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以來，改革開放以前「反動學生」這個詞雖也常見於教育系統的內部通報，但真正作為政治帽子、作為正式處分大學生的一個案由，只實行於1963年到1966年清理反動學生運動中。到1966年7月，由於文革起來了，毛澤東下令不許「整學生」，說「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清理反動學生運動才一風吹了。本文摘自2009年第4期《炎黃春秋》，作者王學泰，原題為《文革前高校清理「反動學生」事件》。
文革爆發，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
緣起
整「反動學生」始於1963年暑假的北京高校畢業生畢業鑑定時。據1963年河北北京師院數學系畢業生朱志曾先生回憶，畢業前，學校要求每個人都寫自我鑑定（政治性的），然後集體討論通過才能畢業。在寫鑑定之前，校方傳達了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和北京高教局的文件。文件說在北京高教領域存在着尖銳的階級鬥爭，畢業生中就有階級敵人，並公佈了一些案例。其中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北京地質學院尚育森投書中央廣播電台「駁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案。
1963年6月14日，《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發表，廣播電台日夜廣播，聲勢很大，北京地質學院物理勘探專業的尚育森對《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有異議，馬上給中央台寫了一封據說有7000字的信，要求在反修防修問題上公開辯論，結果被定為北京的第一個「反動學生」。
此事被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報告給了毛澤東，1963年7月下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高等學校應屆畢業生中政治上反動的學生處理通知》。毛澤東的批示：這類現象所在多有，這是一批極右分子。文件說「據北京市反映，今年高等學校應屆畢業生中，有極少數政治上反動的學生……其對我的猖狂進攻的程度已經相當甚至超過反右鬥爭中的極右分子」，「北京市的高等院校有這樣的情況，全國高等院校也必然同樣有這種情況。對這一小撮政治反動的學生，必須抓緊時機，通過揭露與批判，對他們進行嚴肅認真的處理」。根據這個文件的精神，教育部經國務院文教辦批准制定了《關於高等學校應屆畢業生中政治上反動的學生在勞動教養或勞動考察期間的試行管理辦法》。
於是，從1963年暑期前起，在全國大專院校中清理「反動學生」。第一批「反動學生」被清理出來了，計有尚育森、朱志曾、李明昌，以及北大的吳啟元、伉鐵保，科技大的馬家驊等，於1964年送往紅星農場勞動改造。
定為「反動學生」後，不能畢業，被發往勞動改造。「反動學生」被定性為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分別被判勞動考察兩年或三年（發生活費28元）、勞動教養兩年或三年（發生活費23元），考察與教養除生活費的些許差別外，其它待遇完全相同，每日強勞最多至十二小時。
鋪開
到了1964年，階級鬥爭已經搞得轟轟烈烈了。以1963年3月5日為標誌的「學習雷鋒運動」拉開了在學生中大搞階級鬥爭的序幕，先是「學雷鋒，做好事」（目的在於抓階級鬥爭），跟着就是照着《雷鋒日記》中的精神搞「青年學生的思想陣地，無產階級不去佔領，資產階級就去佔領」等一系列的階級鬥爭教育。並要求同學們聯繫實際，人人過關，動員學生自我檢查提高。北京師院化學系還揪出學生於某作為「反動學生」的樣板，並送至勞改局農場勞動改造。1964屆學生畢業之前，學校的氣氛已經很緊張了。
1964年清理「反動學生」是全國性的。我所在的北京師範學院（現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自1964年的新學期伊始就提出1962年下半年班級「選舉問題」，認為那就是階級鬥爭，於是，在學生中秘密搞「左中右」分類排隊，內定打擊對象，利用畢業前學生對日後命運的關注，製造人人自危的氛圍，有目的地找一些學生回憶既往、製作有關同學的言論材料，定出打擊重點。其中斷章取義、移花接木成為普遍現象。這立即引起騷動，被列入黑名單者立即陷入無人搭理和暗中有人監視的孤立窘態。
7月中旬鑑定開始，幾乎每個同學的檢查都從階級鬥爭的高度來分析認識。檢查先要在小組裏通過，最後由「系總支」拍板。其次序是先易後難，「思想進步」的同學很快通過，輕裝上陣；問題多的放在後面，要反覆地揭發批判，弄清每一個學生的思想面貌。其關鍵是對「三面紅旗」和「反修鬥爭」態度。
7月底，每個同學都輪流檢查了一遍，大多通過，每組都有一兩個通過特別困難的，這就要經過反覆揭發批判，反覆地認罪檢查，勉強通過。我也檢查了兩三個小時，最後是小組不予置評，不說不通過，也不說通過，令人惴惴不安。更令我沒想到的是兩天之後，在禮堂開會，總支書記宣佈，畢業鑑定勝利結束，從現在開始轉入對敵鬥爭階段，也就是清理「反動學生」階段。接着宣讀「清理反動學生」的文件。還宣佈了劃「反動學生」的「標準」，主要是對「黨的領導、黨的政策和社會主義有攻擊性的言論」，對「三面紅旗」和「反修鬥爭」有不滿。
這樣沒通過的同學自然被視為「反動學生」的候選者。中文系約有十來人，其中我屬於最嚴重的。果不其然，大會後，就勒令我單獨交代，派同學監視行動，不得擅自出入校門……最後宣佈我為「反動學生」，給予勞動考察三年的處分。定為「反動學生」後，不能畢業，只發生活費（每月28元），先是在學院參加勞動，1965年1月4日被發往北京南口農場二分場勞動改造。
此後三年，共清理三次，來南口61人，分屬27個院校。1966年各院校在文革初期揪出的「反動學生」被毛澤東一風吹了，高等院校黨委以及後來派去的工作組都被打倒，這一清理運動才告終止。
1963至1965年北京市清理出「反動學生」的大專院校幾乎囊括了當時北京所有的有影響的高等院校。
定為「反動學生」後，不能畢業，被發往勞動改造。「反動學生」被定性為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分別被判勞動考察兩年或三年（發生活費28元）、勞動教養兩年或三年（發生活費23元），考察與教養除生活費的些許差別外，其它待遇完全相同，每日強勞最多至十二小時。
「罪行」
「反動學生」絕大多數都是從二三知己平常閒聊中揭發出來的，或在清理思想時誘導學生自己主動談出來，有的甚至是根據本人日記或親朋好友的寫信請求學校對該學生幫助時而發掘出來的。
這些「反動學生」究竟如何「反動」，究竟犯了什麼法，被認定的是什麼罪行呢？大概分以下幾個方面：一、關於反修防修；二、關於「三面紅旗」問題；三、為1957年右派分子鳴冤叫屈；四、同情彭德懷的處境，贊成其觀點；五、反對個人迷信呼籲民主自由。
以上所謂「罪行」大多只有思想和私下言論，而許多「言論」，其實什麼也算不上。如有人被搜羅到「馬列主義吃窩頭，修正主義吃麵包」的俏皮話就被「上綱」為「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吹捧修正主義」。另外還有四名1957年右派學生（北師大蕭書長、陳壽康，北京農大張慎行，北大張世林），完全是為了湊數又打成了「反動學生」。
「反動學生」被定性為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分別被判勞動考察兩年或三年（發生活費28元）、勞動教養兩年或三年（發生活費23元），考察與教養除生活費的些許差別外，其它待遇完全相同。
處理
從1965年元月3日起，北京各高校的「反動學生」都被送到北京南口農場二分場集中管理。當時北京市委大學部勞動生產處在二分場有勞動據點，稱「高校大隊」，是市委為了防修反修需要，率先在高教系統搞的勞改基地，專門安排市屬高校教職工下放勞動。「反動學生」在組織上屬高校大隊，但不歸它管理，另設「反動學生」管理組管理。管理組由相關的高校派出的保衛、後勤和政工人員組成，受市委大學部和市高教局共同領導。
管理組為了管理就要把「反動學生」分成「積極改造的」、「一般的」和「反改造的」。政治面目理清了，第二步就是用「階級鬥爭」的辦法促進改造。其方法是依靠積極的，團結一般的，打擊反改造的。為了做到這些，還要人們互相監督，揭發舉報。
「改造」是極殘酷的，有的地方比監獄有過之無不及，特別是文革時期。本來「反動學生」是處理過的了，問題清楚，可是在南口期間，經常有針對反動學生的批鬥會。所謂「批鬥」許多是手口並用，打人、打傷人的現象屢屢出現。管理組幾乎不受任何組織的領導、不對任何人負責，他們憑個人好惡，想怎麼幹就怎麼幹，給同學身體和心靈上造成嚴重的摧殘。
監獄對於罪犯的要求是做「自食其力的新人」。在南口時正趕上反修高潮，學習「九評」。這也是改造學習的重點。文章中有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條標準，這本是對接掌國家大權「無產階級政治家」的要求，與普通百姓都沒有什麼關係，卻讓「反動學生」要以這些標準要求自己。當時上下都不覺得荒誕，以為當時的學生許多就達到這個標準了，「反動學生」也要做到這些才算改造好。
1965年底，建築工程學院的解基伏因為表現好，提前解除處分。1966年5月份解除了一批兩年到期和改造較好（認罪好、服罪好、勞動好）的「反動學生」的處分。
文革中，許多「反動學生」處分已經過期或到期，然而他們不僅沒有解除處分，反而又被剝奪了人身自由，斷絕了與外界的一切聯繫，每日強勞最多至十二小時。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第一次接見百萬紅衛兵，鼓勵「要武」後，反動學生被剃頭、掛牌、游場、毆打，受盡了一切非人的折磨和污辱。
直到1969年1月，也就是說在超期一至兩年以後，這些無辜的學生才由北京市革委會下令遣送回各自院校處理，由於無章可循，各院校處理的更是隨心所欲，五花八門。部分分配工作，但並未平反，屬「戴帽」監督使用，相當一部分學生繼續受到非人的迫害；有的在校作為活靶子繼續批鬥；有的遣返原籍按四類分子處理；有的重複判刑、拘禁；有的流離失所，下落不明。
定為「反動學生」後，不能畢業，被發往勞動改造。「反動學生」被定性為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分別被判勞動考察兩年或三年（發生活費28元）、勞動教養兩年或三年（發生活費23元），考察與教養除生活費的些許差別外，其它待遇完全相同，每日強勞最多至十二小時。
平反
1976年7月26日，我又因為「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誣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被判有期徒刑13年，1978年10月北京「中法」又認為我的問題是針對「四人幫」的，撤銷原判，予以平反。出獄後，我想當初法院重判就與「反動學生」案有關，於是找師院，師院很快作出反應，1979年3月予以改正。
此年4月南口同學來找，我們醞釀找高教部，要為全體被冤枉的「反動學生」平反。7月，原北京航空學院平乃彬來京商量此事。8月，我們先找了原北京高教局局長魏明。他明確表態四點：一、此事（「反動學生」問題）已應不復存在；二、工齡應該算；三、我們來晚了，應該早來；四、寫個材料給他，由他轉給蔣南翔（原教育部部長）。見面時，魏明表示了對尚育森的讚許，說他有先見之明。並且提醒，不要參加北京的上訪人員隊伍。
1979年9月1日，平乃彬找到魏明，魏明告知：材料已經送給蔣南翔，蔣南翔表態「應該解決」。蔣當年就不同意，是陸定一提出來的，陸定一現在已經後悔了。魏明說：「你們可以去見見蔣部長。」午後，我與平乃彬等到大木倉教育部。接待我們的蔣南翔的老秘書叫張鴻治。張很熱情，說「我也才從幹校回來，我們是一條溝壕里的戰友。」他承諾：一、由他將材料（我們的反映材料）從蔣部長處要來，由蔣批示後去辦；二、由他與學生司聯繫，要學生司向各學校打招呼，抓緊解決（不要等文件）。1979年9月13日，我與平乃彬、曹天予三人去教育部學生司，與張均時司長談了一會兒。後被介紹到學籍管理處，張德庭處長和任姓工作人員兩人接待了我們，他才從安徽調查回來，說那裏的「反動學生」（上海遣送的）衣衫襤褸，陷入無人管理、流浪街頭的境地，要趕快將他們救出來。北京還算是好的，多數已經解決生活問題。他們已經將報告送了上去，總的思想是先參照中央關於右派改正的文件思路給予解決，可以不必報送書記處，目的是快速救人。
經過四十多年的反思，事實證明，這些學生不但無罪，而且都是當時的熱血青年，如今，他們在各個領域為國家、人民作出卓越的貢獻。
2007年4月10日，這些當年的「反動學生」在北京重新聚首，可惜只聯繫上27人，都已是白髮蒼蒼、花甲之年。其餘的人有的已故去，有的已病痛致殘，還有一人失蹤。這些人依然思想銳利，鋒芒不減當年。他們來到勞改過的南口農場，觸景生情，或慷慨激昂，或痛哭失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