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外圍女」的福，讓「海天盛筵」成了家喻戶曉的活動。當然，還要感謝王全安、黃海波等文藝界人士的大力支持。那麼離「海天盛筵」千里之外的北京有多少「外圍女」?據2013年媒體披露過一個模糊的數字，是「過萬」。由於這個行業如此特殊，其實我們也沒法得到一個精確的統計。
值第六屆海天盛筵即將盛大開幕之際，我們來聊一聊這個「嚴肅」的話題：為什麼「外圍女」會成為性交易市場上的焦點?
一個外號的誕生
「外圍女」這個詞的發跡，比一般人印象可能要更早一些。大概是2005年，隨着互聯網給性交易提供了一個更加方便的平台，就有了「外圍女」這個名詞。
同時，相對嚴格的定義也產生了：打着模特工作的旗號，從事性交易的人群。關鍵的問題是，為什麼「外圍女」能夠異軍突起，在短短几年中力挫「莞式服務」，成為「低俗話題」的焦點?
「莞式服務」帶有明顯的東莞製造業特徵——性服務就像工廠的裝配線一樣，高度的標準化、流水線化。這種特色用不着「記者藉故離開」式的採訪，只需要略窺一二就能明白。比如，這些從業人員一般被稱為「技師」，而不是更加有性別意味的「美女」「小姐」(這個完全不帶性別色彩的稱呼，讓她們好像是開挖掘機的機器操作員);她們要接受標準化的技能培訓，上崗之前要考核通過;一旦成為合格的技師，她們會獲得一個編號，以便設置對應的價格等級……
這種標準化，讓「莞式服務」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頭十年笑傲江湖。
但是，很快這種性產業的模式就暴露了一個弱點。它太工具、太流水線，註定只能在性交易的市場中佔據低端位置。、
所謂「高端」
要知道，性交易的市場中，出售的不僅僅是性資源。
雖然現代性產業越來越促使性交易成為一種純粹的技術工作，也就是俗稱的「只談錢，不談感情」。但一直以來，性交易之外的附加服務，都決定着性交易在市場中的等級。
1949年之前，傳統娼妓業中，底層的妓女提供的僅僅是快餐式的性服務，面向的消費者大多是車夫、工人等下層社會。但高級妓女在性服務之外，還負責提供文藝和情感服務。
譬如清代，高級的妓院被稱為「清吟小班」，其中的妓女要「色藝雙全」，會撫琴弄笛、會唱曲、略通詩詞，也要懂書畫、弈棋、茶道。這些技能的最終目的，無非是為了能跟達官貴人、知識分子這樣的「高端顧客」對話交流，以便向他們提供「夫唱婦隨」「夫為婦綱」之外的另一種感情，讓他們獲得夫婦敦倫之外的另一種兩性體驗。
直到民國，這種「性交易之外」的服務，也是吸引社會精英分子出入煙花之地的主要原因，陳獨秀、胡適、辜鴻銘、郁達夫、徐志摩、郭沫若、蘇曼殊等人都曾光顧過類似的場所——當然，這裏面有幾位據說是只看不動手的。
在民國頭十年的北京，八大胡同的常客乃是國會議員和京師大學堂(即後來的北京大學)師生，號稱「兩院一堂」，讓蔡元培痛心疾首。
外圍女和高級應召女郎為什麼是兩回事
相信大家從各種地方聽說過外圍女的驚人身價，在此不贅述。
在外圍女這種模式出現以前，國外也有所謂高級應招女郎的色情銷售模式。比如美國紐約州前州長Eliot Spitzer就曾經經常跟一個時薪高達5,500美元的應召女郎鬼混，後來被迫辭職。
雖然價格同樣昂貴，但是外圍和應召女郎的差別很大。相信看過《應召女郎的秘密日記》(根據英國倫敦一名性工作者的博客改編而成的電視劇)就能夠理解其中差別。這種應召女郎提供的是一種非常專業化的服務，她們的外貌雖然也是一部分籌碼，但賣點通常不在這裏，而在於她們的「素質「更高，也充分降低了感染疾病的風險。換句話說，在性交易的市場上，這些高級應召女郎是信譽良好的供應商。
而外圍女的模式大相逕庭：外圍女的定價，取決於她的身份，比如明星、模特、廣告代言。如果這些都沒有，那麼「網絡紅人」也是一個足夠的籌碼。
至於服務質量，那可能根本不重要。
而像「清吟小班「這樣傳統的高端服務，對現代的消費者而言門檻太高。一個性從業者，知道很多外國作家、音樂家的名字和作品，並不能提高她在市場上的競爭力。這時候，身份，或者說社會地位，就成為提高性服務附加值的一個重要指標，也成為性交易市場上，高端消費者用來把自己和低端消費者區分的標誌。於是，性服務的提供者也就投其所好，用大學生、白領、演員、模特的身份標籤來自抬身價。
外圍，說到底是一種山寨產業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追捧外圍?「性」資源在任何時候都是一種終極稀缺資源，所以具有權力的最佳體現，就是可以支配「性」資源。
對於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中國人而言，和大明星、紅模特這樣萬眾矚目、可望不可求的女性共度春宵，就是一個人功成名就的證明，是自我價值實現的儀式。
可惜權力本身比性還要稀缺。譬如當年賴昌星的紅樓，可不是什麼人都可以進去。對於那些賺了錢，但又不足以購買正牌奢侈品的人，至少還可以選擇義烏生產的高仿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