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的廬山會議（即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大轉折點。在這次會議上發生了令人震驚的事件，即1969年才在「文化革命偉大勝利」的基礎上建立的中共中央新的領導核心出現了分裂。林彪及其追隨者在會議上的一些活動後來被毛澤東定性為「反革命政變」，有關「設國家主席」和「稱毛澤東為天才」的兩個意見被毛澤東定性為反革命政變的政治和理論綱領。毛澤東為什麼要反對設國家主席？「設國家主席」的意見怎麼會成了「反革命政治綱領」？本文根據中國大陸已公開的有關材料剖析這一事件，提出了不同於以往既定結論的看法。本文摘自《華夏文摘》第二二四期增刊，作者王年一、何蜀。
黨內高層有關「設國家主席」的不同意見
文革中原擔任名義上的國家元首（國家主席）的劉少奇被徹底打倒了，因此國家元首的職位出缺。中共「九大」前後，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達到了頂點，當時談到選新的國家主席，當然是非毛莫屬，任何人提議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都是十分自然的。但是毛澤東本人卻另有考慮。
1970年3月，在長沙休養的毛澤東收到周恩來送來的憲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3月7日，毛澤東在與汪東興談話時突然提出，「改變國家體制，不設國家主席」。毛澤東說：「憲法中不要寫國家主席這一章，我也不當國家主席。」毛澤東既未與「副統帥」林彪商量，也不告知周恩來或政治局其他領導人，便逕自作了這一事關國家領導制度重大變更的決定。按照毛的要求，中國將成為一個只有黨和政府領導人、卻沒有國家元首的獨特國家。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中，他的任何話都是只能照辦的指示而不是提供商量的建議。毛並要汪東興次日回北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傳達他的指示。
3月8日晚，汪東興在周恩來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這一指示，政治局自然是一致擁護毛澤東的建議。3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過的「關於修改憲法問題的請示」送呈毛澤東，毛澤東在批示中再次明確表示不設國家主席。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的問題。會上多數人贊同毛澤東關於改變國家體制、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但是，「也有些人仍希望毛澤東重新擔任國家主席」。迄今為止的史料從未指明這個所謂的「有些人」具體是誰，如果僅僅是後來被指為「林彪集團」的成員，有關方面一定會着重點明。現在既然始終未點明，似可推測，一些與「林彪集團」無關的人也希望毛仍擔任國家主席。
周恩來委託葉群將有關情況向正在蘇州養病的林彪通報後，林彪讓秘書給毛澤東的秘書打去電話：「林副主席建議，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毛澤東得知後，讓秘書回了這樣一個電話：「問候林彪同志好！」此一問候既可被理解為毛澤東委婉地否決了林彪的建議，也可被理解成是對林彪的建議表示讚許和鼓勵。至少，此時的毛澤東並未向林彪明確表示反對設國家主席及毛本人不擔任此職，更沒有說明毛個人要改變國家領導制度的任何理由。4月11日，林彪向秘書口述了他的意見：「一，關於這次人大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同志仍然建議由毛主席兼任。這樣做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二，關於副主席問題，林彪同志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關係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認為，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此意見同時報給了在長沙的毛澤東和北京的政治局。」
4月12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討論了林彪的意見，結果是「多數政治局成員同意仍由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周恩來對此也沒有提出異議。」此前，在3月8日晚的政治局會議上，與會者本來已「一致擁護」毛澤東關於不設也不擔任國家主席的意見，為什麼一個月後政治局的多數成員（包括周恩來，甚至可能也包括江青集團的一些成員）卻改變了前議，同意林彪提出的應設國家主席並由毛來擔任的建議呢？比較合理的解釋是，一個月前，政治局委員面對毛突然提出的變更國家領導制度的要求，習慣性地表示了服從；但一個月後當林彪提出了自己的建議時，顯然政治局的多數成員認為林彪的這個建議是正確的，故而表態同意林彪的建議。但這樣一來，毛澤東提出的不設國家主席之事出現了第一次轉折。
在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集中制」的黨內，雖然政治局多數成員提出了仍應設立國家主席並由毛擔任的意見，但毛澤東再一次以個人獨斷否決了政治局多數成員的集體意見。他在政治局討論情況報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可是，究竟為什麼此議不妥，毛卻隻字未談，也不容許政治局成員談。如此大事，政治局成員的看法不同本不奇怪，但是毛把事情弄得如此高深莫測倒是有點不正常了。有的史著稱，「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毛澤東和林彪第一次在重要問題上各執己見。」這個說法不全面，其實，這哪裏是毛澤東與林彪一人各執己見，實際上是毛與政治局多數成員的意見相左。4月下旬，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第三次提出，他不當國家主席，也不設國家主席。這次，他借用《三國演義》中的典故隱晦地解說了他的理由：「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當孫權。」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憲法的起草委員會開會期間，毛澤東得知黨內上層仍有堅持設國家主席的意見時，第四次提出不同意設國家主席。他說，設國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設事。結果，周恩來在7月18日的中共中央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全體會議小組會上發言時又收回前議，他說：「可以考慮不設國家主席、副主席。」這樣，毛澤東在此事上的個人意見重新佔了上風。
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正式開幕前夕，1970年8月22日下午3時，毛澤東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商定有關會期、日程、分組等事項。在會上政治局常委多數成員（包括周恩來、康生、陳伯達等）明知毛對國家主席一事的態度，仍然堅持要設國家主席並由毛擔任。「關於設國家主席的問題，討論中除毛澤東外，其他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據群眾的願望和要求，應實現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個國家元首、國家主席。周恩來提出，如果設國家主席，今後接見外國使節等外交禮儀活動可以由國家主席授權。康生說，設國家主席，這是全黨全國人民的希望，我們在起草憲法修改草案時也這麼希望，但又不敢違反主席關於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處在這一矛盾中，我們感到壓力很大。陳伯達說：如果這次毛主席再擔任國家主席，將對全國人民是一個極大的振奮和鼓舞。陳伯達講後，林彪也附和。毛澤東在會上仍然堅持不設國家主席、不當國家主席的意見，他說：設國家主席，那是個形式，我提議修改憲法就是考慮到不要國家主席。如果你們願意要國家主席，你們要好了，反正我不做這個主席。」
這段會議記錄表明，林彪並不是唯一要堅持設國家主席的人，除了毛本人外，幾乎其他政治局常委的看法都與林彪的意見相近。一向善於揣摸毛澤東意圖的周恩來認為，毛澤東可能是不願陷入繁瑣的外事禮儀活動中，還十分周到地提出了由毛授權、讓別人代替出場的設想。康生的話則表明了他與其他政治局成員既不贊成毛的意見、又不敢反對的兩難處境，明顯地暗示了毛的個人意見有違眾願，這等於是在「將」毛的「軍」，甚至可以說是在以「大家」的意見進行要挾。顯然，在這次政治局常委會上，林彪並沒有主導爭論，與會的多數人也未接受毛澤東的意見，沒有作出不設國家主席的決定，而毛也沒有因大家與他的個人意見不合而發怒。「對毛澤東已經多次表明態度的國家主席問題，在常委會上仍沒有取得一致意見。」8月22日當晚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向政治局委員和出席九屆二中全會的各大區召集人傳達了政治局常委會的討論意見，可以斷定，沒有傳達「不設國家主席」的結論性意見。
這樣，是否設國家主席一事再度出現了轉折，毛的個人意見又退居下風。政治局多數成員之所以會這樣做，可能有以下原因。首先，他們還是覺得國家需要有名義上的國家元首，而在當時全國狂熱的個人崇拜氣氛中，國家元首隻能由毛澤東來擔任。其次，當時為了修改憲法正自下而上地匯集各級意見，這些意見也一致希望毛成為國家元首，政治局常委們根本沒有理由反對這些意見。「對中央黨政軍機關和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反映上來的討論結果，康生作過這樣的說明：根據廣大群眾的熱切願望，希望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如果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都不當，那就不要。最後到底怎麼樣，請毛主席定。......因為這是全黨、全國人民的希望，我們起草的時候也這麼希望，但又不敢違反主席的意見。所以，一直處在這樣一種矛盾當中。」再次，毛從未明確交代他堅決反對設國家元首的真實意圖（是否有某些不便啟齒的權謀考慮就不得而知了），也拿不出名正言順的藉口，這使得政治局多數常委既無從揣摩，也不敢亂猜測，甚至可能以為毛只是假意謙虛一下而已，因此政治局多數常委們按照國家元首不宜缺位的常規思維來表態是一種正常做法。
毛澤東此前也多次有過假意謙虛之情，他對真正的權力其實從來是絲毫不讓的，但有時又對名義上的虛權故意謙讓已示「胸懷」、以測「臣意」，中共的高層領導人當然懂得不能把毛對權力的「謙虛」當真。1969年在中共「九大」的開幕式上就演出過這樣的一幕。在那次會上，毛澤東首先提出選林彪當大會主席團主席，周恩來和林彪自然而然地都提出還是要毛當大會主席團主席；然後毛竟然提出，要讓林彪當大會主席團主席、他自己當副主席；這時，林彪只好站起來，強調一定要毛澤東當大會主席團主席，並一邊呼喊「毛主席萬歲」，一邊號召「贊成的舉手」，同時率先把手高舉起來，帶動全場「逼」得毛同意擔任大會主席團主席。九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們對此有目共睹、記憶猶新，誰敢肯定這次毛反對設國家主席不是類似的「花樣」，誰又敢把毛對權力的「謙虛」當真呢？
8月23日下午九屆二中全會開幕。據陳伯達去世前回憶，大會開幕前林彪與毛澤東單獨在一個房間裏進行了「時間並不很短」的談話，之後才舉行會議開幕式。林彪代表中央講了話，可能是考慮到毛澤東一再表明不設、不當國家主席的態度，林彪在講話中沒有再提「國家主席」之事，而只是含混地提到「無產階級專政元首」，這可被視為林彪顧及毛的意見而採取了折衷的辦法。
充當江青集團的「顧問」、後來成為林彪專案組第二號負責人的康生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發言時，不僅對林彪的講話表示「完全同意，完全擁護」，還說，在要毛澤東當國家主席、林彪當國家副主席的問題上「所有意見都是一致的」。他進一步提出：「如果是主席不當（國家）主席，那麼請林副主席當（國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當的時候，那麼（國家）主席這一章就不設了。」這是首次有政治局常委在黨內會議上明確提出，在毛實在不願擔任國家元首的情況下，可由林彪擔任國家主席。但提出這個建議的康生不僅與林彪的派系沒有什麼淵源，而且一年半以後就儼然成了代表中央查處「林彪反黨集團」的負責人。所以，很難假設康生的這一提議與林彪有關。
在當晚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吳法憲提議，全會各小組應該學習林彪在開幕式上的講話，可以再聽一遍講話錄音。周恩來表示同意，並報告了毛澤東，顯然毛澤東未表示異議。在各小組聽錄音的過程中，有人提出要把林彪的講話稿印發給大家，與會者自然擁護。周恩來讓汪東興就此事請示毛澤東，毛澤東說：「他們都同意印發，我沒有意見，你就印發吧。」這說明當時毛對林彪的講話並無重要的反對意見。據陳伯達回憶，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會後，他曾特地問林彪，林在會上的講話是否得到毛澤東的同意，林彪說，他的講話毛主席是知道的。毛澤東後來在南巡講話中說：「林彪同志那個講話，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這似乎不合乎情理，也不大象真話。
據汪東興回憶：「24日以後，部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代表所在省、市、自治區聯名寫信給毛澤東和林彪，表態支持擁護毛澤東當國家主。」按照當時的情況推斷，聯名上書的人很可能不只是「部分」，而應是「大多數」甚至「絕大多數」。汪東興本人在華北組討論中發言時就講了這樣一些話：「中央辦公廳機關和八三四一部隊討論修改憲法時的意見，熱烈希望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建議在憲法中恢復國家主席一章，這是中央辦公廳機關的願望，是八三四一部隊的願望，也是我個人的願望。」林彪死後，汪東興為自己的這一發言辯解說，「當時沒有識破陳伯達的陰謀......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憲法中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忘得一乾二淨了」。他事後要按照批判林彪的官方套話，把政治責任推給已被打倒的陳伯達以涮清自己，這是不難理解的，但他的這種辯說顯然沒有道理。首先，毛幾次表示不設、不當國家主席，汪東興絕不可能糊塗到「忘得一乾二淨」的地步，倘若他在政治上真這麼糊塗，他就不可能在殘酷的黨內鬥爭中升到毛的「大內總管」的位置。其次，他表態擁護設國家主席並由毛來擔任，與政治局多數常委的意見一致，可能他自己當時也認為這一意見是正確的。再次，所謂的「林彪反黨集團」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陰謀」是否真的存在，是可以存疑的，本文下面的分析還將進一步談到這點。
廬山會議上的爭論與「設國家主席」無關
直到8月24日晚，這次廬山會議上並未因「設國家主席」問題而發生尖銳衝突。毛澤東突然在會議期間「龍顏大怒」，似乎並非源於「設國家主席」問題上的爭論，而是與許多人批評了江青集團有關。
24日會議開始分組討論後，各小組會發言中並未就「設國家主席」問題發生爭論，也沒人提出要林彪當國家主席，當然就更談不上為此議題而發生衝突了。真正引起了衝突的是另一個話題。陳伯達、吳法憲、汪東興等在小組發言中提出，有人否認毛主席是天才，要「揪出」反對毛主席的壞人，其他許多人也作了類似發言，攻擊矛頭明顯指向張春橋。據8月24日華北組小組討論後反映發言情況的「華北組第二號簡報」（即全會第六號簡報）中記載：聽了陳伯達、汪東興的發言，「知道了我們黨內，竟有人妄圖否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強烈的憤慨」，對於這種人，「應該揪出來示眾，應該開除黨籍，應該鬥倒批臭，應該千刀萬剮……」對於應在憲法中恢復國家主席一章的建議，則是「大家熱烈鼓掌，衷心贊成這個建議」。
據陳伯達去世前回憶：「華北小組簡報惹了大禍，我想是其中有把人揪出來的句子。我的記憶，這不是我說的，也不是李雪峰同志和華北組其他同志說的。如果我的記憶不錯，好像是汪東興說的。」汪東興在回憶中承認：「當時，我的情緒也比較激動，.....以極不慎重的態度，說了一些不該說的話。」當時汪東興經常代表毛澤東向政治局傳達毛的指示，因此，在那個人人隨時觀察政治風向的時代，汪的話有很大的分量。而汪是個政治上極為謹慎的人，他所說的應該不是他杜撰的「個人意見」，很可能與毛私下裏的某些表示有關。在當時的情況下，想趁機打擊一下張春橋一夥（即江青集團）的，決不只是林彪集團中人，批評江青集團的人動機各有不同，但目標趨向一致。
8月25日中午，江青帶着十分恐慌的張春橋、姚文元去向毛澤東告狀，於是，風雲突變，形勢急轉直下。毛澤東立即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宣佈分組會休會、停止討論林彪講話、收回「華北組第二號簡報」、讓陳伯達作檢討。後來毛澤東南巡時對華國鋒說得很明白：「他們名為反張春橋，實際是反我。」很顯然，毛是因為看到江青集團遭到了攻擊才「龍顏大怒」的。
其實，在廬山會議之前審定憲法修改草案的工作會議上，林彪集團與江青集團之間的「矛盾開始表面化。在1970年8月13日的憲法工作小組會和8月14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吳法憲與康生、張春橋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吳法憲主張在憲法中要寫上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在表達毛澤東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前面要加上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三個副詞，而康生、張春橋則反對。以致吳法憲在會上叫嚷：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貶低毛澤東思想。」
需要指出的是，從現已披露的材料來看，林彪集團與江青集團當時的公開衝突是表現在「稱天才」這個理論問題上，而不是在「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上。在「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上，不但沒有他們衝突的例證，相反，作為江青集團「顧問」的康生甚至還公開、明確地提出，若毛澤東不當國家主席就請林彪當。毛澤東於8月31日寫下的批判陳伯達的「我的一點意見」中，也隻字未提「設國家主席」的問題。為什麼林彪集團與江青集團因一個「稱天才」的理論問題發生衝突，他們之間的矛盾衝突的實質究竟何在，這需要另作專門的研究。然而，由於毛澤東在世時把這場衝突的焦點轉移到所謂的「設國家主席」問題上，以後的研究者和史料也圍繞着這一欽定說法打轉，模糊了「稱天才」問題背後的衝突根源。
顯然，毛澤東並不是因為林彪堅持要「設國家主席」並要毛擔任國家主席而發怒的，他明知堅持這一意見的並非林彪一人，還包括周恩來、江青集團的「顧問」康生等人在內的絕大多數政治局成員。那麼，他可能僅僅為一個「稱天才」問題上的意見分歧而發怒嗎？這似乎也講不通，因為「稱天才」是他早已贊同並寫進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的。毛澤東為什麼會在江青集團告狀後立刻「龍顏大怒」呢？他為什麼要公開站出來支持江青集團而反對林彪集團，為什麼要說反張春橋就是實際上反對他呢？
海外學者有一種觀點認為，林彪集團「九大」後進入了政治局，為了鞏固既得利益、使已到手的權力不再受動亂的威脅，便急於結束「文化大革命」，因而與想繼續推進「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和江青集團發生了衝突，國內的一些公開出版物中也有類似的論述。根據這種看法，「九大」召開前起草政治報告時，陳伯達就與張春橋、姚文元發生了正面衝突。陳伯達不與張、姚合作，獨自組織人起草了一個報告稿，名為「為把我國建設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而張、姚則批評陳伯達起草的報告是在鼓吹「唯生產力論」，他們在江青、康生的支持下另行起草了一個報告；張、姚的報告草稿拿到中央討論時，陳伯達指責說：「還是應當搞好生產，發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盡搞運動，運動，就像伯恩斯坦所說的運動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現在也有研究者認為，陳伯達主持起草的報告稿是「按林彪意見撰寫的」，當陳伯達指責張、姚報告稿時，毛澤東還嚴厲批評了陳伯達。
在1973年召開的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周恩來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報告中也有一段話明確談到這個問題：「大家知道，九大政治報告是毛主席親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夥同陳伯達起草了一個政治報告。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認為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這是劉少奇、陳伯達塞進八大決議中的國內主要矛盾不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一修正主義謬論在新形勢下的翻版。林彪、陳伯達的這個政治報告，理所當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對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報告，林彪暗地支持陳伯達公開反對，被挫敗以後，才勉強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線，在大會上讀了中央的政治報告。」
若由此推斷，則可以認為，毛澤東之所以改變對林彪這個「親密戰友和接班人」的態度，主要是懷疑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取得「偉大勝利」後、要像劉少奇一樣「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反對繼續進行「文化大革命」。倘若確實如此，所謂的「設國家主席」、「稱天才」之類的說法其實都不過是藉口，因為毛澤東若直接指斥「副統帥」、「接班人」反對繼續進行「文化大革命」，只會造成全國人民的思想混亂，增加繼續進行「文化大革命」的阻力。
不過，有關起草「九大」報告時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的那些爭論並無充分根據，還有不少反證，何況僅憑這一爭論也無從證明林彪集團想要結束「文化大革命」。首先，當時陳伯達剛開始向林彪集團靠攏，還未成為林彪集團中人。陳伯達去世前回憶，他起草「九大」報告時，林彪並未給他什麼指示；而且，由於他未把毛澤東對他起草的報告稿所作的批示告訴江青等人，江青等人指責他「封鎖毛主席的聲音」、召開了對他的「批評會」，葉群在會上公開支持江青，呼喊了「擁護江青同志」的口號。其次，起草「九大」報告前陳伯達似乎也沒有故意「不與張、姚合作」，他們三人一起去林彪處商討，出來後張、姚對陳伯達說：「你就先動筆吧！需要我們時，就隨時找。」後來陳伯達將寫好的頭三個題目初稿（預計寫十個題目）拿到中央文革討論時，遭到了張姚等人的批評。葉群向林辦秘書們傳達時，只說是同情「老夫子」（陳伯達），但又要秘書們在向林彪講陳伯達起草的報告內容時，不要講得太細，以防林彪腦子一熱對陳伯達的東西發生興趣。據此看來，林彪對陳伯達起草的報告寫了些什麼並不知情。
因此，所謂的「林彪夥同陳伯達起草報告」的說法是缺乏根據的。陳伯達與張、姚之間在起草報告中的衝突並不一定代表着林彪集團與江青集團之間的政治性衝突，更可能是帶有「文人相輕」、「爭功邀寵」味道的摩擦。而陳伯達與張、姚之間的那些爭論，也可能只是理解毛澤東的意圖時的偏差而已。而且，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作的許多指示都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和不明確性，往往可以讓人得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去甚遠的各種理解。例如，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曾說過，現在不是都講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嗎，究竟什麼叫到底呀，我們估計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就差不多了。按照這個說法，「九大」之後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底」了，自然應該考慮將主要精力轉入生產建設。顯然，文革時期那種習慣性地把對毛的說法的不同理解「上綱」成「兩條路線鬥爭」的思路，不一定能成為史家的論據。
「林彪想當國家主席」之說十分可疑
如上所述，在這次廬山會議上，「設國家主席」一議其實並未引起什麼衝突，而真正發生了的「稱天才」問題上的爭吵，會後又被掩了下去，不再深究了。這很可能是因為在這個所謂的「理論」問題上其實沒有多少「油水」可以挖，也羅列不出多少政治上的罪名。然而，毛澤東既然決定要整林彪集團，就需要上綱上線，需要找到「林彪反黨集團」的「反革命政治綱領」，這樣才能有名正言順的理由。直到這次廬山會議結束一年之後，毛澤東才考慮成熟，他選擇把「設國家主席」問題「上綱上線」到「反革命綱領」的高度。從此，「設國家主席」就駭人聽聞地變成了「反革命政變」的「政治綱領」，根據這一說法，林彪提出「設國家主席」就是他自己想當國家主席，也就是想「篡黨奪權」、「搶班奪權」。
這種說法最早出自毛澤東的南巡講話。1971年南巡途中的8月27日，毛澤東在與劉豐的談話中說：「這次在廬山搞突然襲擊，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綱領就是天才、設國家主席。」毛還說：「有人看到我年紀老了，快要上天了，他們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需要指出的是，毛的原話說的是「他們」，似乎泛指他的對立面是一批人；而「九一三事件」之後，可能考慮到這個說法不妥，涉及的對立面過寬，有損毛的形象，就在正式作為中央文件下發的毛澤東南巡講話中，把「他們」改成了「有人」，這樣就把矛頭集中到了林彪一人身上。從此，在中國的當代史學界，毛澤東的這一說法就成了定論，即使在批判了「兩個凡是」之後，它似乎仍然被普遍視為解釋和評論林彪事件的一個主要論據。然而，史學界應當對這個「論據」重新分析思考。
說林彪想當國家主席是為了「篡黨奪權」、「搶班奪權」，既不合邏輯，也不合中國的國情和歷史事實。眾所周知，林彪這個「接班人」的位置並不是他自己爭來的。「據林彪身邊的人講，1966年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時，他託病不出，在大連休養，是毛主席派秘書去叫他，讓他一定出席他才來的。讓他當接班人，他不接受，並寫了文字報告，毛主席做了批示還是讓他干。後來，他曾把這個寫有毛主席批示的報告撕得粉碎扔進痰盂里，葉群又撈出拼好粘到一塊……」後來，經由毛澤東親自挑選並帶頭「大樹特樹」、而且在劉少奇、周恩來、葉劍英等所有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竭誠擁戴和熱烈支持下，林彪這個法定「接班人」的地位才確立起來。中共「九大」通過了寫有林彪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內容的新《黨章》後，周恩來專門作了擁護林彪作毛澤東接班人的講話，從歷史和現實多方面歌頌了林彪的功績，他這個南昌起義的主要領導者甚至不惜歪曲歷史、屈尊為起義時任基層軍官的林彪捧場。
稱林彪「搶班奪權」，無非指他欲得國家主席之位。林彪既已身處「接班人」、副統帥的地位，居一人之下、億萬人之上，對他來說，登上一個虛位國家元首（國家主席）的地位並不算什麼了不起的「高升」，而且這個位置也毫無實權可言，他這個「接班人」、副統帥多一個「國家主席」的空頭名義也不可能就達成從毛澤東手裏「篡奪黨權」的目的。在以黨領政、毛澤東個人「君臨天下」的體制里，一切大事都得由「黨」（實際上是毛澤東個人）說了算，國家主席這個虛位元首不可能對毛構成真正的威脅。毛澤東甚至都不需要專門的武裝，僅靠動員群眾，就能把手舉憲法小冊子的上任國家主席劉少奇置於死地。即便林彪真有意願當這個名義元首，也算不上滔天大罪，更何況毛澤東早就在十多年前自願讓出國家主席這個位置了，他自己不想坐，為什麼就一定要「國無元首」呢？
不管當國家主席對林彪來說有沒有實際意義，也不論國家主席之虛位到底有沒有實權，就算林彪的心中確實暗暗有非分之想，也不能依想法念頭入人以罪。指林彪「搶班奪權」，這一罪名的要害在於「搶」和「奪」，這是需要事證的。可是，恰恰在事證方面，迄今為止只有一個孤證，即葉群對吳法憲講：「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麼辦？往哪裏擺？」僅憑此一孤證就想證明林彪曾「搶」、「奪」國家主席之位，顯然是不足信的，更何況這一孤證的可信程度還非常之低。
其一，吳法憲「交待」的這句葉群所言是否屬實，值得懷疑。至少它不象是葉群的原話，因為葉群對人講話時從來不直呼林彪名諱，而只稱「林副主席」或「101」、「首長」。更重要的是，吳法憲這個「交待」發生在「九一三事件」之後不久的1971年10月21日，當時他剛被逮捕，正受到中央專案組的突擊審訊。在那個「無法無天」的年代裏按最高領袖意旨設立的、凌駕於黨紀國法之上的中央專案組之所為，惡名昭彰。怎能證明這樣的專案組會對吳法憲網開一面、手下留情地「依法辦事」，毫無逼供信之類的情事？如果並非如此，如此專案組搞出來的審訊結果能作為憑據嗎？
其二，即便葉群確有此言，她的話也不一定能代表林彪的意見，更不能證明林彪有「搶班奪權」的行動。眾所周知，葉群與林彪在生活、作風、思想、政治上都有不少分歧，葉群經常打着林彪的旗號辦一些她自己決定的事，林彪並不知情。據「林辦」工作人員講，葉群私自搞來的許多文物字畫、在毛家灣住地大院裏修建的游泳池，林彪都不知道；甚至連林彪的愛女林立衡不堪忍受葉群的毒打折磨而自殺未遂，林彪也一點都不知道。「葉群為了控制空軍，控制吳法憲，把一兒一女安插到空軍，並背着林彪暗示吳法憲任命林立果為空軍作戰部副部長，林豆豆為空軍報社副總編，是林豆豆在一年之後跟林彪說的。林彪大怒，熊了葉群……。」由此可見，葉群打着林彪旗號辦的事並不等於都得到了林彪的指示。因此，如果把葉群說的那句話理解為「葉群想讓林彪當國家主席」，也頗有道理，但這樣一來就不能給林彪定罪了。
其三，如果林彪真有此意，按常理他就應該給幾個心腹大將都打招呼，可是現在掌握的情況表明，除了吳法憲一人從葉群處「聽過」以外，林彪集團的其他幾員大將及「小艦隊」成員均不知此事，這就給此事的真實性打上了問號。同時，對「林彪往哪裏擺」這樣的需要眾人支持配合的大事，葉群怎麼可能只給吳法憲一人講而不對其他心腹透一點口風？這也實在有悖常理，何況葉群生性愛嘮叨，就象林辦秘書張雲生說的：「葉群的嘴像個破瓢，她是不肯保密的，特別是當她認為透點風聲對自己有利的時候。」
其四，也是最關鍵的一點，即使吳法憲的這個「交待」萬分可靠，那中央也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後才得知的。換言之，在林彪死亡之前，中央並沒有任何其他證據證明林彪想當國家主席。既然如此，毛澤東在南巡講話中斷定並指責林彪「想當國家主席」，就是毫無根據的了。換言之，當毛澤東決定發動軍隊將領反對林彪時，他安在林彪頭上的罪名，至少在當時，可能是「莫須有」的。
不僅「林彪想當國家主席」一事根本就缺乏充足的證據，而且我們還可以找到一些直接、間接的證據，說明林彪不見得想當國家主席。林彪身體不好，據林彪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毛主席讓林彪當接班人，林彪說他有病，身體不行，不能出席會議。毛主席說重要會議你來，一般會議讓葉群代表你來參加就行了。」同時，林彪也不喜歡同外國人打交道。國家主席這一虛位元首的主要職能就是參加禮儀性的國事活動，連出席中央的會議都不情願的林彪，怎麼反倒願意承擔這一任務，經常與外國人打交道，頻繁地「受洋罪」呢？
據在林彪身邊擔任警衛和生活服務工作的總參辦公廳警衛處副處長李文普的回憶：「1966年7月林彪住大連，是汪東興奉毛主席之命打電話到大連叫林彪馬上回北京參加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會後，林彪取代劉少奇，成為黨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他曾幾次流露不想幹這種角色。」「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裏擺？我們沒有聽到葉群講過。從林彪的口中，我們倒聽到他講過連副主席也不願當。他不僅這樣說，也還有讓毛主席當主席，他不當國家副主席的交代，我記得是叫於運深秘書寫的。我們認為他不願當副主席從他身體狀況、不願接見外賓和他對接班人的態度來看是有可能的。」
既然林彪連位高權重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都不情願當，在當時「以黨代政」、「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反對反動的多中心論」的體制下，林彪反而會去覬覦徒具虛名、無權有勞的國家主席職位嗎？前任國家主席劉少奇因為處理大躍進後遺症卓有成效而薄有聲望，結果未經任何法律程序，只憑毛澤東的個人意願就被拉下馬來、迫害致死。林彪這個深明韜晦之理的人，豈能不懂死活地去搶這個坐着受罪、頂着危險的位子？
毛澤東為什麼堅持不設和不當國家主席？
關於「不設國家主席」，毛澤東從1970年3月至8月間有過幾次「最高指示」。8月25日他再次提到，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要我早點死，就讓我當國家主席！誰堅持設，誰就去當，反正我不當！在這幾次指示中，毛始終沒有說明他本人不願當國家主席的真正原因，從「要我早點死，就讓我當國家主席」之說來看，似乎毛對國家主席頻繁的國事活動十分厭倦。但是，他一直未說明，為什麼他個人不願意當國家主席，中國就不能設這個職位、就不再有國家元首？事實上，從他關於「因人設事」的說法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完全把國家主席這一代表國家榮譽和國體尊嚴的職位看成是為他一人而設、可有可無的「形式」，他個人不喜歡承擔國事活動的責任，就寧可國無元首。這種「朕即國家」式的霸道，反映出毛澤東根本缺乏現代國家的觀念，將國事玩弄於個人的股掌之中。
毛澤東不願意擔任國家主席，恐怕不完全是害怕為國事禮儀活動操勞，因為周恩來明明已為他設想了解除這一後顧之憂的具體辦法，他仍不肯改變初衷。那是不是其中有一些毛澤東連對政治局常委也無法明說的難言之隱呢？
國內對此有一種較為普遍的說法，即毛澤東堅持不設國家主席只是為了不讓林彪當國家主席，這種說法明顯站不住腳。因為，毛若不想讓林彪當國家主席，只需提名另一人即可，以毛當時萬眾擁戴、一呼百應的權威，必然會得到「熱烈擁護」、「一致通過」。但毛顯然不作此想。
國內另有一種說法認為，毛澤東擔心別人當了國家主席後他又會大權旁落。「從1959年直到文革開始，隨着中共中央主席與國家主席職務的分離，兩者之間協調程度不斷下降。同時，作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卻顯得越來越活躍，其地位和作用也越來越重要，在某些時候，劉少奇甚至成為事實上與毛澤東分工負責的最高領袖之一。這種情況本來無可厚非，從比較憲法的角度看，實權元首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居於最高地位，甚至是唯一的最高地位，當屬天經地義。但在我國，這卻帶來了國家實權元首制度的徹底崩潰，實權元首制度本質上與我國政治制度所規定的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地位相衝突，黨的最高領導地位必然地排斥國家元首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在政治制度還不太完善，毛澤東的個人威望至高無上的情況下，國家元首的地位和作用過度擴張，並不是人們對制度和行為深思熟慮的結果，它必然帶來國家元首制度的根本性崩潰。」這種說法從理論上講有一定的道理，但還缺乏必要的事實依據，尚待進一步探討。
如果我們擺脫在「文革」時期形成的思維習慣，拋棄「兩個凡是」的觀點，就會發現，毛澤東有關不設國家主席的言論不但算不上「英明指示」，而且完全不講道理，十分霸蠻。這實際上是毛澤東晚年錯誤的一次較為充分的暴露。
問題的複雜性在於，毛澤東硬把「設國家主席」與批判林彪集團聯繫起來、攪在一起了。林彪集團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到毛的賞識而得以爬上高位，幹了許多不得人心的壞事。於是，在「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上，毛的無理便似乎變成了有理，甚至是有功。「廬山真面目」便被罩上了一層人為的迷霧。如果事實上「設國家主席」之爭根本就不是毛澤東要打倒林彪的真正原因，那麼真正的原因又是什麼呢？以上分析其實提出了一個探討「林彪事件」真相的重要線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