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於江青與周恩來的矛盾，傳話關照周說：「你不要怕江青，她不對的，你要挺起胸膛跟她鬥。對江青，對的我支持，不對的我反對。你總理無非是有幾個條子存在她手裏，你就怕這個？」這裏，毛澤東一語道破了周恩來的心病，並將了他一軍。不過，毛似乎忘記了他本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實際上，正是由於毛的放縱和對」伍豪啟事「的態度，江青才敢騎在周的頭上大發雌威。對此，周心裏有難言之苦，不便明說，因為他太了解毛的為人以及毛、江兩人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了。如果真的按照毛所說的話去做，挺起胸膛跟江青鬥，到頭來很可能落得和陶鑄一樣的結局。本文摘自《晚年周恩來》，作者高文謙。
江青與周恩來文革合影
一九六七年夏天，文革進入最為動亂的階段。周恩來為應付內外亂局而忙得焦頭爛額，同時又不得不為自己在政治上的生存而與江青一干人纏鬥，苦撐待變。他抓住「火燒英國代辦處」闖下大禍一事，轉守為攻，向中央文革展開反擊，並趁勢敦促毛澤東結束文革亂局。
自從全國各地展開奪權鬥爭以後，除了前述最初的幾個完成奪權的省、市以外，大多數地區進展遲緩，無一例外地陷入激烈的派鬥之中，為爭權打得你死我活。毛澤東所期待的那種可以看出勝負眉目的局面遙遙無期。為此，毛不得不轉而號召各群眾組織之間的大聯合，並企圖以對劉少奇的大批判來促進大聯合。但是，這對熱衷於獨家掌權的兩派對立組織來說，卻是對牛彈琴，收效甚微。這令毛大為頭痛。
不過，這時更令毛澤東擔憂的還是奉命支左的軍隊普遍與當地造反派存在的緊張關係。二、三月間，青海、四川、湖北等地的駐軍在支左的過程中，根據軍委八條命令，宣佈解散了一批搞打砸搶，衝擊軍事機關的造反派組織，並抓了其中的一些頭目。毛對此很不滿意，認為這是在壓製革命左派，擔心這樣會影響決戰勝負的力量對比，從而斷送整個文化大革命。為此，毛澤東一再出面糾「偏」，強調：各地把衝擊軍事機關一事看得太嚴重了。四月間發出的所謂強調「正確對待群眾」的《軍委十條》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籠的。但是這樣一來，更加劇了局勢的混亂。各地造反派倍受鼓舞，變本加厲地衝擊當地的軍事機關，逼迫軍隊檢討承認前一段支左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而對立面的組織則堅決站在軍隊一邊，針鋒相對地進行反擊。由此導致各地兩大派之間的武鬥一再升級，由開始的棍棒、長矛發展為搶奪軍隊的武器裝備，真刀真槍地對着幹，大規模的流血事件不斷發生。
進入六月份後，毛澤東似乎對眼前這種久拖不決的局面感到厭倦了，對各地兩派之間無休止地打內戰更是急於找出一條解決之道。他開始在認真考慮結束文革運動的時間表，隨後提出：文化大革命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礎，三年收尾。毛認為，文革運動中的群眾發動階段已經過去了，現在要轉入就地解決問題，實現各派之間的大聯合。
為此，六月下旬，毛澤東指派謝富治、王力作為中央代表到西南去，就地解決雲南、四川等省的大聯合、三結合問題，為成立革委會創造條件。到了七月中旬，毛又決定親自出馬，前往當時兩派武鬥嚴重的武漢地區，直接指導解決那裏的問題，為全國樹立一個樣板。
對於毛澤東的這一決定，周恩來當時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他認為毛親赴武漢，坐鎮解決當地的問題，然後再就近解決江西，湖南問題，勢必對時局產生重大影響，有利於把國家從混亂中擺脫出來。另一方面，他又擔心目前正是天下大亂，毛的武漢之行要冒很大風險，生怕出現不測。因此在討論此事的會議上，周起初同其他人一樣從安全方面考慮，試圖勸阻毛打消這個念頭。但在毛的執意堅持下，他又帶頭表態支持毛的這一決定，並為此做了緊急佈置，召開專門會議進行落實。
為了確保毛澤東此行的安全，周恩來決定派陸、海、空三軍負責人隨同前往，並由毛親自點將的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全權負責。作了安排佈置後，周還不放心，又打長途電話給正在奉命解決西南問題的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謝富治，要他即刻趕赴武漢，接受緊急任務。隨後，周本人又連夜乘專機先期飛抵武漢，檢查各項工作的落實情況，甚至連毛下榻房間的沙發和睡床都一一試過，生怕出現一點紕漏。
周恩來之所以對毛澤東武漢之行如此盡心竭力，除了時局正處於非常時期和這是他以君臣之道侍奉毛的一貫作法以外，還有兩個不便為外人道的用心。其一，由於「伍豪啟事」懸而未決，周氏當時在政治上還背着黑鍋，精神負擔很重，非常希望毛能夠對他高抬貴手，因而有意以實際行動來處處表現自己對毛的盡忠盡職。其二，他當時已經看出武漢問題的背後是林彪，江青兩大勢力蓄意插手的結果，因而有意借重毛澤東的權威來遏阻林彪、江青聯手整垮武漢軍區、打倒陳再道的企圖。
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曾是四方面軍的一員戰將，為人粗豪耿直，過去一直不大買林彪的賬而被記恨在心。文革中，他又仗義執言，在會議上公開保劉少奇，於是又上了中央文革的黑名單。三月間，武漢軍區根據《軍委八條命令》，取締了當地造反派組織「工人總部」（又稱「鋼工總」），並抓了其中的幾個頭目。這就成為林、江二人對陳再道及武漢軍區大動干戈的題目。於是，「打倒陳再道，解放全中原」，「火燒武老譚」（即武漢地區的譚震林--作者注）一類標語貼滿武漢三鎮的街頭。
不過，毛澤東解決武漢問題的想法與林彪、江青兩人有所不同。一方面，毛不滿意武漢軍區在支左中壓製造反派的做法，一定要讓陳再道承認錯誤：另一方面，毛也下同意打倒陳再道，準備保他過關，認為陳是個大老粗，在政治上並不是劉少奇的人，只要轉而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會擁護他的。在這個問題上，周恩來當然更贊成毛的意見，認為解決武漢問題，還是要依靠武漢軍區，陳再道等軍區領導是可以控制武漢局勢的。
七月十四日，毛澤東乘專列抵達武漢，下榻東湖賓館。根據毛的決定，先期趕到的周恩來暫留武漢，根據中央確定的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做審冢的思想轉彎下作：周隨即召開武漢軍區師以上幹部的會議，連續聽取支左情況的匯報，苦口婆心地勸說陳再道、鍾漢華等軍區領導主動承認錯誤，把抓的人放了。為了打消他們的思想顧慮，他還對陳、鍾交了底，說：要你們作檢討，不是要打倒你們，而是要保你們，並轉告他們：臨行前，主席說，走，到武漢去，保陳再道是真。
隨後，周恩來按照中央確定的口徑，作了總結講話，在肯定了武漢軍區抓革命、促生產成績的同時，指出武漢軍區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並為此承擔了責任，說軍區解散「工人總部」，是受了他一次講話的影響；要求軍區在支左中要支持造反派，儘快實現兩派的大聯合，穩定武漢的局勢。周知道這樣一來，將會給武漢軍區造成很大的被動，需要一個思想轉彎的過程，特別強調要維護軍區的威信，並表示「工人總部」翻身以後，可能對另一派群眾組織「百萬雄師」進行報復，這個工作由中央來做。在好不容易說服陳再道等人同意作出檢討後，周恩來準備返京，臨行前他已經預感到武漢軍區思想轉彎工作的難度很大，再加上在政治上唯江青馬首是瞻的謝富治和同來的王力對整垮陳再道和武漢軍區也不會善罷甘休，弄不好會惹出亂子，所以他又再三叮囑謝、王二人，要堅決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妥善做好軍區廣大指戰員的思想工作，促進兩派的大聯合，注意維護軍區的威信，在部隊沒有轉過彎子之前，不要輕易把中央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透露出去，以免在群眾中造成思想混亂，激化矛盾。
但是，謝富治、王力根本不聽周恩來的勸告。七月十八日晚，他們前腳送走了周氏，後腳就去了當時尚未平反的「工人總合」所在地，佩戴他們的袖標，視察據點工事，慰問武鬥致傷人員，並發表演講，把中央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和盤托出，宣稱武漢軍區支左的大方向錯了，「工人總部」等組織是革命左派，而「百萬雄師」則是保守派。謝、王這天晚上的活動，對於原本已經劍拔弩張的武漢局勢來說，無異是火上澆油，挑起了兩大派組織的激烈對抗，成為爆發「七·二〇事件」的導火索。
第二天，被封為革命左派的「工人總部」等造反派組織興高彩烈，敲鑼打鼓，在武漢三鎮到處用高音喇叭廣播謝富治、王力二人的講話錄音。而被打成保守組織的「百萬雄師」則群情激憤，把對中央解決武漢問題方針的不滿集中發泄在王力身上。當天聲討王力的大字報、大標語貼滿武漢街頭，並要求與王力當面辯論，討回公道。但王力置之不理。在這種情況下，「百萬雄師」一派組織被徹底激怒了。
七月二十日，「百萬雄師」這一派採取了更加激烈的行動，憤怒的人群沖入武漢東湖賓館中離毛澤東住地只有一箭之遙的地方，把王力揪到軍區大院，痛打了一頓。隨後，「百萬雄師」一派群眾和駐武漢部分官兵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武裝示威遊行，高呼「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一掃光！」、「王力把矛頭指向中國人民解放軍，罪該萬死」、「周總理到武漢，王力靠邊站」等口號，史稱「七·二〇事件」。
武漢軍民這種企圖迫使中央改變態度的大規模抗爭，結果卻適得其反，正好給了林彪、江青聯手進一步大做文章的口實。事件發生的當天，林彪便在北京以接班人身份親自召集緊急會議，一口咬定這是陳再道搞的「反革命兵變」，企圖「謀害主席」，聲稱情況危急，必須對武漢採取斷然措施。周恩來則和江青一樣，更擔心毛澤東的安全問題。鑑於局勢已經失控，周提議要毛立即離開武漢，轉移到上海去，並且自告奮勇重返武漢救駕，平息事態，做好事變的善後工作。
「七·二〇事件」對毛澤東來說，不啻是當頭一棒，完全打亂了他原來準備就地解決武漢問題的設想，而且期待已久的重遊長江的計劃也隨之泡湯。儘管毛不大相信林彪聽說的這是陳再道預謀發動的一場「兵變」，但是憤怒的人群來勢洶洶，竟然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揪走王力作為人質，強迫中央改變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這種公然對抗中央的行動，還是令毛受到不小的震動，產生一種草木皆兵的感覺。
在這種情況下，本來已經開始有心結束文革運動的毛澤東思想上又出現了一個反覆，對當時的局勢作了異常嚴重的估計，認為自己進了「賊窩子」，右派正在進行反撲，現在不單是武漢的問題，而是全國的問題。在這種判斷的驅使下，從來不坐飛機的毛接受了眾人的勸說，在周恩來的安排下，趁夜色匆匆忙忙地飛離武漢，前往上海避難。
毛澤東這種對時局的嚴重估計，對本來已經大亂的局勢更是火上澆油，給了林彪、江青對武漢軍區大興問罪之師的尚方寶劍，後來喧囂一時的「揪軍內一小攝」的浪潮便由此而來。在處理武漢「七·二〇事件」的問題上，林、江二人一唱一和，彼此有着共同的利益：林彪想通過整垮武漢軍區來懾服軍中原四方面軍的眾多將領，為他自己以後全面執掌軍權立威；而江青則想藉此殺一儆百，迫使軍隊在支左中聽命於中央文革，協助各地的造反派掌權。
為此，林彪親自出馬，主持召開中央文革小組會議，把「七·二〇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決定在北京召開百萬人的群眾集會和在全國各地舉行三軍武裝遊行，聲討「七·二〇事件」。林彪並決定親臨大會，稱這樣做「目的在於增加左派的威力，打擊右派的氣焰」，提出「應當壯大聲勢，並使這個聲勢擴大到全國去。」
中央文革則積極配合，從七月下旬開始，分別向各地造反派組織吹風打招呼，稱當前文革運動的重心已經從地方轉向軍隊，「揪軍內一小撮」是兩個司令部展開最後決戰的「新階段」。與此同時，中央文革開動了所有的宣傳機器，連篇累牘地發表「揪軍內一小撮」的新聞報道和社論文章，指稱「這是鬥爭的大方向」。各地的造反派則聞風而動，到處衝擊軍事機關，揪「陳再道式的人物」及其「黑後台」。這樣一來，局勢愈發不可收拾。
應該指出的是，目前大陸官方把造成上述亂局的責任完全算在林彪、江青的頭上並不公道，實際上禍首仍是毛澤東。毛在還沒有從「七·二〇事件」的衝擊中冷靜下來的時候，不僅曾經同意了關於「揪軍內一小撮」的提法，而且對整個形勢作了極為嚴重的估計，認為全國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軍區和駐軍都是支持右派的，因此當前文化大革命運動中要解決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武裝左派」。八月四日，避居上海的毛以「毛潤之」的署名單獨寫信給江青，表示同意林彪對時局的看法，提出「應大量武裝左派」和實行「群眾的專政」兩個問題，稱「如此左派聲威大振，右派氣焰就壓下去了」。
毛澤東的這兩條意見作為「最高指示」向下傳達執行後，後果極為嚴重，不僅各地私設公堂成風，隨意揪人關押拷打，而且各種群眾組織明目張胆地搶奪部隊的武器彈藥，從一般的輕型武器發展到搶奪火炮、坦克等重型武器，導致各地兩派之間的武鬥規模大幅升級。八月上旬，南京、長春、瀋陽，重慶、長沙等地接連發生大規模武鬥流血事件。至此，文化大革命進入了最為動亂的階段，出現了全面內戰的局面。
在天下大亂的日子裏，周恩來的處境也很不好過。這年夏天，在「伍豪事件」餘波蕩漾的同時，社會上掀起了打倒外交部長陳毅的浪潮。在這背後，倒周的勢頭暗潮洶湧，呼之欲出。為此，他不得不在支撐危局的同時，為自己在政治上的生存而掙扎苦戰。
周恩來很清楚，由外事口發起的這股倒陳浪潮足沖着他來的，完全是中央文革一干人在幕後挑動的結果，而他本人的命運完全掌握在毛澤東的手裏，朝不保夕，隨時可能被拋出來，落得和劉少奇、陶鑄等人一樣的下場。在這種情況下，周的精神壓力很大，整日提心弔膽，已經做好了最壞的精神準備。鄧穎超甚至把裝有洗漱用具的挎包掛在門廳的衣帽架上，以便一旦出事時，可以隨身帶走。
不過，讓周恩來稍稍感到寬心的是，毛澤東此時還沒有拋出他的意向，在應付亂局方面還得依靠他。但是，這並不能完全打消周心裏的憂懼。周氏如果一任江青等人在打倒陳毅的問題上大搞下去的話，很快就會禍及他本人，最終逼迫毛在既成事實面前作出選擇。到那時，毛澤東的態度就難說了。陶鑄被打倒的情況就是前車之鑑。
周恩來本來就是一個政治生存欲望極強，善於擺脫困境，化險為夷的老手。這次，他更是使出渾身解數，設法渡過眼前的這場劫難。他深信只要他本人站穩立場，在政治上堅決跟着毛澤東走，毛就不會允許別人動他。這樣，就可以釜底抽薪，化解眼前的困境。關於這一點，周本人曾幾次對外事口的造反派這樣說過：我不怕打倒！幹了幾十年革命還怕這個？除非我自己摔交，走向反面。又說，我要是不緊跟毛主席，你們不打我也得倒：我緊跟毛主席，你們打也打不倒。
兩個月後，當這場風波終於逐漸平息下來的時候，周恩來有意當着中央文革一班人的面對造反派說：我知道有些人專門對我進行研究，把我歷史上多少年的東西都找出來。我倒要感謝他們，如果是「好意」給我提出來的話。入黨四十六年來，我犯過不少錯誤，但是，我最終是跟着毛主席走的！要做到老，學到老，改到死，跟到死，一直跟到最後一刻。
另一方面，周恩來對策動這場風波的幕後主使江青刻意低首下心，隱忍退讓，避其鋒芒，以政治上的太極軟功來化解她咄咄逼人的攻勢。這是周氏自文革發動以來最為難熬的一段日子。一方面，天下已經大亂，他每天都為應付亂局而忙得焦頭爛額，就是回到家中仍然無法休息，因為當時中南海已經被各大這反派組織組成的「揪劉火線」團團圍住，牆外的高音喇叭晝夜喧囂不停。
與此同時，周恩來又不得下為自己在政治上的生存而苦戰，處境狼狽，飽受煎熬。當時，在由清一色的文革派所組成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中，周十分孤立，經常遭到江青組織的集體圍攻。江青更是擺出女掌柜的架式，對他隨意訓斥、辱罵、奚落，有些場面連在場參加圍攻的人都看不下去。但是無論江青怎樣撒潑，對他當眾羞辱，周氏都始終咬緊牙關，默默忍受下來，絕不逞一時之忿去刺激江青，讓她找到對他下手的機會。據當時擔任空軍司令員，軍委看守小組組長，並開始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吳法憲回憶說：「這一段是總理最苦悶的時期，他那時情緒不高，很沉默。在碰頭會中，總理孤家寡人，江青很兇，動不動就拍着桌子批總理，多次威脅說：你周恩來不要忘記，要不是我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並要大家表態，當時沒有什麼人為總理講話，總理總是一聲不吭，很可憐，叫人看不下去，我當時既佩服總理真有涵養，又為這樣一個老革命落到這步田地感到心寒。」其實，吳法憲並不大了解周恩來這樣退避忍讓的心機，倒是毛澤東明白這一點，同時也覺得江青鬧得太不像話，於是傳話關照周說：「你不要怕江青，她不對的，你要挺起胸膛跟她鬥。對江青，對的我支持，不對的我反對。你總理無非是有幾個條子存在她手裏，你就怕這個？」
這裏，毛澤東一語道破了周恩來的心病，並將了他一軍。不過，毛似乎忘記了他本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實際上，正是由於毛的放縱和對」伍豪啟事「的態度，江青才敢騎在周的頭上大發雌威。對此，周心裏有難言之苦，不便明說，因為他太了解毛的為人以及毛、江兩人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了。如果真的按照毛所說的話去做，挺起胸膛跟江青鬥，到頭來很可能落得和陶鑄一樣的結局。
不過，在保陳毅的問題上，周恩來卻竭盡全力，毫不退讓。這和他在保賀龍時的態度形成明顯對照。與其說這是周更偏護凍毅，不如說是他深知唇亡齒寒的道理。多年來，周氏一直主管外交工作，陳毅是他的得力助手和搭檔。他很清楚，一旦陳毅被打倒，造反派就勢必順藤摸瓜，殃及他本人。連毛澤東也看出了其中的名堂，他在事後就向周直截了當地挑明了這一點，說：陳毅打倒了，你就差不多了。因此，周決不能置身事外，撒手不管。此外，陳毅在黨內的人緣不錯，既無山頭，也未樹敵，與林彪、江青兩人勢力沒有歷史上的積怨和現實利益衝突。他只是生性率直，好發議論，在文革中屢屢放炮，抨擊時政，在黨內外群眾中很有影響。這令毛澤東十分惱火，所以有意把陳毅交給造反派，採取」打而不倒「，」燒而不焦「的辦法，奵好教訓他一下。毛的這種態度，讓周恩來在保陳毅時有了底數和可以憑藉之處。
還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時候，周恩來就盡力保陳毅過關，曾多次接見外事口和軍隊院校的造反派，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勸說他們不要揪住陳毅不放，說：陳毅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一肚好心腸，就是有時說話」走火「。你們不能把他一時失言、」走火「，都弄成」黑話「。強調把批判矛頭指向陳毅是」搞錯了方向「。在一月奪權以後，他更是煞費苦心，再三修改了陳毅的檢查稿，並親自坐鎮主持國務院召開的萬人大會，保陳毅檢討過關，成為國務院系統被」解放「的第一位副總理。
然而，陳毅並沒有凶此」安分守己「。他本性難移，對文革運動中種種乖謬的搞法，如鯁在喉，不吐不快，因而不斷惹禍。陳毅在檢討過關後，卻又在接見造反派時翻悔，說他作檢討是江青逼的。然後又在」大鬧懷仁堂「中充當主角，翻出歷史舊賬，把文革運動中的整人與延安整風相提並論，觸到毛澤東的痛處。毛一氣之下，責令陳毅請假檢討，清理思想。
陳毅這種不斷惹禍的作法，讓周恩來在政治上十分被動，不得不降低保陳的調子，轉而同意對陳毅」一批二保「，同時有意和他保持距離，以免惹火燒身。像前述在五一節之後」警告「陳毅等人的那封信，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的。不過，周在」打倒陳毅「的問題上始終不鬆口。無論造反派如何軟磨硬纏，他都死守住這一條：陳毅有缺點錯誤，可以批判，但決不同意打倒。他多次強調說：你們想打倒陳毅，不能強加於我，在這個問題上，我是不會輕易舉手贊成你們的。一直頂住外事口造反派揪鬥陳毅。但是，造反派自恃背後有中央文革的支持，根本不理睬周恩來的勸說。他們借」反擊二月逆流「的形勢，對陳毅大張撻伐，批陳的調門越來越高，直至提出」誓與陳毅血戰到底「的口號。七月中下旬，外事口的造反派採取聯合行動，組成」揪陳大軍「，在外交部門前安營紮寨，靜坐示威，聲言：不把陳毅交給他們批鬥，決下收兵。這種搞法嚴重妨礙了文革期間僅有的一點外交活動，一時間成為西方各大新聞計爭相報道的題目，有損國家的形象。為此，周曾幾次出面勸阻，責令他們撤出，但都無濟於事。
與此相反，中央文革一干人卻蓄意推濤作浪，輪番前往慰問」揪陳火線「上的造反派，稱讚這是」革命行動「，公開與周恩來唱對台戲。更有甚者，剛剛因武漢」七·二〇事件「而在政治上出足風頭的王力，在八月七日專門召見了外交部造反派代表，對外交部運動中的各種問題發表了意見，極力為造反派撐腰打氣，而且露骨地批駁了周恩來對外交部運動所一再堅持的觀點，說：有人說你們方向、路線錯了，揪陳的大方向當然對。我看沒有什麼過火的地方。文革小組對革命派總是支持的！並公開挑動造反派去奪屬於中央的外交大權，說：部黨委的班子沒有動吧？這麼大的革命，班子不動還行？！那麼」文明「啊？這是幹革命！王力在接見之後，還幸災樂禍地對手下的人說：總理可能要緊張，緊張一點也好。」
周恩來在看到王力的這篇講話後，感到問題嚴重，因為不僅會對眼下的亂局火上澆油，而且還是一個危險的政治信號，矛頭明顯是衝着他來的，看來一場政治上的較量已經不可避免。不過，他還是試圖先禮而後兵，儘量化解來自中央文革方面的尋釁，避免與其正面衝突。為此，周打電話給中央文革查問此事，並將一份印有王力講話的傳單，批給康生、王力，提議三人在一起「談一談」。
然而，周恩來的這一舉動卻被中央文革一干人視為軟弱可欺，根本不予理睬。本來，王力在講話之後，知道自己闖了禍，曾向江青、陳伯達作了匯報。但江、陳卻為王力撐腰，誇他講得好。康生也表態支持王力，認為他的講話「同主席的精神是一致的」。這樣一來，王力有恃無恐，根本不把周的提議放在眼裏，任其「八七講話」大量散發，傳播全國。王本人也因此而獲得了「王八七」的雅號。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只好被迫應戰了。經過多年政治鬥爭的磨練，他深諳政治上的攻守之道，因此並不急於反擊，而是採取後發制人的辦法，在固守自己防線的同時，不動聲色地等待出手的時機。為此，周以身作盾，傾全力保護陳毅。迫於形勢，他不得不同意外事口召開已經拖延多時的批陳會議，但與外交部的造反派「約法三章」，堅持不能把「打倒陳毅」的口號強加給中央，要幾派聯合起來開，不許搞侮辱人格的變相武鬥，並一定要親自出席批判會，到場坐鎮保駕。
比如，在外交合召開小範圍的批判會時，已經來到會場門口的周恩來得知會場內掛有一條「打倒三反分子陳毅」的大標語時，當即拒絕入場，抱臂站在炎夏的烈日之下，堅持要求撤除這條標話，整整僵持了一個小時，直到造反派撤掉後才入場。幾天後，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萬人批陳大會的過程中，造反派又採取突然襲擊的方式，從二樓吊下一條「打倒陳毅」的大標語。周氏見狀，隨即帶領陳毅退場，以示抗議。
八月二十七日凌晨，周恩來在已經十八個小時連軸轉而不得喘息的情況下，又強打精神接見外事口的造反派，談批陳問題。造反派不聽勸阻，執意堅持要按照他們所開的條件批鬥陳毅，否則就要攔截陳毅的汽車，組織群眾衝擊會場。對此，周實在忍無可忍，憤然表示：「你們誰要攔截陳毅同志的汽車，我馬上挺身而出！你們誰要衝擊會場，我就站在人民大會堂門口，讓你們從我身上踏過去！」這天，由於連日勞累和過於激憤，周恩來的心臟病發作，終於病倒下來。
就在周恩來為保護陳毅和他本人苦戰之際，事態的發展果然不出其所料。王力的「八七講話」使得原本已經開始失控的外交亂局益發不可收拾。自「一月奪權」以來，外交領域受到嚴重的衝擊，國家的正常外交活動幾近癱瘓，自陳毅以下的外交部各級領導，包括副部長、司長，大使難逃被批鬥的厄運，而且中國本來已經相當左的外交政策也受到批判，被指責為「三和一少」。
這樣一來，中國的外交政策變得更左，把國內搞的一套搬到國外去，宣傳文革，散發毛語錄，鼓動當地人起來革命，帶有強烈的「輸出革命」的色彩，四面出擊，到處樹敵，造成中國對外關係的全面緊張。在短短的幾個月時間裏，就同緬甸，印度、印尼等十幾個亞、非、歐國家發生了外交糾紛，有的甚至被迫中斷兩國的外交關係。
在這種背景下，王力的「八七講話」成為一道動員令，促使狂熱的造反派採取更加過激的行動。八月十六日，外交部造反派沖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封閉了部黨委，奪取了外交大權：他們把主管業務的副部長姬鵬飛、喬冠華等人關入地下室，而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業務監督小組」的名義行使部長職權，簽發來往電報，強令各駐外使館統一按照「打倒劉、鄧、陳」的口徑貫徹執行。此後，整個外交工作失主了控制，完全被極左狂潮所左右。幾天之後，便發生了「火燒英國代辦處」這樣嚴重違反國際關係準則的外交事件。
事件發生後，周恩來知道這下闖出大亂子，在外交上輸了理，苦心經營多年的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毀於一旦。而且外交不同於內政，對方勢必報復，與英國的激烈對抗在所難免，而且弄不好還會引發國際上的連鎖反應，形成與整個西方世界的對抗，後果難以逆料。
鑑於事態嚴重，周恩來立即出面制止，指派北京衛戍區部隊前去維持秩序，保護被揪鬥的英方代辦處人員，進行善後補救工作。周知道自己在造反派心目中的權威下夠，於是設法拉住江青、陳伯達、康生，緊急起草了一份由他和上述三人共同簽名的廣播講話稿，在現場反覆播出，勸阻疏導狂熱的人群離去，隨後，周恩來又和陳伯達一起連夜接見外事口各造反派組織代表，一反以往苦口婆心規勸的態度，極其嚴厲地批評了火燒英國代辦處的作法，宣佈外交部奪權「完全是非法的」，表示已經控制不住局勢了，我們再不出來講話就要犯罪了。中央文革一干人也知道這下闖了大禍，事情不好收拾了，一旦毛澤東追究起來，無法交待，於是陳伯達不得不出來宣佈：從現在開始，所有外交的事情，由總理全權處理。
然而，隱忍多時的周恩來這回可不想就此罷休。他在盱情度勢之後，決定在政治上轉守為攻，抓住這件事情，向中央文革展開反擊，同時伺機敦促毛澤東結束文革亂局。不過，他做得十分老到，只拿闖下大禍的王力開刀，而避免與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正面衝突。就在前述他嚴厲批評外事口造反派時，有人抬出王力的「八七講話」為自己辯解，周當即表示：你們不要從王力講話里撈稻草，一根稻草也撈不到。同時聲明：中央文革跟我之間沒有任何空子可鑽，如果在這裏面挑撥的話，那就要犯更嚴重的錯誤。
當然，周恩來十分清楚解鈴還須繫鈴人，任何結束文革亂局的重大決定，只能由毛澤東本人作出。不過，一直在苦撐待變的周氏確信目前火候已到，該是他本人出面敦促毛下最後決心的時候了。八月二十四日午夜，他單獨約見了當時擔任毛聯絡員的楊成武，談了他對時局的看法和憂慮，說目前局勢十分嚴重，已經失去控制。王力有一個「八七講話」，一講就亂了，奪了外交部的權，火燒英國代辦處，表示：「這樣下去怎麼得了，我擔心的是連鎖反應。現在，一個是中央的領導不能動搖，一個是解放軍的威信不能動搖！」要楊成武帶上王力的「八七講話」等材料立即返回上海向毛報告。
周恩來本來就一向行事慎密，這回更是深知這件事在政治上極為敏感，事關重大，生怕弄不好適得其反，引起毛澤東的疑心。因此在楊成武臨行前，周又再三叮囑說：「對王力講話，只談情況，一定不要加任何評論，叫主席自己作決斷。」隨後，他又直接打電話給隨毛在上海的汪東興，報告了同樣的問題。
這時，毛澤東本人也從「七·二〇事件」後最初的衝動中冷靜下來，意識到在宣傳中連篇累牘的「揪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發展下去，勢必搞亂軍隊，使他失去手中控制局勢的最後一張王牌。為此，他隨後便提出「還我長城」，下令停止「揪軍內一小撮」這一口號的宣傳。不過，由於文革運動早已勢成騎虎，欲罷不能，毛此時還在「治」、「亂」之間舉棋不定。
周恩來的報告正好適得其時，而且分寸上也恰到好處，在不動聲色之中擺明了形勢，說中了毛澤東心頭的隱憂，促使他下決心採取重大步驟，結束「天下大亂」的局面，實現由亂到治的轉變。毛很清楚周所言並非危言聳聽，不是到了最嚴重的關頭，他也不會挺身進言的。如果再不採取行動，對造反派繼續放縱下去的話，局勢將會徹底失去控制，內亂之中再添外患，那就更加難於收場，到那時大概就要真的重上井岡山打游擊去了。
經過數天考慮之後，毛澤東決心拋出中央文革的兩員干將王力和關鋒（稍後又拋出戚本禹），作為文革亂局的替罪羊，並且下令約束曾經為他衝鋒陷陣的各地造反派，以便把局勢重新控制起來。八月二十六日，毛對楊成武說：王力、關鋒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要把他們抓起來，不要留在中央文革。你只單獨向總理一人報告，由總理負責處理。毛並對王力的「八七講話」批了「大、大、大毒草」五個字。隨後，毛澤東又通過中央文革向北京造反派學生的五大領袖傳達了一條「最新指示」：「告訴小將，現在輪到他們自己犯錯誤的時候了。」
當然，毛澤東拋出文革派兩員大將，實乃迫下得已之舉，是在揮淚斬馬諼。這裏有一個插曲：王力被抓起來後，外交部保周反王這一派的王海容利用自己與毛的特殊關係，前去打探消息，摸毛對王力態度的底。剛從外地返京的毛隨口念了兩句唐詩：「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隨即下了逐客令。這兩句詩是出自唐人羅隱憑弔諸葛亮的一首詩中，慨嘆他雖有雄才大略，然而時運不濟，壯志難酬的命數。
以筆者之見，毛澤東在這裏用這兩句詩來回答王海容，實際上流露出對拋出王力的複雜心情：前一句表面上說的是王力在「七·二〇事件」後在政治上大出風頭，成為萬人迎接的「英雄」的景象，後一句則是說他時運已盡，現已淪為階下囚。與此同時，隱隱地流露出毛為形勢所迫，某種不得已的心境--主宰王力命運的毛本人也是「不自由」的，之所以把他拋出來，是受制於時局的無奈之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