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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浩成揭秘鄧力群左轉背後的陰謀

—鄧力群與我交往記實

2015年11月14日,中國著名法學家、憲政學者於浩成在北京家中逝世。於浩成生前與眾多中共高層有過接觸。2015年2月,中共元老鄧力群逝世後,他回憶了與鄧力群交往經過,並分析了鄧力群思想轉變的全過程。他認為,鄧力群原本是一個思想開放的人,然而他因為自己想取代胡耀邦的野心,拼命的向左轉,以取得鄧小平陳雲的信任。

晚年鄧力群與其子鄧英淘合影

昨天,2月11日下午,讀到《北京青年報》,獲知鄧力群已經因病去世,享年百歲。報道中給他加了不少頭銜,如優秀的共產黨員,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等等,胡耀邦去世後有人曾經希望給胡耀邦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稱號,但鄧小平堅決不同意。

我現在講一講我同鄧力群交往的經過,講一講他是怎樣因為權力鬥爭的需要,由右跳到左的。

我同鄧力群的相識是從1962年開始的。當時,他作為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大秘書,被派到公安部,幫助謝富治總結四年政法工作的教訓。當時謝富治出任公安部長,還任中央政法小組組長。鄧力群來公安部以後,部里派了辦公廳主任劉復之和研究室主任俞雷,群眾出版社總部編輯於浩成幫助鄧力群寫這篇文章。鄧力群一開始聽我們匯報,俞雷講各地發生的案件,尤其是講到有些地方餓死人的事實後,對鄧力群觸動很大。鄧力群聽後就開始口述總結報告。記得他離開了座位,在屋子裏來回走動,邊走邊說。

他說這四年以來全國各地的政法部門在各地黨委的領導下犯了左傾的錯誤,他講了很多事實。他講的時候從容不迫,條理清晰,簡明扼要。當時我對他實在是非常佩服,覺得此人確實不愧是一個大的理論家。當時正在召開全國政法會議,各省市三長即公安局長、檢察院院長和法院院長都出席了。鄧力群的總結報告在會議上傳達後,引起很大的反響,討論時非常的熱烈。但此時忽然傳來,毛主席看到了鄧力群的總結報告,很不高興,立即下令會上收回了這份文件。

在此期間,鄧力群曾經與我個別談話,當時他還兼任紅旗雜誌的副總編。他跟我講今後紅旗有一些什麼內部資料可以發給我。群眾出版社有什麼內部資料也可以跟他交換。後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後期,鄧小平復出後,1975年在國務院成立了一個政治研究室,由鄧小平直接領導。這個研究室有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復、于光遠、李鑫等組成,後來增加了鄧力群為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這時候已經有很多人陸陸續續從五七幹校返回原機關工作。那時,我被公安部下放在葛洲垻,在那裏工作了有半年之久。當時一塊去的還有公安部一局的一位處長,叫白浩。聽說,他的老婆被調到新成立的政治研究室,搞人事工作。白浩跟我說,你是不是可以調到那裏去工作呢?我說我認識鄧力群。他們就和鄧力群談了這件事,鄧力群也同意我去。當時,文革期間造反派說我是假黨員,組織關係還沒有恢復。鄧力群說要等待一段時間再考慮調動。

1976年,打倒「四人幫」後,鄧力群任社會科學院的副院長,當時,他在社科院搞了一個雙周座談會,主要是他們院裏邊的一些人參加,院外也有些人被約參加。當時公安部幼兒園主任田大姐,正好調到社科院工作,他就跟鄧力群講了我的情況。鄧力群約請我也參加這個會。1979年6月22日,下午我在雙周會上將張志新在死以前曾經被割喉管的事情講出去了,當時大家聽到後都十分氣憤,第二天《人民日報》理論部就給我寫了一封信,我有這封信的原件:

於浩成同志:

昨天,在社科院雙周座談會上聽到了你的發言。其中談到幾個重要情況:

一、遼寧省公安廳監獄在槍決人之前切氣管的詳情(包括怎麼搞起來的,切了多少人的氣管);

二、出賣張志新烈士的告密者的情況(包括現在當了什麼官);

三、廣西南寧市那位教育局負責人打死了人,升了官,而又去主持受害者的追悼會的詳情。

以上幾點,請你分別寫成材料,擬在本報內部刊物《情況匯編》上加以揭露。不知尊義如何?請考慮。

此致

敬禮

人民日報理論部

六月二十三日

隨這封信,還有人民日報王禮明給我寫的一封信,請我為《人民日報》寫稿。

在雙周會議的期間,我認識了劉賓雁和嚴家其,從此,就成為好友。後來,鄧力群又調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當時,為了解決黨委不得再審批案件的這個問題,他負責給中央起草一份文件,這個文件就是關於加強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執行的通知,後來被稱為79年的64號文件。為了起草這份文件,鄧力群約了我和社科院法學所的王家福,李步雲,劉鐵年我們四個人,由我來擔任組長。

這件事,後來讓凌雲副部長知道了,他曾經找我談話,說鄧力群叫你去怎麼也不通過我們。我說我不知道,怎麼辦好。他說你去吧,有什麼事你回來匯報。這份文件起草後,鄧力群找胡喬木,找了很多人參加座談,修改。最後定稿報中央批准。當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江華認為這個文件是政法部門工作以來最好的一份文件。可是後來,這份文件並沒有編入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的匯編。看起來這個問題,當時在黨內還是有爭論的。我回到部里以後,辦公廳的副主任席國光找我談話,說你們起草的這個文件不要黨委來審批案件,這不是反對黨的領導是什麼。我說這個是中央通過的文件,恐怕談不到什麼反對黨的領導的問題吧。

後來,我因為在報刊上,在一些座談會上,發表了很多不合時宜的言論,引起了鄧力群、胡喬木的注意。1981年4月7日下午,在紀念鄧初民的座談會上,我和嚴家其都出席了。在會上,鄧力群看到了我們,他就派秘書來找我們兩個講,說散會後留一下,力群同志有話講。散會後,鄧力群對我和嚴家其講要多寫文章宣傳四項基本原則。

4月20日下午,鄧力群派人打電話來,叫我去中南海勤政殿他的辦公室談話。鄧力群講,你最近寫了一些文章,有的寫的是很好的。但是,我們要同黨中央保持一致,完全一致。有些話,你雖然說的對,但是中央還沒有表態,你就講了,這是不對的,講早了也是不行的。因為我們不能比中央更聰明。在他同我談話期間,胡喬木來找鄧力群。胡喬木見到我以後就跟我講,說看過我的一些文章,並且認識我的父親董魯安,說我長的面貌還很像,保留了董魯安的輪廓。胡喬木說你的父親,我們在建國初期曾經在一起非常好,怎麼樣怎麼樣,他也說你以後要特別注意,要同中央保持一致。看起來當時他們是想勸說我,勸說我能夠回到他們所謂的正確立場上去。後來彼此就漸行漸遠了。

1981年,鄧力群也搞了一個研究室,原稱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1987年胡耀邦下台後被撤銷。當時,這個研究室把王若水、李洪林和我的言論都印發了出來。後來,我因鏡報的事件而被罷官,事實上同鄧力群的這個研究室發的幾份文件大有關係,因為公安部最擔心的就是我成為自由化的典型人物,怕吃掛落,所以,當時給了我比較嚴厲的處分。胡耀邦下台後,鄧力群、胡喬木為了貫徹反自由化,還特別提出了一個名單,由鄧小平看過,交付趙紫陽來處理。

在1987年暑期的北戴河會議上,王若水,吳祖光被定為勸退,張顯開除黨籍,蘇紹智撤銷黨內外職務。要研究於浩成、戈揚、管惟炎等時,據說討論快到中午飯的時間了。趙紫陽就看了看手錶,說時間已經到了吃午飯了,會議暫停,下次再談吧。結果下次的會,根本沒有開,因此我們幾個算是逃過了一劫。

1987年以後,我和鄧力群再也沒有任何來往。

最近幾年,鄧力群可能是因為年事已高,所以很少有什麼活動,只是聽說他在香港出版了一本《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書中點了我和張顯揚等人的名字。書中也給他自己做了許多辯解。中央知道後,嚴令收回,因為中央曾有不准領導幹部在外面出書的決定。

回憶過去這些事,我也不想用左啊,右啊這樣的概念來說鄧力群。但是,沒有辦法,這也是一種習慣了。原來鄧力群是比較右的,是比較實際的,比如說關於取消黨委審批案件這件事是我最早提出來的,鄧力群也很贊成。否則,他也不會找我幫助他起草這個文件。還有一件事讓我很驚訝,在起草這個文件時,他還跟我們講,即使犯人被關到監獄裏邊,但是他的選舉權沒有被剝奪,因此,應該設立流動票箱,到監獄去,讓那些犯人來投票。當時我說鄧力群同志確實思想還是很先進的。想不到後來搞了那麼大的一個轉彎,鄧力群成了與胡喬木並列的「左王」。關於他的轉變,我想了一下,我認為,鄧力群是個很有野心的人,他一心想取代胡耀邦,成為黨內的總書記,因此的話,他就是拼命的向左轉,以取得鄧小平跟陳雲的信任。看起來這完全是權力鬥爭的需要,爭取「上位」的需要,是屁股決定腦袋的需要。關於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反自由化運動,都是鄧力群和胡喬木兩個人建議實行的。

胡喬木始終是一個左右搖擺的人,鄧力群後來是一左到底。鄧力群去世了,但是,加給他那樣一些頭銜,給他一個很高的評價,這是不符合實際的。說他是優秀共產黨員,我想只要舉出一件事就夠了,就是他在延安同李銳老婆范元甄通姦這件事。

這說明,他在私德方面有虧。

2015年2月12日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共識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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