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長樓繼偉關於「退休人員繳納醫保」的言論，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主要是激烈的批評。
中國政府收取的稅收，在全世界排在前幾位，而為民眾提供的公共服務，卻排在世界倒數幾位。
作為對樓繼偉言論的呼應，同時作為對公眾的回覆，1月22日，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發言人李忠這樣介紹醫療保險制度改革的方向：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制度，更好地維護參保人員的醫療保障權益。
所說公平、維護權益，是永遠不會出錯的表態，也是無實際內容的空話。真正有意義的是「可持續」三個字。
如何可持續？李忠說：需要按照權利義務對等的原則，釐清政府、單位和個人的責任，均衡各方面的負擔，形成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動態籌資和待遇保障機制。
這個表態，對樓繼偉既沒有肯定，也沒有否定。大家可以感覺到，財政部和人力保障部都沒有放棄向退休職工索取繳費的可能。這也是十多年來中國「改革」的一個共性，是引起公眾不滿的一個重要因素。
政府部門發佈的信息是：近年來，醫療費用大幅增加、醫保籌資增速放緩及人口老齡化這三重因素疊加作用之下，醫保基金面臨着前所未有的收支壓力，很多地區的累計結餘都達不到人社部提出的備付「6到9個月」的要求。公眾對此充滿疑惑。
與「退休職工繳納醫報費」非常類似的是「延遲退休」，後者受到高級官僚的熱烈歡迎，而低級官僚和普通民眾則強烈反對。令公眾痛心的是，無論大家反對的聲音有多麼強烈，高級官僚們強行推行延遲退休的決心是愈來愈堅定了。
公眾於是要問：我們為什麼要參加養老、醫療這些社保？我們圖了什麼？社保的本質，應該是社會互助共濟，大家整體受益。然而，由於中國政府部門的特色操作，這一共濟功能正在被損害。
政府在社保制度中是什麼角色？應該是組織者的角色。而現在，以財政部和保障部為代表，政府不滿足於組織者的角色，而是試圖充當「經濟受益者」的角色。延遲退休的理由是：公眾所繳納的養老金，不足以支付現有退休職工的支付；試圖讓退休職工繳納醫保的理由也是一樣。
據《經濟參考報》獲悉，由於醫保巨額財政補貼風險正逐步顯現，醫保基金中長期支出壓力加大，2016年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農合的個人繳費比例或將上升。不過，官方對此消息並未證實。
於是公眾要問兩個問題：
第一，無論養老金的支出，還是醫保的支出，在中國都是不公開的。那麼，所謂費用不足，是否存在專款被挪用的情況？是否有關部門因為利益輸送和經營不善而導致了虧損？
第二，網傳公務員不繳納養老保險卻從養老基金中支取高額退休金，是真的嗎？網傳中國醫保每年的開支中，80%都被少數官員的高幹病房、高幹療養院給耗費了，是真的嗎？
有關部門應該在政務公開的硬性約束下，向全社會公開賬目，回答公眾的質詢，接受公眾的監督。
除了上述兩個技術操作層面的質問，還有一個原則上的問題：納稅人為什麼要供養政府？
納稅人讓渡部分權利、提供日常稅收，供養一個政府，為的是購買公共服務，包括養活軍隊、養活公務員，也包括購買養老、醫療服務。
中國政府收取的稅收，在全世界排在前幾位，而為民眾提供的公共服務，卻排在世界倒數幾位。中國公共財政收入中，用於養老、醫療的費用比例，比大多數非洲國家還要低。這是令人驚奇的。
政府在收取了巨額稅收後，又要求公眾繳納的養老、醫療基金，足夠大家共濟支出，這實際上構成了雙重收費，讓公眾承受了額外負擔。
不少地方政府試圖鼓勵居民買商業保險，來彌補費用缺口。這實際上是讓公眾承受第三重負擔。
政府有必要回答公眾這樣的問題：你是把養老、醫療作為生財之道，還是作為自己的法定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