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誠不斷拋售大陸資產，引起大陸官方的批評。中共喉舌日前刊發文章，指責他在大陸受官方提攜成為亞洲首富，而在中國經濟低迷時刻卻不顧道義撤資。同時文章也揭露了香港回歸後江澤民的治港政策造成如今香港的畸形社會結構和種種弊端。有外媒報道，李嘉誠在大陸得以大肆斂財是因為搭上了江澤民。外界分析李嘉誠撤資原因，包括大陸經濟低迷和政治上的反腐態勢。
李嘉誠搭上江澤民
據法廣報道，李嘉誠在大陸崛起是因為搭上了江澤民。
江澤民接見李嘉誠
文章說，鄧小平南巡後，中國大陸企業開始進軍香港市場，但是因為種種原因，當時想融入香港市場是很困難的。於是這些國企紛紛尋求港商的入股。李嘉誠入股了「首長四方」，他之所以入股這個公司，是因為看上了這個公司的背景——這個公司的後台是鄧小平的兒子鄧質方，拋頭露面的是周北方。
1993年開始建設的東方廣場是李嘉誠與江澤民建立關係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李嘉誠為此項目投入了20億美金。
搭上江澤民之後，李嘉誠在大陸的碼頭和地產生意得到了特別的照顧。就拿東方廣場來講，建設期間，只用了半年時間就從東長安街上遷走了20多個國家單位、40多個市級單位和100多個區級單位——這裏面的政治能量可見一斑。
美國《福布斯》雜誌封面文章甚至曾經以「李家的城」來稱呼香港;2000年，李嘉誠全家赴京面見江澤民，李握着江澤民的手說，「我們是老朋友了」。
胡錦濤上台後，本着「平民政治」的政策方針，刻意與香港富豪保持距離，但是卻在2010年即將離任的時候，高調單獨接見李嘉誠，當時有香港媒體猜測，這是江澤民在背後促成的。
李嘉誠大陸撤資原因
美國媒體人、阿波羅特約評論員「在水一方」認為：江澤民當政時採取的經濟政策是「重商主義」，縱容官商勾結，「悶聲發大財」。而李嘉誠正是依靠着和江澤民的關係在大陸發大財。除了北京最值錢的地，在上海、深圳，以及大陸的許多城市，李嘉誠都拿了不少土地。而胡錦濤在位時，雖然和江澤民有政治上的衝突，但是經濟上還是延續江澤民時期的政策，所以李嘉誠還能在大陸市場呼風喚雨。而習近平執政時，大陸經濟的虛假繁榮已經在破滅中，李嘉誠在大陸的生意也沒有權力的支持。李嘉誠從大陸撤資，轉移到自由經濟的歐洲，對他的財團的利益當然是很好的選擇。
投資專家占豪撰文《李嘉誠撤資有五大原因》，其中一點是對中國反腐和深化體制改革吃不准。文章稱，過去兩年，一方面中國政局大勢已定，另一方面反腐之風越刮越大。這種態勢，讓一些過去與中國大陸某些關鍵人物關係密切的港商有些吃不准很正常。而且，中國確立的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混合所有制，也讓李氏家族這個有西方資本背景的財團留有警惕。這可能也是其撤離的原因之一。
此外，在外界的分析中，李嘉誠撤離原因與大陸政治經濟環境有關，也包括與中國領導層的關係淡化。
據媒體報道，鄧小平和江澤民都多次單獨會見李嘉誠，對李大加讚賞，而胡錦濤只和李嘉誠「聊」了一次。到了習近平當政，從來沒有單獨接見李嘉誠。
據媒體報道，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李嘉誠公開見面僅有一次。但此次會面並非單獨會見，中共黨媒報道中甚至沒有出現李嘉誠的名字。2014年9月22日，新華社的通稿稱，習近平會見「董建華為團長的香港工商界專業界訪京團」。而公開資料顯示，李嘉誠時為訪京團的一員。
中共喉舌發急：別讓李嘉誠跑了
9月12日，中共新華社旗下的瞭望智庫發表題為「別讓李嘉誠跑了」的文章。
文章說，前幾日，李嘉誠擬將長實地產在上海的地盤，以200億元出賣。這是李嘉誠撤離中國，財富轉移歐洲戰略部署的繼續。
文章批評李嘉誠當年在大陸靠中共當權者的扶助獲得巨額財富，而他的長和系在大陸經濟正處敏感時刻卻持續撤資，是過橋抽板。原本商業市場的本質是「逐利」，但李嘉誠最近20年在中國獲取財富的性質，不僅僅是商業那麼簡單，因為在中國，沒有權力資源，是無法做地產生意的。
文章指責李嘉誠不顧此前官方對其在基礎設施，港口、地產等領域的大力扶持，在中國經濟遭遇危機的敏感時刻，不停拋售，造成悲觀情緒在部分群體中蔓延，失守道義的高點。
截至9月12日晚，刊登在瞭望智庫的上述文章已被刪除。但是該文還被國內多家網站轉載。
13日晚上，李嘉誠旗下長和發言人回應上述評論稱，集團沒有撤資，屬正常的商業行為。
「招安精英」造就了一批李嘉誠北京需要調整治港政策
瞭望智庫文章中直截了當地指出，香港「回歸」後出現了一批李嘉誠式的豪族，是中共在香港回歸後實行「詔安精英」的治港政策的結果。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確定香港「回歸」的《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大陸「精英治國的理念」亦被移植到香港。成為北京重點倚重對象的不是香港的升斗小民，而是香港的華商領袖。實際上形成了一種對於香港上層人士的「招安」政策。
在此情況下，香港騰飛過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意外地獲得了固化其社會經濟地位的機會。三十年來，香港的頭面人物不斷受到各種「關照」。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豪族，這些大族因為與大陸的關係，在拓展商業勢力方面，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方便，他們不僅到大陸投資受到照顧，同時，在某些與權力聯繫緊密的領域，亦獲得了特殊的放行。
李嘉誠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文章分析指出，香港富豪榜的前幾名竟然全部為地產商，顯示了香港產業的畸形。而這種畸形產業的背後，隱藏着香港社會結構的畸形，而豪族的出現，以及極端貧富分化，則嚴重危害了香港社會的活力。
文章通過把香港的治理和新加坡及日本的發展做對比，說明香港在回歸後其實是在後退。
文章分析說，在英治時代，香港還算是一個健康均衡的社會。而近年來社會領域的失衡，導致香港經濟結構出現不平衡。而這種不平衡，不僅造成今日香港經濟低迷，更造成了香港社會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整體退化。
這一結論明顯把香港經濟文化倒退的責任推到了當年主管香港政策的江澤民身上。1997年香港主權交接，之後江的政治大管家曾慶紅就開始全面主管港澳事務。
作者總結說，利益集團在中共十八大後，成為改革的最大阻力，這種既得利益集團不僅存在大陸，香港也有。文章還稱，現在當局的政策是「打壓富豪，收買底層」，認為李嘉誠大概就是看穿這一點，才撤離中國和香港。
阿波羅網於飛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