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敘利亞等國的中東難民潮幾個月來洶湧難阻，對歐洲形成巨大衝擊，也讓國際社會承受如何援助難民的良心拷問。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對待難民危機的態度自然難逃世界的審視。紐約時報最近報道，中國對於這場危機抱着袖手旁觀的態度，在資金和資源方面出手甚少，因為中國認為難民危機是西方國家在中東推動民主造成，中國沒有責任協助歐洲和美國修理爛攤子。面對歐洲的人道危機，中國的態度是否有道理?中東難民的命運，給中國什麼樣的啟示?
參加我們討論的四位嘉賓是：人權組織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建利;獨立評論人士曹長青;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博士，轉型問題學者程曉農;政論作家、時事分析人士陳破空。
曹長青表示，中國政府和官方媒體對歐洲難民問題的冷淡態度並不意外，因為中國政府對外一向對國際責任缺乏擔當，對內連自己的國民(很多比國際難民的經濟條件還差)都不予真正關注和救助。中國現在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外匯存底全世界第一，但在聯合國的五大常任理事國的維和經費分攤上，排名最後：美國承擔30.5%，法國是7.9%;英國為6.2%;俄羅斯3.5%，中國是1.2%，最少。自2012年以來，全球國家和組織為解決敘利亞內部動盪的捐助款有140億美元，但中國只提供了1400萬，只佔0.1%。不到日本捐獻額4.45億美元的3%。
曹長青說，中國是擺闊哭窮兩張臉：需要幫助國際難民和分攤聯合國經費時，北京就哭窮，什麼中國人均收入低，仍是發展中國家等等，拒絕承擔國際責任;可是在搞大閱兵，展示皮靴暴力，恫嚇自己的人民、向世界炫耀武力時，可是大手筆，擺闊稱雄。北京這次9.3大閱兵，花費昂貴，從中共官方始終拒絕公佈數額，就可猜想到一定龐大。香港蘋果日報報道的數額是215億人民幣。實際數字可能更大，因為上次中國國慶大閱兵，據說費用超過奧運金額，而北京奧運花銷是幾百億美元。這次習近平乘坐的閱兵車，造價就高達800萬人民幣，相當於中國搶救孩子教育的40個希望小學的代價。
楊建利表示，專制國家的政治轉型常常伴隨着經濟動盪甚至內戰和難民湧出。當這些現象出現時，人們常常把罪責算在政治轉型上，其實專制統治才是這些轉型時暴露出來的災難的根本原因，尤其是一些專制國家的獨裁者長期拒絕政治變革，讓政治經濟社會問題不斷累積，使國家危若積卵，轉型時總爆發。假如獨裁者較主動變革與民間變革力量形成良性互動，經濟動盪、軍事衝突、難民湧出的危險就會大大降低甚至消除。所以中國官媒把歐洲難民的責任推到西方國家支持民主化身上是本末倒置。
楊建利說，難民衝擊歐洲使歐洲一體化繼希臘債務危機後再次受到嚴重挑戰。希臘債務危機表明，「統一的貨幣但是不統一的財政政策」給不負責任的左派鋪張政府提供了製造債務危機的機會，而這次的難民危機顯露了「統一簽證不統一的移民政策」的現實漏洞。歐洲一體化的瓦解已經看出端倪。
程曉農認為，敘利亞和利比亞發生的威權政權危機，主要是民眾反對威權政府的自發行動的結果，並非西方國家直接指揮操縱的。有的國家如突尼斯，政權更替之後進展良好;但在其它國家則出現了複雜的局面，這也不是西方國家所能操縱的。而伊斯蘭國趁機崛起，雖然西方國家希望避免，但也無法阻止。中東地區的政治危機與教派衝突混在一起，讓國際社會難以插手。中國政府趁機宣傳「穩定壓倒一切」，是因為它有那些威權統治者同樣的恐懼。中產階層不希望動亂;但是，如果一個社會本身就醞釀着反對威權政權的社會勢力和壓力，中產階層是躲不開的。以為威權統治者可以萬歲，那是幻想;以為政局變化後必然陽光燦爛，同樣幼稚。走向民主的過程可能很漫長，而國民的素質和價值觀對這個過程的走向起決定性的作用。中產階層如果不能影響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使政治演變走上和平理性的軌道，就只能被政治演變的不可測過程裹脅而去。
程曉農還說，歐洲國家本來就不可能大量接受難民，這是聯合國的責任，但聯合國卻無所作為。其實，德國民眾對接受過多移民也有不滿，前天德國魯爾地區宣佈要開徵難民稅，這在德國可能引發更大的社會不滿。中歐各國政府只是比較現實而已，他們的態度反映出歐盟面臨的新危機：難民接收得越多，本國的福利制度越難維持;而依靠社會福利的本國中低階層是左派政黨的鐵杆，他們的不滿將讓支持高福利制度的左派政黨更難獲得選票。歐盟並沒有真正解決難民問題，但是，難民問題卻開始動搖歐盟各國左、右兩派政治的平衡，進而開始影響歐盟國家的政治穩定性，今後移民的日子恐怕並不好過。
陳破空表示，無論中國傳統文化、還是當代中國社會，都缺乏博愛精神，專制制度更是與人道主義格格不入，因而，面對國際救援，中國政府總是找得出種種理由和藉口，予以搪塞和敷衍。這一回，面對中東難民危機，北京故意指控西方是肇因，即能在國內搞意識形態的宣傳，又能推脫國際義務，一石二鳥。
他說，中東難民危機，發源於專制國家敘利亞。首先來自於獨裁者的長期極權統治，繼而又來自獨裁者對民主呼聲的頑固抗拒。縱觀那些面對人民抗議、統治者讓步、以和解實現民主化的國家，並沒有出現難民潮或如此嚴重的難民潮，諸如當年的蘇聯解體、東歐巨變，就並沒有形成難民潮;後來的中東茉莉花革命，突尼斯、也門、埃及等，也並沒有形成難民潮，即便比較混亂的利比亞，難民潮也並不那麼嚴重，唯獨由獨裁者死守硬頂的敘利亞，卻釀成了大規模戰亂和難民潮。北京避開真正的危機源頭，而嫁禍西方，不過是為獨裁者開脫、並藉機嚇唬中國老百姓的障眼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