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增速下行成為一個難以扭轉的趨勢，突出表現在工業產能大量過剩、對外出口顯著下降、「殭屍企業」不斷增加、中小企業倒閉、資本外逃有增無減、失業人數快速增加等。
最新的官方統計數據表明，在增長下滑的同時，通貨膨脹開始發威。這種被稱為「滯漲」的經濟增速下滑和通貨膨脹同時出現的現象最令政策制定者頭痛，它顯示經濟困難的頑固性，也意味着政府手中的政策手段越來越少。
為了應對經濟困難，在多項貨幣政策失靈的情況下，中國政府不得不大幅度增加財政赤字，以至於下一個年度的財政赤字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
多層次影響
今天出現的經濟困難有多重原因，既有世界市場變化對中國作為出口大國的負面影響，也有長期累積的結構性和制度性矛盾，更有當前的政策制定者和經濟管理部門的錯誤。
無論導致今天經濟困難的原因是什麼，中國人將不得不面對經濟困難所來帶的社會和政治影響。
在中國，這些影響是多層次的：第一個層次，由企業倒閉和大量失業所帶來的社會動盪；第二個層次，以危機應對為導火索的民眾和政府之間、地方和中央之間、中央領導集團內部的矛盾激化；第三個層次，中國政府所依賴的所謂「北京共識」和「中國模式」的破產，從而引起對現行的政治經濟管理制度的全面質疑。
關於黑龍江煤礦工人討薪的視頻和照片在網上廣泛流傳，BBC中文網尚無法獨立核實它們的真實性
第一個層次的影響已經顯現。在「兩會」之前和期間發生的黑龍江煤礦工人和廣東鋼鐵工人的大規模示威的報道引起廣泛的關注，其實類似的示威在中國各地幾乎每天都在發生。這些事件顯示，中國經濟下行首先衝擊的是新近的失業人群和那些即將倒閉的企業里的領不到工資的人群。
根據政府公佈的數據，去年一年，中國由於企業倒閉而新產生的失業人數為800萬人。這些數據並沒有涵蓋所有的城市，更不用說那些農村的失業和半失業人口。至於每年新增的大專學校的畢業生，很多人更是處於「畢業即待業」的狀況。
利益分配
對於經濟增長減速的承受能力低是中國的一大特色。在其他國家，2%左右的增長能夠讓社會絕大部人成員都能夠感受到增長的福利。但是在中國，7%的增長卻會對社會相當一部分成員造成打擊。正是這一特點，經濟下行對中國社會穩定的衝擊量相當強烈。
這種現象背後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中國的利益分配結構。中國的貧富兩級分化十分強烈，用來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指數長期處於世界前列。與此同時，社會安全保障系統也十分薄弱。經濟一旦出現下滑，以失業和待業人群未待變的低收入人群便首當其衝。
中共總理李克強做政府工作報告
第二個層次的影響也正在逐漸顯現。在「兩會」上，多個地方政府要求中央政府更多地分擔結構調整和失業帶來的財政負擔，表明他們對中央權力過大、責任過小的不滿。中國的精英階層對中央宏觀管理屢屢失誤正在進行越來越公開的批評。
從最高層看，在李克強政府工作報告期間，習近平表現出的對總理李克強的冷淡也被外界看作是他對李克強和國務院系統在宏觀經濟管理能力的不滿。
政治影響
回顧中國過去近70年的高層政治鬥爭，不難發現一個規律：每一次大的經濟困難都會激發的高層政治衝突。這種衝突通常表現在對製造困難的責任追究，或最高領導人先發制人的政治清洗，以及對如何走出困境的政策分歧。
這個規律與中國的政治制度有關。在民主國家，領導人通過定期選舉進行更換，經濟政策也隨之進行調整。在一個封閉的政治體制下，經濟困難常常引發高層政治較量。這種較量有時是由於經濟政策分歧所引起，但是更多的則是政治集團利用經濟困難對政治對手出擊。
例如，1950年代「大躍進」引發的經濟困境導致了彭德懷等人對毛的政策的不滿和毛對彭等人的清洗，隨後更牽扯到劉少奇等一大批領導人的被清洗；以毛的遺孀為代表的激進派領導人的被清洗背後的一個重要原因其實也是文化革命對經濟帶來的災難性影響；胡耀邦和趙紫陽在1980年代初期也曾經因為經濟政策產生分歧，而這種分歧則被保守派領導人充分利用；1989年春夏之交黨內保守派對改革派發動的總清算也選擇在中國經濟發生通貨膨脹的關口；鄧小平1992年對陳雲等人的打擊的背景，也離不開1989年之後的經濟停滯。
北京共識
經濟下行的第三個層次的影響也許更為根本，是一種長遠的帶戰略意義的影響。中國過去30多年的經濟增長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經濟全球化給中國帶來的參與國際分工的機會；中國的集權制度通過壓制人權、尤其是勞動者報酬形成的低人工成本；通過污染環境和掠奪性資源開採將社會和其他成本向下一代公民轉移，等等。
這些做法使得中國產品一時間在國際上具有「超自然」的競爭力。中國政府將這種無法持續的競爭力解釋成制度優勢，在全球大肆宣傳「北京共識」和「中國模式」。其實所謂的「北京共識」和「中國模式」就是一種對政府干預經濟和權貴集團掠奪資源和增長福利的辯護。
目前的經濟困難可能導致「中國制度神話」的終結。集權政府不是中國高速增長的創造者，相反，在目前的困境中充分變現了它的瓶頸。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經濟下行不是一個簡單的V型經濟曲線，而是正在出現一個經濟拐點，這個拐點的出現是由於過去超高速度的經濟增長對壞境形成了劇烈的破壞，也是因為過去的一些政治、社會、經濟方面的欠賬到了還債期。
中國近30年高速增長的趨勢不再。隨後而來的或許是人們對「北京共識」和「中國模式」的質疑。這對於共產黨來說是一個嚴重的政治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