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在宋朝與遼朝接壤的雄州容城縣、歸義縣邊境線上，存在着一段特殊的區域，叫做「兩屬地」，宋朝與遼朝政府都認為對它擁有主權與治權，有點類似於現代國際社會中的「共管地」。生活在宋遼「兩屬地」的居民，叫做「兩屬戶」，有點類似於現代國家中那些具有雙重國籍的人。也許我們可以想像：「兩屬戶」要繳納雙重賦稅，服兩份差役，人身自由又受到諸多限制，他們的生活狀態一定很差勁吧?一定有許多人想努力擺脫「兩屬戶」的身份吧?然而，事實與我們的想像恰恰相反，雄州「兩屬戶」的生活條件相當不錯，「兩屬戶」人口也迅速增加——這說明很多人願意成為「兩屬戶」。本文摘自騰訊《大家》，作者吳鈎，原題為《宋朝雙重國籍居民的幸福生活》。
宋徽宗趙佶畫像
北宋時，在宋朝與遼朝接壤的雄州(今河北雄縣)容城縣、歸義縣邊境線上，存在着一段特殊的區域，叫做「兩屬地」，宋朝與遼朝政府都認為對它擁有主權與治權，有點類似於現代國際社會中的「共管地」——今天歐洲的雉島，是法國與西班牙的共管地;摩澤爾河區域，是德國和盧森堡的共管地;而鄰近北極圈的漢斯島，則是丹麥與加拿大的共管地。許多政治學者都會讚賞說，歐洲國家設立共管地，體現出務實、理性、妥協的政治智慧。但他們對一千年前的宋遼「兩屬地」卻甚少注意。
生活在宋遼「兩屬地」的居民，叫做「兩屬戶」，有點類似於現代國家中那些具有雙重國籍的人。當然，國籍是民族國家的概念，宋朝那時候，似乎還沒有國籍的觀念。不過，許多歷史學者也相信，宋代中國已經發展出近代民族國家的雛形，在與遼朝的外交關係論述中，疆界、領土、國使、條約等概念已經清晰地出現。所以將「兩屬戶」理解成具有雙重國籍的居民，也不算荒謬。
北宋時代的「兩屬地」、「兩屬戶」，其實是五代戰亂的歷史遺留問題。五代時，王朝頻繁更替，割據政權並立，後晉向大遼割讓燕雲地區，容城、歸義兩縣也在割讓範圍內。後周又收復容城縣南境與歸義縣南境，並設立雄州，統轄容城、歸義兩縣。趙宋立國後繼承了這一政治遺產，在雄州拒馬河與遼朝對峙。
遼朝也在拒馬河之北重置歸義、容城兩縣，僑借涿州新城為治所。於是在拒馬河兩岸出現了兩個歸義縣、兩個容城縣。河北岸的容城縣與歸義縣歸遼朝實際控制，河南岸的容城縣與歸義縣歸宋朝實際控制。但雙方都宣稱對完整的容城縣與歸義縣擁有主權，有點「燕雲只有一個容城縣、一個歸義縣;拒馬河兩岸同屬容城、歸義」的意思。
宋遼相互征伐多年，一方要北伐，收復燕雲故土;一方要南征，搶回雄州失地、進而問鼎中原，各有勝負，相持不下，最後雙方終於意識到和平的重要性，遂於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訂立「澶淵之盟」，以拒馬河為界，河之北疆土歸遼朝，河之南疆土歸宋朝。同時承認既成事實，將拒馬河兩邊劃為緩衝區，默認為「兩屬地」。南岸「兩屬地」的範圍，大致為拒馬河以南、雄州城以北寬約四十餘里的狹長地帶。北岸「兩屬地」的情況，由於史料匱乏，今人了解極有限，想來應該是涿州新城以南、拒馬河以北的狹長地帶。
生活在「兩屬地」的「兩屬戶」，需要同時向宋朝與遼朝納稅(宋太宗已蠲免了雄州「兩屬戶」的賦稅，後來宋政府考慮到「兩屬戶」如果只向遼朝輸稅，久之恐怕只會對大遼產生國家認同，於是又象徵性地向「兩屬戶」徵收「馬椿火牛草」)，並為兩邊政府服差役，所以又稱「兩輸戶」。
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宋政府對拒馬河南岸的「兩屬戶」作出種種限制，比如禁止他們與遼人結婚;剝奪他們與趙氏宗室聯姻的權利;不准他們私自出本州界，違者判處徒刑。遼政府對「兩屬戶」的政策不詳，想來應該差不多。
也許我們可以想像：「兩屬戶」要繳納雙重賦稅，服兩份差役，人身自由又受到諸多限制，他們的生活狀態一定很差勁吧?一定有許多人想努力擺脫「兩屬戶」的身份吧?然而，事實與我們的想像恰恰相反，雄州「兩屬戶」的生活條件相當不錯，「兩屬戶」人口也迅速增加——這說明很多人願意成為「兩屬戶」。
這是為什麼呢?原來「兩屬地」的性質使得當地的政府與治理形成了一種比較奇特的競爭性。什麼意思呢?我們先來看一個例子：宋徽宗時，雄州發生災荒，「兩屬戶」請求雄州政府蠲免稅收，雄州政府沒有答應。鄰近的瀛州太守王漢之得知後，將雄州官員痛罵了一番：「雄州規小利，失大體。萬一契丹蠲之，為朝廷羞。」這個故事透露出一個信息：宋政府與遼政府在「兩屬地」是暗暗較勁兒的——看誰對「兩屬戶」表現得更優恤。「兩屬地」發生了災荒，一方政府宣佈蠲免賦稅，另一方政府如果沒有跟上，就會覺得羞恥，會讓「兩屬戶」失望，也會被對方政府取笑。
因此，宋遼政府對「兩屬地」居民的賑恤通常都是爭先恐後的。如熙寧九年(1076年)三月，雄州政府向朝廷報告：「全屬南與兩屬人戶並緣邊州軍，累值災傷，物價騰踴，民甚飢窘。乞撥軍糧二三萬石與常平谷，減價，以日計口數，糶與歸信(宋境的歸義縣後更名為歸信縣)、容城兩縣全屬南及兩屬人戶。」朝廷立即批准了雄州政府的請求，下詔撥軍糧三萬石及常平倉儲糧、封樁銀給雄州政府支配，減價糶給容城縣、歸義縣的全體居民，包括「全屬南戶」與「兩屬戶」。
同年下半年，遼朝政府也宣佈賑濟「兩屬戶」。宋朝得悉這一消息後，給沿邊政府下發一道批示：「北人忽爾逾常，飯恤兩屬之民，意必別有所在。可嚴責雄州及緣邊安撫司，委刺事人鈎測其端以聞。」要求雄州等沿邊政府密切留意遼朝政府的舉動，千萬不要讓遼政府搶走民心。
次年，即熙寧十年(1077年)，雄州政府發現遼政府召集「兩屬地」五十八村的首領，以及逃移歸業的「兩屬戶」一百五十四戶，宣佈給予賑貸。雄州政府一面致信遼朝涿州政府，抗議「官吏賑貸」;一面火速報告朝廷。宋廷批示：「雄州體量上件所貸民戶，如委闕食，相度具當如何賑濟以聞。」隨後，雄州政府免掉了「兩屬戶」的賦稅，並向他們「賑濟米豆」。
正是因為宋遼兩朝對「兩屬地」的治理存在這種奇特的競爭性，雄州政府偶爾拒絕蠲免「兩屬戶」稅收，才會被瀛州太守王漢之視為是「規小利，失大體」、「為朝廷羞」的蠢事。
雄州「兩屬地」的政治競爭性，不單表現為兩邊政府競相賑恤「兩屬戶」，而且，當一邊政府過度役使「兩屬戶」、導致當地社會秩序受到破壞時，另一邊的政府還會致函對方，表達抗議。如熙寧九年，遼朝政府在「兩屬地」的費家莊六村抽壯丁六十人，置弓箭手。雄州政府即「移文涿州詰問」。
還有一次，由於「遼人刺兩屬民為兵，民不堪其辱」，許多居民都棄家投奔雄州城，「有大姓舉族南徙，慕而來者至二萬」。當時的雄州太守張利一馬上發糧賑恤難民，同時移牒詰問涿州，自此之後，遼人遂「不敢復刺」雄州「兩屬戶」服兵役。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兩屬地」的政治競爭性，讓「兩屬戶」多了一項選擇權——儘管他們不能如同現代民主制下的公民那樣用手投票選舉政府(民主選舉制實際上就是一種競爭性政治，西方政黨政治中，政黨為討好選民，往往都會承諾減稅、增加福利，以致在福利國家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卻可以「用腳投票」選擇政府。當遼朝政府虐待他們時，他們就選擇投奔宋朝政府。反之亦然。
來看一個例子吧。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雄州兩輸戶避北界差夫及科柱木修涿州城，各攜家屬來，近本州並關城居止」。神宗指示說：「兩輸戶避役逃移，不免失所，其給口食賑恤。候北界移役少息，諭令復業。」
這時候，遼朝涿州也致函宋朝雄州，表達抗議：「南界縣官以兵馬遮約，不令應役，請速遣回。」雄州政府既沒有依遼朝政府的要求即刻遣返難民——這麼做顯然不合人道主義;也沒有將這些難民納為全屬南居民——這麼做將造成宋遼關係的緊張化。而是根據樞密院的指令，採取折中做法：出榜安慰逃難的「兩屬戶」：「不可遠棄家產，候北界差科稍息，有人招呼，各歸復業。」
一千年前，宋遼兩朝在訂立和平協約之後，承認現狀，將邊境一部分地帶劃為「兩屬地」，由此形成了一種競爭性的治理秩序，這種競爭性的治理讓「兩屬戶」獲益，因此「兩屬戶」才會越來越多。宋人(當然也包括遼人)表現出來的政治智慧，我覺得不差於現代歐美國家在邊境設立「共管地」的務實做法。
