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彈指過去，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四人已陸續過世。林及黃、吳、李、邱的第二代大都從青年邁向中老年，多數人已經退休。本文摘自第21期《翹楚》財經版，2013年4月20日出版，原題為《林彪「四大金剛」後人往事今昔》。
1970年在長城合影。左起：黃永勝、邱會作、吳法憲、李作鵬、陳綏圻、葉群、胡敏
「四大金剛」出回憶錄
近年來，諸多中共前領導人紛紛在香港出版回憶錄。其中，被稱為林彪集團「四大金剛」的昔日解放軍高級將領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在其去世前後出版的回憶錄引人注目。這些回憶錄包括黃永勝的《軍人永勝》、吳法憲的《歲月艱難》、李作鵬的《李作鵬回憶錄》、邱會作的《邱會作回憶錄》，如果加上邱會作兒子邱承光《心靈的對話》和《一個不為人知的林彪》等，它們都曾登上香港暢銷書排行榜，風騷一時。
雖說這些當事人的回憶都是一面之詞，但卻可以把另一側面的文革真相表現得多維、複雜。
在「成王敗寇」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失敗者一向被剝奪說話的權利。然而，看看失敗者怎麼說，也是歷史辨別真偽的一個重要渠道。例如，《李作鵬回憶錄》中寫道：中共九大後，林彪的「四大金剛」一起進入政治局，林彪集團盛極一時。周恩來就將他們四人召集到一起，跟他們講「中央政治」。周恩來只說了一句話：「中央政治就是處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關係。」
邱會作寫道：「我們聽了都笑起來，本以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東西，怎麼『中央政治』就是這麼一句普通的話。」然而，他們笑得太早了，未能深深體味周的指點，以為林彪比江青更得毛澤東的信任，結果跌入萬劫不復之深淵。多年之後，邱會作感慨說：「直到九一三之後，我才認識到，總理說得太高明，太深刻了，簡單明了恰到處好。」
九一三事件後，周恩來迅速疏遠邱會作。當周恩來親自宣佈將邱會作等人隔離審查之時，邱會作再一次像37年前(紅軍長征前的1934年，因保密工作，邱會作差點被槍斃，周恩來救了他)那樣死死盯着周恩來的眼睛，希望從周那裏得到寬宥的表示。但是，周恩來毫無表情，不作回應。最後，周恩來對他們說：「你們聽好，你們的夫人和孩子都是革命的。你們回來的時候，他們有什麼閃失，找我姓周的是問!」說完用手在胸脯上拍了一下。可惜沒過幾天，邱的妻子、孩子、親屬、司機、秘書、警衛員全被抓起來。
邱會作的老母親是1928年的蘇區幹部，文革中被造反派踢倒，成了瘋癲病人，來北京治病。「九一三」以後，取消護理，不准家屬探視，停醫、停藥、停食，活活餓死在小屋中。周恩來說：「邱會作母親是紅軍老根子，整死她幹什麼啊?」
黃春光回憶九一三
四十年彈指過去，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四人已陸續過世。林及黃、吳、李、邱的第二代大都從青年邁向中老年，多數人已經退休。
黃永勝與妻子生有四子，黃春光、黃春明、黃春耀、黃春義。九一三事件發生時他們都在部隊，時至如今，黃家四子都陸續下海經商。長子黃春光1976年轉業到地方，先後在幾個國營工廠工作。上個世紀80年代，他在北京做貿易公司，憑藉着父輩和同學輩的人際網絡，生意很紅火。黃永勝的老二和老四全家分別移民澳洲和新西蘭。老三黃春耀後改名黃正，此人正是2010年10月在香港出版的《軍人永勝》一書的作者。
黃春光曾經回憶過他經歷的九一三事件：林彪出事後，大概是1971年10月中上旬，把我也抓起來了。我家孩子中就抓了我一人，因為秘書的揭發，我幫着父親燒材料。當時，把我關在亞療(即亞洲學生療養院)，美其名曰是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集中揭發黃、吳、李、邱、林、葉的罪行。1971年底，聽說要放一批人，其中有我，但不知道為什麼，後來又沒有放。
我在亞療被關了兩個多月，1972年1月，把我降了一級，弄到北京軍區八十六樓招待所，和衛戍區的一個李參謀住在一個房間。李參謀是個小負責人，只帶班，不負責具體看守審查物件，他白天很少在房間裏，所以這個房間就我一個人。當時，林彪二五六專機的機組人員，兩個副駕駛陳聯炳、康廷梓，通信員陳松鶴，領航員李成昌也關在這裏。
八十六樓上去以後，有一個大會議室，裏面有四張床，中間有會議桌，他們四個機組人員就住在那裏。關在那裏的還有四個女孩。其中兩個是跟林立果去山海關機場的，另外兩個是跟王永奎(時為空軍司令部情報部副處長)往廣州跑的。白天，我們就在會議室里學習、批判，還可以打牌、下棋、聊天。正是通過和他們聊天，我才了解林彪出逃前的一些情況。自父親1982年去世以後，我就想離開青島，中間經歷了很多曲折。直到1987年底，我給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寫信，解決我回京的問題。我之所以給趙寫信，一方面是因為趙和我父親在廣州時熟悉;另一方面，因為陶斯亮(陶鑄的女兒)能幫我，亮亮的母親曾志(曾任中組部副部長)跟趙紫陽更熟悉。我讓陶斯亮幫我轉信，沒過兩天，陶斯亮就告訴我：「趙紫陽批了，很快就會有消息了。」
1983年，黃永勝病逝於青島。1993年4月26日，他們把父親黃永勝的骨灰送回老家湖北省咸寧市安放。2004年12月，兄弟四人正式為父親下葬。
轉了一圈兒還是老百姓
由於吳法憲認罪態度很好，加上考慮他過去有戰功，年事已高，身體不好，中央於1981年8月，也就是在吳法憲被判刑的七個月做出了對吳法憲「保外就醫」的決定。1981年8月，公安部派一位副部長到秦城監獄，向吳法憲宣佈了中央的這一決定，同時告訴吳法憲，中央決定把他安置在山東濟南居住，可以帶一至二名子女與他一起生活，以便照顧他。吳法憲和他妻子陳綏圻的感情非常好，被隔離後他十分想念自己的妻子，聽說馬上要出獄了，他高興得一連幾晚都沒有睡好覺，急切盼望早一點見到妻子和孩子。
1981年8月下旬，吳法憲出獄，和自己的妻子、子女團聚。他一家被安排到濟南市南郊七里山小區一座居民樓里，住的是兩居室，生活設施齊備，每月給他一定的生活補貼費，還經常派醫生定期為他檢查身體，稍有不舒服，馬上派最好的醫生為他治療，給他用最好的藥。後來，組織上又讓他搬到一個獨門獨院的小樓中居住。在這附近住的，大都是山東省退下來的高級幹部，條件自然比以前好多了。吳和老伴的晚年生活，由他的一個女兒照顧。吳法憲開始過平靜而又無憂無慮的平民生活了。
吳法憲平時在家裏，除了看電視、讀報、讀書外，還練習書法。偶爾，他也會拎着菜籃子出去買菜，見到街邊有下棋的，就圍過去看一會兒。山東省許多退休高級幹部都認識他，見面主動和他打打呼，稱他「老吳」。他和周圍鄰居相處得也很好。
2004年10月17日，吳法憲因病在濟南齊魯醫院去世，享年89歲。
吳法憲生有四女一男，吳新潮為長子，其餘是女兒。目前吳新潮從山東一所大學退休。老三吳金秋定居美國，在一所大學從事文革歷史研究。吳家幾個女兒大都是國企技術員或醫生，四女兒下海經商。
1971年，吳新潮是瀋陽飛機製造廠的軍代表，因父親的問題，他被關入地下室審查，後被發落到陝西省一個偏僻農場種菜餵豬。文革期間，他曾揣着一根電線，隨時準備自盡。他稱當時：「活着沒信心，死吧又沒決心。」「關着就關着吧，後來也習慣了。」與同時期不少人家破人亡相比，「四大金剛」的子女沒有一個尋短見的。
吳新潮等林彪集團子女先後都通過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等當時中央領導幫助得到安頓。因而直到今天，他們對胡耀邦等人仍懷有感恩戴德的心情。
《湘潮》雜誌2008年載文：「胡耀邦批示解決吳法憲、李作鵬親屬的工作問題」，文中稱：1978年和1979年正是胡耀邦主政中共中央組織部的時期，在這兩年裏中組部排除重重阻力，使一些在全國有一定影響的冤假錯案陸續獲得平反。
在這期間，吳法憲、李作鵬的子女和親屬們抱着試試看的心情分別給胡耀邦、宋任窮等寫信，希望自己受牽連的工作問題能夠得到解決。這些寫信的人分別是吳法憲的女兒吳仲秋，兒子吳新潮，養女陳彩芹的愛人高瑞榮;李作鵬的兒子李冰天，內弟董世鐸等五人。
1979年初，胡耀邦將吳仲秋1978年12月的來信批給了中組部的陳野苹，他在批示中說：此件請研究。老子是大壞蛋，對他們的子女也害怕，弄得遠遠的，我看是對我們自己缺乏信心的表現，是神經衰弱的表現。這種心理狀態不糾正，黨的政策根本貫徹不了。這個問題遠遠沒有解決。請從解決幾個典型着手，並在組工通訊發表一篇文章。
同時，胡耀邦又在李冰天的來信上批示：這是同吳仲秋青年一樣的一件事。請野苹、曾志、振清同志指導組織局、干調局、研究室予以正確處理。處理結果請告。
根據胡耀邦等人的批示精神，中組部相關部門對這五人的工作安排問題逐個進行了研究處理。
吳仲秋，廣州軍醫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廣州空軍四六八醫院任代理軍醫，1975年，因受吳法憲的牽連作復員處理，安排在北京昌平北郊農場鑄造廠當鉗工。經中組部和北京市委組織部商量，北京市正式將吳定為幹部，並調她到她愛人的工作單位北京內燃機廠醫務室工作。
吳新潮，1968年從北京入伍，原是瀋陽軍區航空工業辦公室參謀(連級)，因受吳法憲的牽連，1977年6月轉業時沒讓他回北京，也沒有聽取吳新潮本人意見，就被安排到湖北農場，但吳新潮一直沒去報到。中組部先和北京市安置辦公室協商，安置辦說北京已沒有空軍轉業幹部的名額，不好接收。後來中組部又和國務院軍轉辦聯繫，國務院軍轉辦按有關文件給予了妥善安置。
現在，吳新潮說：「本來我們父輩就是老百姓，轉了一圈兒還是老百姓，我們高高興興地過日子，認認真真地當好老百姓。」
凡有人活的地方就能活
李作鵬有五個子女。其中老大李冰天，海軍專科學校畢業，原在海軍北海艦隊青島警區工作，因受李作鵬問題影響，轉業時安排到內蒙古自治區海渤灣玻璃廠，李冰天要求專業對口，調整工作。
中組部和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組織部和交通部協商，於1979年將李冰天調到交通部工作。交通部考慮其所學專業，將他分配到交通出版社搞航海資料工作。
富有戲劇性的是李作鵬的女兒李大征。有媒體報道：41年前，在遼寧省文聯從事美術創作的英俊小生劉偉欽，由於某種機緣成為副統帥林彪之女林豆豆「附馬」人選之一，最終又因為林豆豆對他沒有感覺而落選。這使他得以逃過後來那場滅頂之災。
躲過大劫，風浪依舊。九一三事件後，劉偉欽也被收審，因為他娶了林彪集團「四大金剛」之一李作鵬的女兒。
當年一家分崩離散，不知東西，在三零一醫院上班的李大征被打發去了山西小山溝里的野戰醫院，際遇變化，她的生存信念反而明確了，「凡是有人活的地方，我就能活」。
他們同於1979年結束長達八年的審查下放生活，轉業回到瀋陽。
劉被安置在瀋河區文化館，李大征則到了瀋河區第四門診部，一家四口住在15平方米的小平房。迫於生計，1980年劉偉欽停薪留職，擺攤賣起了對聯。做小買賣當時尚屬低賤營生。開始李大征有點兒抹不開面子，沒好意思跟着劉偉欽出去拋頭露面：以後私營經濟蔚然風起，他們的生意也愈做愈大。1990年代初，中國的萬元戶尚屬稀有，他們在瀋陽已經買了別墅。劉偉欽夫婦如今也身家不菲了。
李大征的人生體會是「為什么小草能從石頭底下鑽出來?你要是平平淡淡，也可能就被踩死了，沒生命力了。反倒是重壓之下想方設法找個空兒往外擠。」
邱會作一家的故事
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對邱會作這個名字都不會陌生，作為林彪反革命集團「四大金剛」之一的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期曾紅極一時，而隨着林彪事件的發生，邱會作也跌下歷史的舞台。從「紅小鬼」到共和國中將，從禍國權臣到階下囚，最後成為一個尋常的老人，邱會作的一生扮演了幾個大相逕庭的角色，頗值得探究。
據《邱會作回憶錄》披露，1981年8月，考慮到邱會作等人年事已高，中央做出對他「保外就醫」的決定。邱會作的老伴胡敏原籍是陝西西安，邱受審查期間她也一直過着被審查、改造的日子。隨着邱會作保外就醫，老兩口終得團聚。
剛到西安，老兩口居住在民宅區，房間面積比較窄小，每月生活費一百元，過着一般市民的生活。到1983年，他們的每月生活費增至二百元、三十斤糧、半斤食用油，有病在省人民醫院就診。
胡敏對老伴晚年的生活照料頗為盡心，到西安不久，便重操起醫生的舊業，開了個小診所，一來可以貼補家用，二來也方便有心臟病、肺氣腫等疾病的丈夫打針吃藥。在西安，邱會作曾多次住院。當這對步履蹣跚的白髮老人相依相伴地出現在醫院時，人們心中便漸漸淡化了對邱會作的憎恨，取代的是對人非境遷的感慨。
雖然已是平民一個，邱會作仍非常留心國家和世界大事。20世紀80年代，他的經濟條件不允許訂購報紙，他就採取快借、快讀、快還的方式，向左鄰右舍借報紙看，鄰居也都願意借報給他。
邱會作的一生多半從事軍隊的財政經濟工作，對中國的經濟改革尤為關心，經常在人前人後發些議論，暢談自己對國家經濟發展的觀點。除此之外，他把大部分時間用來練毛筆字和寫回憶錄。用他自己的話說，練字可以修身養神，充實生活;寫自傳可以省行悟事，對歷史和後人有個交代。
上世紀90年代初，邱會作夫婦的居住條件得到較大改善，組織上將他們安排在西安市南郊某干休所安度晚年，住房面積約170平方米，與原來的相比，真是天壤之別。邱會作每月的生活費也跟着漲至一千五百元，還為他配備一輛汽車。晚年生活衣食無憂，豐富充實，使得邱會作身體硬朗，精神飽滿。只要與他接觸過的人，都會感到這位老人坐有坐相，站有站姿，腰杆筆直，走起路來挺胸昂頭，說起話來聲音洪亮，思維條理清晰，廢話不多，絲毫看不出是個年過八旬的老人。
2001年底，邱會作因多種老年病纏身，被接回北京，組織上安排他住在協和醫院高幹病房進行觀察治療，直到次年7月18日在醫院安然逝去，終年八十九歲。
邱會作有四子一女。長子邱路光，次子邱承光，三子邱光光，四子邱小光。邱路光原來在一個商學院做老師，後來也下海了。老三也下海經商，老四從石家莊一個國營汽車製造廠退休。小女邱小京嫁給父輩一個老戰友、某開國少將之子。
邱家長子邱路光曾經回憶：趙紫陽的確給我們這些子女解決了一些實際困難。當時，我在北京商學院當教師。我在那兒教了八年書，一直沒有房子住，晚上就睡在教研室的桌子上。不幸的是，我的腰被汽車撞傷了，傷了八根骨頭。正好，趙紫陽的兒子回北京，我們倆是大學同學，他讓我寫封信。大概是1987年11月，我寫了一封信，交給趙二軍。二軍進中南海回家也就十分鐘，趙紫陽就批了，二軍給我複印了趙的批示。批條上面寫着：「告訴部隊，恢復原來的行政級別。告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適當分配住房。趙紫陽。」我看了以後太激動了!有些事，搞十年搞不下來;有些事十分鐘就搞下來了。
除《邱會作回憶錄》外，邱家次子邱承光在香港出了一本和父親邱會作對話的書：《心靈的對話》。據說他是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的高材生，懂俄、英兩國外語，文化革命中恐遭到江青的迫害，棄筆從戎到廣州軍區司令部某部門當參謀。
他寫過一篇回憶文章：1971年國慶節假日剛過，團政委突然讓保衛股長來叫我。政委嚴肅地說，上級決定送你到廣州學習。我說回去準備一下，他說不必了，這就走。我們到了廣州，在軍區附近的中山二路一個院子的樓里住下了，大門口站着雙崗，樓門口有內崗，是特別加強的警戒。還有人押進來，他們是黃永勝的兩個兒子，還有幾個穿空軍衣服的年輕人。
一會兒，一名幹部來向我們宣讀文件，是1971年9月29日發出的《中共中央通知》，內容只有一句話：「鑑於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四同志參加林、陳反黨集團宗派活動，陷入很深，實難繼續現任工作，已令他們停職反省，徹底交待。」聽到這兒，我的頭轟一下，感到全身發熱……我難以置信，我9月7日離開家，才幾天就發生「九一三」，一點跡象也沒有呀!
1971年的年底近了，天氣變涼。廣東的冬天並不嚴寒，可是我突然感到很怕冷。我沒有任何家人的消息，也不許離開營區外出，只是工作還「正常」，但我知道，今後一定有苦日子難熬。我開始天天洗冷水澡，經常跑步鍛煉，對寒冷逐漸適應了。
邱會作次子承光與白雪一段愛情故事令人唱嘆。人所共知，邱的妻子胡敏是為林彪兒子林立果「選妃」的主要角色。當她看到美麗典雅的一個女青年白雪時，也不可能完全摒棄私心雜念，一個天衣無縫的計劃在胡敏腦中形成，她立即付諸實踐。在胡敏的活動下，白雪不久應徵入伍，成為北京解放軍總醫院的一名戰士。有一天，邱承光被母親從廣州召回。當他風塵僕僕地回到自家的院落時，一個女兵美麗的倩影映入了眼瞼。正像她的名字那樣，她潔白純淨得如同白雪一般。
1969年秋，在白雪即將赴西安第四軍醫大學上學之際，邱承光從廣州回到北京，兩人正式訂婚。從此，他們天各一方，鴻雁傳書，互傾衷腸。想不到，溫都爾汗一聲飛機墜落的巨響，把兩個人震得音訊杳無。
在把有些問題交待清楚後，邱承光便踏上尋找未婚妻白雪的漫漫長途。
據可靠消息說，白雪就在南京無錫一帶，然而他就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其實，白雪就在那一帶的郊區農村，只是因為已經改名為薛靜，所以硬是找不着。
當身心疲憊不堪的他拖着沉重的腳步來到南京市郊一家百貨商店門口，準備進去買點東西，然後乘車離開此地時，一張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出現了：三米遠處站着的正是他朝思暮想的白雪!
不久，邱轉業。在領導上徵求他對自己去向的意見時，他只講了兩個字：「無錫」。邱進入無錫一家機械廠之後，便與白雪辦了結婚手續。當時是1978年，邱31歲，白29歲。婚後，邱經過各種努力把白雪調到了無錫市一家事業單位工作。不到一年，就得了一個活潑可愛的女兒。之後，白雪靠着自己的才幹在民主選舉中走上醫院領導崗位;邱也已成為一名出色的工程師。邱會作生前曾感嘆地說：「他們的愛情是非常純潔的，非常真誠的。」
邱承光最後在中信公司退休，現在是一名文革史研究專家，筆名程光。
在某類戲謔環境中，他們被視為「黑二代」。但黃春光不接受「黑二代」稱號：「我們可不認為我們是『黑二代』啊，我認為我是共產黨的基石，我們仍然屬於這個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