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九十年代末中國對臃腫的國有企業進行了一輪大規模的重組，關閉鋼廠，削減過剩產能，在幾年的時間內下崗職工最多達3,500萬人，最終掃除了經濟發展的一些障礙，帶來了持續數年的兩位數高速增長。
華爾街日報評論稱，然而，在保持經濟快速增長近20年後，中國發現自己再度面臨國有企業臃腫、債務上升以及產能過剩掣肘經濟增長的難題。行業專家稱，儘管近來中國政府宣佈計劃在五年內削減鋼鐵和煤炭行業的過剩產能，預計將裁員180萬人，但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自然減員，而且最終可能只會清理目前困擾這兩個行業的一小部分過剩產能。
目前中國的經濟規模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的八倍多，並且社會財富也大幅增加，能夠承受有效改革所帶來的失業以及換崗的衝擊。
那麼中國的行動為何如此遲緩？評論認為，1997年至2004年擔任世界銀行中國局局長的黃育川說，一個很大的因素是領導人。他說，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朱熔基是一個強硬派，敢於冒險的人，而眼下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已經掌控了許多關鍵的經濟委員會，但卻沒有大膽地推進經濟改革。
黃育川表示，在安全和政治方面，習近平將冒險一試，比如進行大規模的反腐運動。黃育川稱，但經濟方面並不是如此明朗，習近平不願冒險，似乎對改革將給經濟帶來的好處不那麼確信。
黃育川還稱，如今，中國政府更願意引導國有企業兼併重組，以期打造出一些全球領先企業，相比之下，此前政府更相信市場力量會決出贏家和輸家。黃育川目前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研究員。
在周三中國全國人大會議閉幕之際，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對記者表示，到2020年前中國經濟將至少保持6.5%的年均增速，並繼續推進結構性改革。經濟學家稱，維持這一較高的增長目標可能是以改革為代價，令經濟增長從投資和製造業轉向消費和服務業的轉型努力受挫。
另外，大陸經濟學家們稱，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和嚴峻的基本面形勢也阻礙了中國政府推行改革的意願。
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日趨成熟，這使得年長一些的鋼鐵工人向正在需要勞動力的服務業和高科技崗位轉型更為困難，相比之下，早前鋼鐵廠工人向組裝廠崗位轉型則要容易一些。
IHS Global Insight經濟學家Brian Jackson表示，許多輕鬆的改革已經完成，而全球需求依然不振，這使得外界越發質疑中國能否解決問題。而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情況是農民湧入工廠，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外國消費者大量購買廉價的中國產品。
黃育川稱，上世紀90年代，中國決定改革國企，這並不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選擇；當時全球經歷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中國面臨來自世界銀行和其他方面要求其改革脆弱金融系統的強大壓力。
但是黃育川說，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熔基認為銀行改革太過於困難，轉而把注意力放到改革政府掌控的幾百家大型國有企業上。地方官員所獲得的指示就是通過私有化、出售、關廠或其他方式使地方政府從當地的國有企業中脫離出來。
黃育川說，那時出現了大規模工人抗議活動，但朱熔基堅持其立場不變，同時改革啟動的速度快於預期。政府各部委對旗下研究機構進行了分拆，助推了中國服務業的起步。製造業獲得蓬勃發展。同時，政府開始進行帶來就業機會和增長的基礎設施建設，儘管此舉也引發了一些懷疑的聲音。
黃育川回憶稱，中國政府曾提出讓世界銀行為在上海建設一座連接浦西和浦東的橋樑融資，但世界銀行予以拒絕，認為車流量不足以支持該項目的建設。最終，中國政府從亞洲開發銀行獲得了資金。黃育川說，但在三、四年內，這座橋的車流量就達到了讓人們難以置信的高水平，事實證明他們此前的看法錯了。
他表示，朱熔基的優點是做事堅定不移，敢於冒險同時又堅持一定的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