個湘西蘇區，被承認為黨員的只有關向應、陸冬生、夏曦和我。提起這些事，我真痛心。而王明到現在還不承認錯誤。像這樣的路線錯誤是難以糾正的。而我們去年出現的一些左的偏差，也只是在克服了右傾保守錯誤，執行總路線取得的偉大勝利中，工作方法上有些缺點所產生的。既是這樣，就談不上什么小資產階級的瘋狂性和什麼難於克服的錯誤。因此，我對彭總給主席的信，覺得這總的估計上是不恰當的，是把問題看得過於嚴重。我記得彭總在火車上曾說過：『如果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可能要請（蘇聯）紅軍來。』這當然把問題說得更過火了。」
從賀龍這個發言看，毛澤東給他交底了。賀龍元帥雖然文化不高，但有豐富的人生閱歷。彭德懷是一方面軍的，是毛澤東在黨內、軍內領導地位的重要支柱之一。賀龍作為二方面軍的統帥，不是毛澤東的嫡系，一般會採取「疏不間親」的原則，不輕易介入毛彭之間的爭吵。如今不僅介入，而且調子比誰都高，毛澤東自己都承認有一個指頭到三個指頭的錯誤，他卻說連一個指頭都不到；又回顧歷史，批王明路線反襯毛澤東的英明領導；對彭德懷，不僅有批判，而且有揭發，這是對彭德懷批判鬥爭進一步升級的信號。
7月21日，張聞天在華東組（柯慶施為組長）作了長篇發言。在眾多高級幹部猜度毛澤東的心理，窺測會議方向，以求作分寸適當地表態，使自己處於有利地位的時候，張聞天說話了。他仿佛又回到了遵義會議時代，想喚醒全黨的迷狂，端正會議的方向。他說：這份意見書提出了一些問題，中心內容是希望總結經驗，本意是好的。但是從各方面的反映看，不少同志似乎對彭德懷同志這個出發點研究不夠，只注意了他這封信中的一些具體說法。其實，他的信是好的，是肯定了成績的。他說成績是基本的。這同大家說的一樣。例如，他說：「基本上證實了多快好省的總路線是正確的」，這話是對的。毛主席說，總路線正確與否要看十年。彭德懷同志說，一年就基本上證實了總路線是正確的。這估計就很高。沒有什麼不足。
工業得和失的提法，他是就局部問題而言的：在煉鋼問題上，有得有失，而且從他的講話意思看，他強調的是成績。在這一方面有得有失，考慮一下是可以的。至於各方面關係的緊張具有政治性的說法，我認為要看怎樣講。在刮「共產風」時，各方面的關係確實緊張。現在已基本好轉，但是除反革命利用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攻擊我們外，人民內部還有矛盾，還有些問題沒有妥善解決，我們還不能麻痹。所以，他提出這個問題，我們應該考慮。
他講浮誇風，是從北戴河會議時對糧食估產過高說起。說它吹遍了各地區、各部門。他這樣說，是說它的普遍性。當然，各地區、各部門的情況不平衡，對某些地區、部門來說，他講的話可能嚴重了一些。但是，浮誇風確實是嚴重的，是很大的問題，現在也並不是已經完全解決。彭德懷同志說，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這個問題不說可能更好一點，說了也可以。究竟怎樣，可以考慮。但是，刮「共產風」恐怕也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至於說「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的作風置諸腦後了」，我認為，如果講的是一個時期的事，這樣講問題並不大。
關於糾正「左」的偏向是否比糾正右的偏向更加困難的問題，有人說容易，有人說困難。「左」的毛病我犯過，那是盲動主義的路線錯誤。現在是局部問題，糾正錯誤肯定比過去容易。但是，是否一定那麼容易，容易到什麼程度，還要看我們的工作做得怎樣。做得好，抓得緊，就容易；做得不好，抓得松，就不那麼容易。
關於大躍進中缺點和成績的關係。有人提二八開或三七開，我認為是一比九的關係。現在的問題是要防止驕傲自滿、麻痹大意的情緒。要更多地看到存在着問題的一面。有些地方發生浮腫病，死了一些人，數字雖不大，但是問題是存在的。我們是樂觀主義者，但是問題既然存在，也得憂慮一點。主席講的「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話，「問題不少」一句值得特別重視。我們的勝利一個接着一個。勝利本身有消極面，因為它容易使人頭腦發熱，驕傲自滿，問題也就容易隨着產生。這一點必須嚴加警惕。去年搞了大躍進，就很容易產生不冷靜。去年九月以後，在國際關係中產生了嚴重的驕傲情緒，氣焰很高，大國主義思想表現得相當明顯。中國人民過去受壓迫，現在不斷勝利容易產生大國主義。不碰這個釘子，氣焰壓不下去。中央現在糾正這種現象，很必要。謙虛一點有好處。
講缺點並不是反對總路線，而是為了擁護總路線。何況總路線本身也是發展的，正如馬克思主義也是發展的一樣。它也要通過實踐的證明，並且不斷修改補充，達到完整，所以，擁護總路線也要批評缺點，這不是同哪個人算賬。主席常說，要敢於提不同意見，要捨得一身剮，不怕殺頭，等等。這是對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殺頭是不行的。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要遺臭萬年。所以，問題的另一面是要領導上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使得下面敢於發表不同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能自由交換意見的局面。
這個問題對我們當權的政黨特別重要。我們不要怕沒有人歌功頌德，講共產黨英明、偉大，講我們的成績，因為這些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們提不同意見。決不能因為人家講幾句不同意見，就給扣上種種帽子。總之，民主空氣很重要。要造成一種生龍活虎、心情舒暢的局面，才會有戰鬥力。過去一個時期就不是這樣，幾句話講得不對，就被扣上帽子，當成懷疑派、觀潮派，還被拔白旗，有些虛誇的東西反而受獎勵，被樹為紅旗。為什麼這樣呢？為什麼不能聽聽反面意見呢？刀把子、槍桿子，都在我們手裏，怕什麼呢？真正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群眾路線的人，一定能夠聽，也一定會聽的。聽反面意見，是堅持群眾路線、實事求是的一個重要條件。
張聞天發言長達三小時，一共講了十三個問題，以上是他發言的重點。通篇發言擺事實，講道理，邏輯嚴謹，充滿了作為執政黨一員的主人翁的善意。饑荒開始蔓延，農村在成千上萬地餓死人，參加廬山會議的大員們，沒有一個人敢捅破這層窗戶紙，只有不識時務的，把人民的命運擺在個人榮辱之上的張聞天。
當天晚上，華東組組長柯慶施跑到毛澤東那裏匯報，說是大事不好，主席要是再不明確表態，人都被他們拉走了……
毛澤東陷入了沉思。入夜，180號寬敞的書齋他仍覺得憋悶，到外面竹林里去踱步。，邊吸煙邊走，走完一圈又一圈，吸完一支又一支，腦子裏36計想了個遍，柯慶施說得對，是該亮明旗幟組織隊伍了。
他知道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人民在挨餓，群眾中的不滿情緒在蔓延，各級幹部在向上面追究責任，公社埋怨縣級領導，縣級領導埋怨地區領導，地區怪省，省怪中央。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都在看着自己，怎樣收這個局？
跳出來的這兩個人，一個彭德懷，一個張聞天，彭是管軍事的，張是搞外交的，經濟建設上的失誤，怎麼拐彎也拐不到他們的肩上。他們的意見反映了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的看法，都是實情話，有根有據，實事求是，但危險也就出在實事求是這四個字上，他們的觀點一旦統一了上下的思想，自己的地位還能保持嗎！雖然彭德懷承認總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張聞天說缺點是一個指頭，但遵義會議不是也說博古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嗎！？
毛澤東的思想集中在一點上：當前形勢是反「左」還是反右？彭德懷要求徹底糾「左」，提反「左」的口號，順乎黨心民心，讓整個國民經濟從「大躍進」的癲狂中退下來。休養生息，但自己呢？當反「左」成為洶湧潮流的時候，自己還能在這象徵對全中國的統治權的昔日的「美廬」，今日的180號發號施令嗎？
一條餓死人的「左」傾路線是要有代表人物的。反「左」反到最後不就是引火燒身反到自己頭上來嗎？！自己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奮鬥了大半輩子，千辛萬苦，家破人亡，前不久大兒子死在朝鮮戰場上，就這樣退出歷史舞台嗎？不能！絕對不能！
毛澤東又點燃支煙，一個亮點在竹林中遊蕩。新的一輪踱步、新的一輪思考開始了。要從根本上扭轉會議的方向，扭轉全黨的方向，扭轉全國人民的方向。當前的形勢不是反「左」，而要反右，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保衛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為了保衛這三面紅旗，要組織隊伍同一切反對派作戰，把這股洶湧蔓延的憤怒和不滿的情緒壓下去。然後，在實際政策上，悄悄地糾正「左」的偏差……
看來要犧牲老彭了。彭德懷，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第二號元帥，打敗美帝國主義的英雄，這樣一個人物倒下去對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是有相當震撼作用的。誰再提反「左」，誰要再翻騰大躍進、公社化的錯誤，那就看看彭德懷的下場。
還有那個洛甫（張聞天），在延安當了十年「開明君主」，也是個有影響的人物，扳倒他可以防止在三「左」路線時期犯過錯誤的幹部（這個數字不小）重新在他的旗幟下集合起來。
22日天亮以後，180號一位值夜班的老工人在竹林里看到數不清的足跡和幾十個煙頭。毛澤東下了決心了。該糾「左」時他反右，這一念之差，把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引入了絕境，只要他活着，沒有轉圜的餘地了。從此以後，他不再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
在他一念之差的後面，是億萬生靈塗炭，上千萬人活活餓死，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次天災和兵變。
又想了一天一夜，7月23日早晨，會議秘書通知大家開會，九點聽毛主席講話。連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也不知道毛澤東要講什麼。這是毛澤東對全黨的一次突然襲擊。
會議在廬山交際處招待所西餐廳舉行。毛澤東提早幾分鐘來到會場，坐在鋪着白台布的桌子前吸煙。他吸的是一種特製的熊貓牌香煙，據說尼古丁含量很少。又重新開了一包，放在桌子上，這就是他的講話提綱。他有這個本事，第一支香煙引路，有不盡的才思，足以使他的聽眾目瞪口呆，像接受催眠術一樣入其殼中。
等中央委員、省委書記和部長們都到齊了，毛澤東自拉自唱，也不用人主持會議，平靜地開了腔。這是一篇「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的代表作。以下是李銳記錄的講話全文：
你們講了那麼多，允許我講個把鐘頭，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着。我看了同志們的發言記錄、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談了話，感到有兩種傾向：一種是觸不得，大有一觸即跳之勢。吳稚輝說，孫科一觸即跳。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壓力，即是不讓人家講壞話，只願人家講好話，不願聽壞話。兩種話都要聽，我勸這些同志要聽壞話。嘴巴的任務，一是吃飯，二是講話。長了耳朵，是為了聽聲音的。話有三種：一種是正確的，二是基本正確或不甚正確的，三是基本不正確或不正確的。兩頭是對立的，正確與不正確是對立的。好壞都要聽。
現在黨內外都在颳風。右派講，秦始皇為什麼倒台？就是因為修長城。現在我們修天安門，一塌糊塗，要垮台了。黨內這一部分意見我還沒有看完，集中表現在江西黨校的反映，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論都出來了。江西黨校是黨內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動搖分子。他們看得不完全，有火氣。做點工作可以轉變過來。有些人歷史上有問題，挨過批評。例如廣東軍區的材料，也認為一塌糊塗。這些話都是會外講的話。我們這一回是會內會外結合，可惜廬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們都請來。像江西黨校的人，羅隆基、陳銘樞，都請來，房子太小嘛。
不論什麼話都讓講，無非是講得一塌糊塗，這很好。越講得一塌糊塗越好，越要聽。「硬着頭皮頂住」，反右時發明了這個名詞。我同某些同志講過，要頂住，頂一個月，兩個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說：持久戰，我很贊成。這種同志佔多數。在座諸公，你們都有耳朵，聽嘛！難聽是難聽，要歡迎。你這麼一想就不難聽了。
為什麼要讓人家講呢？其原因在神州不會陸沉，天不會塌下來。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我們多數派同志們腰杆子要硬起來。為什麼不硬？無非是一個時期豬肉少了，頭髮卡子少了，沒有肥皂，比例有些失調，工業農業商業交通都緊張。
搞得人心也緊張。我看沒有什麼可緊張的。我也緊張，說不緊張是假的。上半夜你緊張緊張，下半夜安眠藥一吃，就不緊張了。說我們脫離了群眾，我看是暫時的，就是兩三個月.群眾還是擁護我們的。現在群眾和我們結合得很好。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不那麼多。我同意同志們的意見，問題是公社運動，我到遂平詳細地談了兩個鐘頭。嵖岈山公社黨委書記告訴我，七八九三個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參觀，十天三萬人，三個月30萬人。徐水、七里營聽說也有這麼多人參觀。除了西藏都有人來了。到那裏去取經，其中多數是縣、社、隊幹部，也有省、地幹部，他們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創造了真理，有了羅斯福說的「免於貧困的自由」，想早點搞共產主義。對這種熱情如何看法？總不能說全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吧。我看不能那樣說。有一點，無非是想多一點，快一點。三個地方三個月當中有三個30萬人朝山進香，這樣廣泛的群眾運動，不能潑冷水，只能勸說：同志們！你們的心是好的，但事實上難以辦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驟。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個胖子。這些幹部率領幾億人民，至少30%是積極分子；30%是消極分子（即地、富、反、壞、官僚中農和部分貧農）；40%隨大流。30%是多少人？是一億幾千萬人。他們要辦公社，辦食堂，搞大協作，非常積極。他們要搞，你能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不是小資產階級，是貧農、下中農、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隨大流的也可以。不願意的只30%。總之，30%加40%為70%，三億五千萬人在一個時期內有狂熱性，他們要搞。
到過年前後，有兩個多月，他們不高興了，變了。幹部下鄉都不講話了，請吃地瓜，稀飯，面無笑容，因為颳了「共產風」，「一平二調三提款」。對刮「共產風」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是些什麼人？主要是縣、社兩級幹部，特別是公社幹部，刮大隊和小隊的，這是不好的，群眾不歡迎。我們說服了這些幹部，堅決糾正。今年三四月間，就把風壓下去了，該退的退，社與隊的賬算清楚了。這一個月的算賬教育是有好處的。極短的時間，使他們懂得了平均主義不行。聽說現在大多數人轉過來了，只有少數人還留戀「共產」，還捨不得。哪裏找這樣一個學校，短期訓練班，使幾億人，幾百萬幹部受到教育？不能說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從古以來沒有這個規矩，一萬年以後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紅幫，1青偷紅劫，明火執仗，無代價剝奪人家的勞動。這類事，自古以來是「一個指頭」。宋江立忠義堂，劫富濟貧，理直氣壯，可以拿起來就走。宋江劫的是「生辰綱」，是不義之財，取之無礙，刮自農民歸農民。我們長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鬥歸公，那也可以，因為是不義之財。現在刮「共產風」，取走生產大隊、小隊之財，肥豬、大白菜，拿起就走，這樣是錯誤的。我們對帝國主義的財產還有三種辦法：徵購、擠垮、贖買。怎麼能夠剝奪勞動人民的財產呢？只有一個多月就息下了這股風，證明我們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
今年三、四月或加五月，有幾億農民，幾百萬幹部受了教育，講清了，想通了。主要是幹部，不懂得這個財是義財，分不清界限。幹部沒有讀好政治經濟學，沒有搞通價值法則、等價交換、按勞分配。幾個月就說通了，不辦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書還沒有讀，叫他們讀。公社一級不懂一點政治經濟學是不行的。不識字的可以給他們講課。
梁武帝有個宰相陳慶之，一字不識，強迫他作詩，他口念，教別人寫，他說你們這些讀書人，還不如老夫的用耳學。當然，不要誤會，我不是反對掃除文盲。柯老（柯慶施）說，全民進大學，我也贊成，不過15年不行，得延長。南北朝時有個姓曹的將軍（註：梁朝的曹景宗），打了勝仗回來作詩：「出師兒女悲，歸來笳鼓兢；借問過路人，何如霍去病？」還有北朝的律金《敕勒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這也是個一字不識的人（註：此歌乃敕勒民歌，「本鮮卑語，譯為齊言」，是一篇翻譯作品）。一字不識的人可以做宰相，為什麼我們的公社幹部、農民不可以聽政治經濟學？我看大家可以學。不識字講講就懂了，他們比知識分子容易懂。
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我就沒有看，略微看了一點，才有發言權。要擠出時間。全黨來個學習運動。他們（指省以下各級地方幹部）不曉得做了多少次檢查了，從去年11月鄭州會議以來，大作特作，六級會議，五級會議都要檢討。北京來的人哇啦哇啦，他們當然聽不進去。要聽聽人家的意見。我看這次會議有些問題不能解決，有些人不會放棄自己的觀點，無非拖着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聽不得壞話不行，要養成習慣，我說就是硬着頭皮頂住。無非是罵祖宗三代，這也難。我青年時代也是一聽到壞話就一股火氣。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這個原則現在也不放棄。現在學會了聽，硬着頭皮頂住。聽他一兩個星期，勸同志們要聽，你們贊成不贊成，是你們的事。如果我錯，我作自我批評。
第二方面，我勸另一部分同志，在這樣的緊急關頭，不要動搖。據我觀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動搖的。他們也說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都是正確的，但要看講話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邊。向哪一邊講。這部分人是第二種人，「基本正確，部分不正確」的這一類人，但有些動搖。有些人在關鍵時是動搖的，在歷史的大風大浪中不堅定。黨的歷史上有四條路線：陳獨秀路線；立三路線；王明路線；高饒路線。現在是一條路線站不穩，扭秧歌，他們憂心似焚，想把國家搞好，這是好的。這叫什麼階級呢？資產階級還是小資產階級？我現在不講。南寧會議、成都會議、二次黨代大會講過，1956年、57年的動搖，對動搖分子我不贊成戴帽子，講成是思想方法問題。如果講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反過來講，那時的反冒進，就是資產階級的冷冷清清、淒淒切切的泄氣性，悲觀了。那些同志是要搞社會主義，沒經驗，一點風吹草動就以為冒了，反冒進。（講到這裏，偏過頭對坐在旁邊的周恩來說）總理，你那次反冒進，這回站住腳了，幹勁很大。受過那次教訓，相信陳雲同志來了，也會站住腳的。那次批周、陳的人，取其地位而代之。不講冒了。可是有反冒進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這都是仔細斟酌了的。
如果要戴高帽子，這回是資產階級動搖性，或降一等是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右的性質，受資產階級影響，屈服於帝國主義壓力之下。一個生產隊一條錯誤，70幾萬個生產隊。70幾萬條錯誤，要登報，一年到頭也登不完。這樣結果如何？國家必垮台。就是帝國主義不來，人民也要起來革命。辦一張專講壞話的報紙，不要說一年，一個星期也會滅亡的。登70萬條，專登壞事，那就不是無產階級黨了，而是資產階級黨了，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了。當然在座的人沒有人這樣主張。
我這是誇大其詞。假如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都登在報紙上，一定滅亡，應當滅亡。那我就走，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的。
我勸一部分同志，講話的方法問題要注意，講話的內容要基本正確。要別人堅定，首先自己要堅定；要別人不動搖，首先自己不要動搖。這又是一條教訓。他們還不是右派，是中間派。我所謂方向，是因為有些人碰了釘子，頭破血流，憂心如焚，站不住腳，動搖了，站到中間去了，究竟中間偏左偏右，還要分析。他們重複了56年下半年、57年上半年犯錯誤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只差30公里了。現在他們這種論調，右派歡迎、這種同志採取邊緣政策，相當危險。這些話是在大庭廣眾當中講的，有些傷人。但現在不講，對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題目中加一個題目，團結問題。還是單獨寫一段，拿着團結的旗子；人民的團結，民族的團結，黨的團結。我不講，對這些同志是有益還是有害？有害，還是要講。
我們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第一方面的人要聽人講，第二方面的人也要聽人講，兩方面的人都要聽人家講。我說還是要講嘛。一條是要講，一條是要聽人家講。我不忙講，硬着頭皮頂住。我為什麼現在不硬着頭皮頂了呢？頂了20天，快散會了，索性開到月底。馬歇爾八上廬山，蔣介石三上廬山，我們一上廬山，為什麼不可以？有此權利。
食堂問題。食堂是好東西，未可厚非。我贊成積極辦好，自願參加，糧食到戶，節約歸己。如果在全國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滿意了。一講，吳芝圃就很緊張，不要怕。
河南等省有一半食堂還在，試試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個階段嗎？「一邊站，試試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沒有這句話？三分之一農民，堅持下去就了不起，第二個希望，一半左右，二億五千萬。多幾個河南、四川、湖北、雲南、上海等等。取得經驗，有些散了，還得恢復。《紅旗》登的一個食堂，敗而復成。食堂並不是我們發明的，是群眾創造的。河北56年就有辦的，58年搞得更快。曾希聖說，食堂節省勞動力，我看還節省物資。如果沒有後面這一條，就不能持久。可否辦到？可以辦到。我建議河南同志把一套機械化搞起來，用自來水，不用人挑水。現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處。總司令，我贊成你的說法，但又跟你有差別。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個中間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個右派出來了：科學院昌黎調查組，說食堂沒有一點好處，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無論什麼人都有缺點。孔夫子也有缺點。我看過列寧的手稿，改得一塌糊塗；沒有錯誤，為什麼要改？食堂可以多一些，再試試看，試它一年、二年，估計可以辦成。人民公社會不會垮台？現在沒有垮一個，準備垮一半，垮七分，還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辦得不好，一定要垮。要做工作，辦好公社，辦好一切事業。
許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不是說黨不管黨嗎？計委是計劃機關，現在卻不管計劃。還有各個部，還有地方，，一個時期不管綜合平衡。地方可以原諒，計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此北戴河會議後不管了，名曰計劃指標，等於不要計劃。所謂不管計劃，就是不要綜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鐵，多少運力。煤鐵不會自己走路，要車馬運，這點真沒料到。我、總理、少奇，根本未管。自己開脫一下。我不是計委主任。去年8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對建設也根本外行。在西樓時講過，不要寫「英明領袖」，沒有領導，哪來英明。58、59年主要責任應當說在我身上（過去說周、陳）。
實在是一大攤事未辦。「始作俑者，其無後呼？」我無後呼？大躍進的發明權是我，還是柯老？鋼鐵指標柯老講600萬噸，我6月講1070萬噸。北戴河會議發表公報，薄一波建議，也覺得可行。從此闖下了大禍，9000萬人上陣。始作俑者，應絕子滅孫。我，一個兒子在朝鮮死了，一個兒子發了瘋。補貼80億，搞小洋群、小土群。「得不償失」，「得失相等」，等等說法，即由此而來。看了許多討論發言，鐵還可以煉。浪費是有一些，要提高質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碳量，為真正好鐵奮鬥。共產黨有個辦法叫抓。共產主義者的手，一抓就抓起來了。鋼鐵要抓，農林牧副漁，糧棉油麻絲茶糖藥煙果鹽雜，農中有12項，要抓，要綜合平衡。不能每一個縣都一個模子，有些地方不長茶，不長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區去買賣豬。黨不管黨，計委不管計劃，不管綜合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總理着急。無一股熱氣、神氣，辦不好事。李逵太急。列寧熱情磅礴實在好，群眾很歡迎。
有話就要講。口將言而囁嚅，無非是各種顧慮。上半個月的顧慮甚多，現在展開了，有話講出來，記錄為證。口說無憑，立此存照。有話就講出來嘛，你們抓住，就整我嘛。不要怕穿小鞋。成都會議上我說過，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殺頭，不要怕開除黨籍。一個共產黨員、高級幹部，那麼多的顧慮，就是怕講得不妥受整。這叫明哲保身。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我今天要闖禍。兩部分人不高興：一部分是觸不得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險的。不贊成，你們就駁。說主席不能駁，我看不對。事實上紛紛在駁，不過不指名。
江西黨校那些意見就是駁。始作俑者，其無後呼。我有兩條罪狀：一個，1070萬噸鋼，是我下的決心。其次，人民公社，我無發明之權，有推廣之權。北戴河決議也是我建議寫的、當時發現嵖岈山這個典型，如獲至寶。我在山東，一個記者問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說「好」，他就登了報，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也有一點，你們贊成了，也分點成。
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對，蘇聯也反對。還有總路線是個虛的，實的見之於農業、工業。至於其他一些大炮，別人也要分擔一點。你們放大炮的也相當多，如譚老闆（譚震林），放得不准，心血來潮，不謹慎。共產黨講快，在河南講起，江蘇、浙江的記錄傳得快，說話把握不大，要謹慎一點。長處是一股幹勁，肯負責任，比那淒悽慘慘切切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問題上要謹慎一點。我也放了三大炮：公社、鋼鐵、總路線。彭德懷說他粗中無細。我是張飛，粗中有點細。公社我講集體所有制，到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兩個五年計劃太短了點，也許要20個五年計劃。
要快之事，馬克思也犯過不少錯誤。歐洲革命說是就要來了，又沒來，反反覆覆，他死了好多年，到列寧時候才來。那不是急性病，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巴黎公社起義之前，馬克思反對，起義爆發之後，馬克思就贊成了，但他估計會失敗，看出這是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只存在三個月也好，要講經濟核算的話，划不來。
我們現在的經濟工作，是否像1927年那樣的失敗？蘇區縮小到十分之一了？不能這樣講。颳了一次共產風，全國人民受教育。現在要研究政治經濟學。如果講責任，富春、鶴壽有點責任，譚老闆有點責任，第一個責任是我。柯老，你有沒有責任？你要搞600萬噸，是我要搞1070萬噸，9000萬人上陣，第一個責任是我、同志們，自己的責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來，就舒服了。說到此處，毛澤東嘎然而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